我的大舅茅于轼(组图)

《我们家的人和事儿》茅青  定价：29.80元江苏文艺出版社

茅以新夫妇和四个孩子。后排右一为本书作者的母亲茅于兰，右二为茅于轼。

作者茅青为法国华裔媒体人，茅以升的外孙女，茅于轼的外甥女，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主持人。

    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家族传记作品，从一个家族内部成员的角度，挖掘家族里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儿，茅以升、茅于轼等一大批茅家成员的故事和细节，都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可贵的是，作者站在现代国际媒体人的角度，已经超越了为家族讳、为尊者讳的局限，坦率道来，不溢美，不避嫌，一切从实写来。家族成员经历的坎坷，以及家族内部的变故，都拿到外面说。

   “我家这几代人几乎都是文人或称做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经商。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的缩影。我们这五代人的经历见证了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梦所作的努力、遭遇的挫折和走过的弯路。有时，一段小小的弯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青少年时期

    大舅于轼1929年1月14日生在南京，但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去了杭州。大舅属龙，而他父母均属虎。茅家的老人认为，这不成了“龙虎斗”了吗？家里今后可不得安宁。于是就给大舅取了小名，叫“虎儿”，意思是虎的儿子，这就不会同父母打架了。五岁的时候，于轼上了杭州狮虎桥小学。因为刚入学，不太懂学校的规矩，有一次校长因为一件小事情训斥他，还当着很多人的面让他难堪。别看于轼年龄小，却很要强，认定自己没犯错误，心里憋着气。在校长讲话的时候，他就伸出小脚狠狠踩校长的脚一下。可能因为人小，脚底下也没多大劲，没把校长踩疼，反倒把校长逗笑了，也就没有惩罚他。于轼说：“当时中国师生关系其实比现在要好，学生的学业压力也比现在小得多。只要老师教得好，对学生稍有爱心时，学生上课自然就能用功学习。”他清楚地记得，如果是水平差的老师或者不会讲课的老师上课，他就很害怕，因为他完全没有听懂，考试当然也考不好。但老师如果会教课，学生就对学习有兴趣，学习成绩也能上去。

　　1945年，全家随父亲来到重庆，这时于轼应该上高中二年级了，他先上了重庆一中，后来考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他最喜欢的学校，尽管他在南开中学只读了高三一年，但这所学校对他终生都有影响。

    南开中学位于沙坪坝，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他特别强调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另一个特点是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给于轼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数学老师伉铁健，他讲解析几何时条理之清晰，思路之完整，解释之认真令于轼终生难忘。于轼认为自己的数学基础和对数学的兴趣，全部来自南开中学的伉老师，因为伉老师，于轼日后才能考上上海交大。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学校的学生都是考进去的，没有人走后门。学校的气氛也很好，同学们可以自由地讨论政治。但于轼当时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也不关心大家辩论什么，他只想好好读书。当时学校对学生成绩要求也很严，如果有几门功课不及格就必须留级，因此学生们读书很用功。于轼也参加课外活动，他与同学沈逢吉和张若衡一起办过英文壁报。沈和张英文都比他好，于轼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沈逢吉的父亲是英国文学教授，因此沈逢吉的英文好似乎在情理当中。可是张若衡是农村出身，他的英文水平甚至胜过沈逢吉，这多少有点令人吃惊。于轼认为，实际上农村的孩子有很多聪明的，他们只要有机会上学，并不比城里孩子学习差。现在的人常常看不起农村孩子，一点道理都没有，农村孩子就是家庭条件差而已。于轼记得张若衡在高中就能读莎士比亚原文，还能非常自如地用英文写作，墙报上很多文章都是张若衡写的，于轼对张若衡非常佩服。于轼说他自己只写写小文章，和他们比，他的英文程度差多了。他们还常去女生部征稿，每次征稿就是一次同女生接触的机会，于轼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会穿得整整齐齐很有礼貌地同女生讲话。在南开于轼还第一次上了体育课，他最喜欢单双杠和跑步游泳等运动。在南开中学，于轼第一次感受对体育和音乐的兴趣，学校也有这样的气氛，同学中很多人玩小提琴和其他乐器。于轼在南开自己学会了五线谱，还喜欢唱歌。

    1946年，抗战已结束，大家纷纷回到家乡，于轼也考上了上海交大，离开重庆去了上海。于轼记得他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一块巧克力吃，抗战逃难的十几年中一直没吃到过巧克力，真想吃呵!

   考入上海交大

    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搞理工科的，于轼决定学习机械，当时的风气也是机械吃香，学机械能学到硬本事。那时中国大学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考试和招生制度。于轼因为弟弟于杭患阑尾炎，母亲不在重庆，只得靠他照顾弟弟，因此他在重庆滞留了一段时间，错过了北大清华的考试。但还有时间考上海最好的大学——上海交大。第二天就要考试了，于轼头一天晚上才乘飞机到了上海。由于没时间复习，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于轼考试完毕后回家等待了一个多月才到了发榜的时间，他急忙去学校查看自己的名字，在机械系的录取名单中，怎么看也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原本以为自己名落孙山了，可是随着目光慢慢往下移，在工商管理系录取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他考上交大工商管理系最后一名。当时的工商管理专业可是冷门专业，学习成绩好的人都不会考这种专业，于轼当然不太高兴。但是想想，不管怎么说上了交大总比没考上强。于轼在工商管理系读了一年，正好他父亲的朋友柴志民在交大教书，他找到了柴志民诉说了自己想上机械系的愿望，柴志明从于轼小的时候就与他很熟，于是答应帮助于轼转到机械系，在柴志民的帮助下，第二年于轼终于如愿以偿转到了机械系。

    交大学习非常紧张，老师水平高，对学生要求严格，于轼的学习成绩属于中等，但交大的学习培养了他的钻研能力。于轼认为，他在交大学习起初不够刻苦，主要因为兴趣过于广泛而分散了精力。于轼从南开延续而来的对体育和文艺的兴趣在大学继续保持且进一步发展。于轼仍旧勤练单双杠和引体向上，只要有女同学在场的机会，他就要给她们表演一下在双杠上翻跟斗的动作技巧，博得女同学的掌声。有一次体育考试，有一个同学不会做引体向上，就请于轼代他考试，于轼乐而为之，他做引体向上一次能做三四十个。于轼还酷爱跑步、打篮球、打乒乓球、踢足球等。他代表交大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火炬接力赛。除了体育之外，他还喜欢音乐，经常与同学一起去上海兰心剧场听交响乐。当时音乐会门票不贵，大学生听得起。爱听音乐的习惯于轼一直保持至今。大学三年级时，于轼开始学拉小提琴，老师是著名的小提琴家杨秉荪。于轼学习提琴的兴趣非常浓厚，每天练习至深夜，两年后已经能拉贝多芬和巴赫的曲子。这些业余生活多多少少影响了于轼的正业，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水平。从长远的观点看，大学期间丰富的文艺生活对培养一个人日后的生活情趣不无益处。只有大学时代我们可以享受自由自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当我们步入职业生涯，就很难有闲情逸致去享受生活了。于轼认为，在大学锻炼身体也非常重要，因为以后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但过去人们对运动不太重视。他记得当时上海交大的同学里面很多人身体都不好，就是不重视运动造成的。上海交大当时只在一年级设有体育课，体育课不受重视，连老师都常缺勤。

    于轼尽管学习成绩属于中等，但他对大学里上的几门课还是非常有兴趣的。在大学他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物理和机械理论课。大学毕业乃至工作后，于轼对数学的兴趣有增无减。60年代，美国数学家里查德·贝尔曼撰写的《实用动态规划》一书对他影响最大。贝尔曼在变分法、自动控制、逼近论、控制论、运筹学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贝尔曼还有一个特点是用浅显的语言讲述复杂的数学公式。于轼晚年研究择优分配经济学理论，并且引用日常生活琐事为例讲解经济学道理，都与读贝尔曼的书有很大的关系。

    大学四年级开始分专业，有汽车，航空，动力，机械制造等。于轼选了机械制造，专攻火车头。交大的老师中，于轼最喜欢的老师有陈大宋、楼宏棣、金克、朱物华等人。当时课本多是英文课本，因为有不少教科书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学生读英文专业书比较习惯。

    于轼曾说，当时社会上，看一个人有没有水平就看他是否精通“英、国、算”，他的父母，伯父也常常这样鼓励他。交大的很多课程都是用英文讲的，使他的英文能力得到提高。中文水平主要是靠南开中学和祖母给他打下的基础，于轼枕边经常放一册《古文观止》，闲来无事时就会读几篇脍炙人口的古文，这不仅陶冶了他的性情，对他日后的写作也有不少帮助，数学则是在交大打下的基础。英文好，开拓视野；国文好，能写文章；数学好，触类旁通，有助于学习和研究其他学科。其实，到现在为止，精通英、国、算（现在通常叫“语、数、外”）仍是衡量一个人才能的标准。

   茅于轼的初恋

    我的几个舅舅从不避讳讲自己初恋的故事，我和表弟妹们对他们的初恋耳熟能详。大舅的照相簿里有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士的照片，熟悉因为每次翻照相簿总能看到这位女士，陌生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女士本人。这位女士就是大舅的初恋女朋友，江女士。照片虽然年代很久但是保存得很好。江女士隽秀迷人，眼睛炯炯有神。这样一位靓丽的女性怎么与大舅无缘呢？大舅给我们讲了他的初恋：江女士是大舅高中时的同学，尽管两人在一起仅一年的时间，但颇为情投意合。但是江女士同时还有另一个追求者——段先生，江女士因此犹豫不决。两个小伙子都非常出色，且情意绵绵。但于轼以后随父母四处迁徙，上大学，分配工作，十几年都没有见到江女士。两人只是通信交往，而江女士身边却有段先生陪伴左右。于轼去齐齐哈尔工作的同时，段先生去了沈阳工作。于轼写信给江女士，希望她到齐齐哈尔来，因为于轼始终爱着她。江女士这时觉得必须做出抉择了，她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段先生最好，于是写信拒绝了于轼，说她要去沈阳找段先生。江小姐的断交信令于轼非常痛苦郁闷，一个失恋的年轻人又没有人可诉苦，只好写信给母亲，将与江女士断交的实情告诉母亲，并希望母亲帮他物色对象。母亲当然替儿子揪心：远在东北，生活工作本来就辛苦，现在又失恋，再加上于轼当时身体不太好，母亲就写信要儿子回北京休息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母亲开始为儿子物色对象。茅家和陈家亲戚非常多，而且大多在南方，要找一个江南女子应该不困难。母亲托了很多亲友给儿子挑选女友，果真有人介绍了一位苏州小姐，正在无锡助产学校上学的年仅十九岁的赵燕玲。赵燕玲的父亲是会计师，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是长女。母亲看了赵燕玲的照片很满意，就写信告诉于轼。母亲满意的人一定不错，于轼非常高兴，立刻回了北京。于轼回到北京休息调养了几天后，母亲就带着他去苏州相亲。没想到，一见面，于轼立即被赵燕玲的美貌所吸引，当即表示满意。于轼同赵燕玲定下关系后不久就回到了齐齐哈尔。一天，于轼突然收到从沈阳寄来的信，一看笔迹是江女士寄来的，江女士在信上倾诉说，她到沈阳找段先生，没想到段先生已经有了新的女友，这对她打击太大了，她希望到齐齐哈尔来找于轼。读完信，于轼感到非常为难，他同赵燕玲确定了关系，赵燕玲已经接到调令，很快要到齐齐哈尔来了。于轼想，尽管他对江女士仍旧有好感，但不能对赵燕玲不负责任，再说，当初是江女士先选择了他人，让他好生伤心，现在于轼不能再让别人伤心了。于轼回信表明了态度，江女士当然非常难受。这真是：初时两才子，含情脉脉难分高下，转眼间，都心有所属成陌路人。江女士一气之下去了海南岛，不久嫁了一位医生。大舅说，江女士找的丈夫蔡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好的男人。

    大舅同江女士尽管没有成为终身伴侣，却一直保持联系至今。值得称道的是，大舅和她一直保持朋友关系，并没有反目为仇，互相憎恨。大舅妈也不嫉妒，反倒常常跟他开开玩笑。人生短促，难得有几个知心朋友或红颜知己，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呢。（本文有删节）

(本文来源：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