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80后农民进县城买房这一现象出发，发现了以县城为关键环节，大城市（群）/县城/乡村相互协调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乡村社会要保持稳定，为外出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和补给线；在大城市（群）这一头，积极维护农民工的权利；县城则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房地产市场，鼓励农民进城定居。80后农民进县城买房是城乡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并且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农民进县城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修正了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提供了城乡一体化的新模式和具体路径，可以有效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80后农民；县城；城乡一体化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一体化成为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总抓手，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和政界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在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之间仍然存在张力和分歧。这些主张更多停留在战略和政策的层面，对农村的实际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想法不够重视，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缺乏农民主位的考察，城乡一体化的主体、动力和路径并不清晰。本文作者在湖北英山、荆门等地农村进行了田野调查，从80后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中发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以县城为关键环节的城乡一体化新模式，这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一、县城买房：80后农民的新选择

　　调查发现，80后农民生存状态及其价值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一方面，他们离开家乡到城市里打工，受到工商业社会规则的规训，追求农业之外的生存模式，但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印象非常模糊，繁重而又枯燥的工作屏蔽了闪闪的霓虹灯。另一方面，他们这一代人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也已经不习惯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模式，在城市里打工的时候想念家乡，在农村的时候想着尽早出去打工做事。他们这一代人已经无法离开城市，无法离开打工，但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于是，有人希望通过打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不惜走上非法的道路，也有人希望回到家乡谋发展，不想漂泊在城市里为他人做嫁衣裳，更多的人则被卷进了城乡之间的往返，在城市—乡村的流动过程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很难说是城市的，也早已不是乡村的，流动和过程是他们生活的底色。同时，80后农民无疑是富有创造力的一代，他们将打破我们对农村农民的传统看法，在往返于城乡的过程中，80后农民发现了一个适合他们的地方，就是他们家乡的县城，一方面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同时不必支付太高的生活的成本，并且还可以从自己的村庄获得资源的支持，选择县城，无疑是在大城市/乡村之间的一个折中选择，80后农民的这一折中选择不仅对他们自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对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了城乡一体化的一条新道路。本文在城乡一体化的背% New Roman'">平方米至1350元/平方米之间。在笔者调查的一个村庄，村里去县城买房的已有10多户，年轻人到县城买房，多为25岁左右，父母50岁左右，全家都在外面打工，收入有个上十万，就可以到城关买房了，通常是下辈人到城关去住，上辈人在村里住，除了打工没有别的财富来源，一个人打工一年就是万把块。

　　年轻人打工都想跳出农门，都不想在家里，都想到城市里去，追求一种城市的生活模式，只要是年轻人，都是那种情况，年轻人想在农村建房的少，至少要到镇里去买房。英山杨坊村9组有3家在县城买了房子，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挣到了钱。郭某找的媳妇是本县的，父母都是老实人，常年在家的，去年夏天在县城买的房子，花了8、9万，2室1厅的房子，今年在老家举行的婚礼。买房的钱都是靠打工挣的，他常年在外打工，过年的时候回县城里住。现在社会发展了，年轻人要过城市里的生活，农村住不惯了，城市生活方便些，环境好。还有一个小组有5、6家到城关买了房子，一般都是年轻夫妻到县城去住，老人住在老房子里。

　　在笔者调查的荆门官村，一个小组就有6个年轻人到城里去住，都是打工出去的，有的在荆门打工，有的在外地打工，都是80后的，这种情况几乎每一个小组都有，这些人的户口都在农村，全村30户在荆门买房。他们为什么到城里去？有人觉得到城里买房就是城里人了，有高人一等的感觉，有些人是不想回农村了，还有一部分人看人家买了，我也买，很盲目的跟风，以后还可能会回来。有一个84年的小伙子，当兵退伍以后回来做生意，还没结婚，他是不可能在农村的，他不可能回来种田，他有条件，有亲戚在荆门，在荆门买了房子。82年出生的一个小伙子，未婚，今年准备结婚的，毕业后在荆门当学徒，修理工，学了两年，一个人出去开门面，谈了朋友，对象是本村的，姑娘说你什么时候在市里买房子什么时候结婚，那是硬要的，买房子就结婚，不买房子就不谈了，这样的事情非常多，这在当地农村已经成了一个趋势。不光年轻人，父母在选女婿也会看重这一点。没办法，小伙子家里只好上半年就在市里买了房子，自己家的钱肯定不够，找亲戚邻居借，凑和一起才能把房子买下来。这种情况现在占到进城买房的80%，即80后农民进城买房80%是结婚时女方提出的要求，不买房不结婚成为一个农民定居县城的一个助推器。

　　在英山调查时也是如此，特别是那些生了儿子的家庭，或者做楼房，或者在城关买房子，有一家出去买房了，其他家也就跟着出去买房，比着来，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笔者调查村庄10组的一个年轻人，28岁，没有结婚，不善于搞那个业务，他叔做媒，介绍了邻村的一个女孩，在广州打工，做物业管理，很漂亮，一个月1000多元，两人见了面说可以，条件是必须在城关买房子，你买了房子我就跟你，只好借钱买了房子，首付四万，每月贷款，凭打工的工资单就可以在建设银行办贷款手续，在县里的莲花小区买的房子，这是形势所迫。

　　在英山调查时发现，也有40多岁的中年农民去镇上买房的，他们都是去镇上做生意，但镇上不太像城关，城关就是城市的气息了。据一位基层干部讲，现在县城莲花小区买房的青年农民占了买房户数20%的比例，买房的钱全部来自于打工收入，不能打工了，可以做个生意什么的，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保守的不敢出去，只能在农村住，怕以后不能打工了，生活不开，没那个胆量的就不敢，有胆量的思想开放的就敢去。80后农民在家里住不习惯，琐事太多，不像城市那样归类很简单的，在城市用钱消费习惯了，农村还没有宽带网。5组一个青年，很会跳舞，在上海跟人家跳舞，但回家跳不了舞。不买房就找不到老婆，成了家的则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为了孩子的教育，县城的教育要好一些。由此可见，到县城买房，已经成为一个潮流，而不只是个人的选择了，这就意味着80后农民进城买房的萌芽状态即将结束，成为一个方向，这势必对国家城乡一体化战略和县城的发展定位产生重大影响，而我们对这一问题显然重视不够。本文就是要从80后农民的生活选择出发，发现这种萌芽，并进一步分析这种选择能够实现的经济社会条件，包括外出务工和家庭代际关系，正是这两个条件使80后农民定居县城的生活选择能够实现，并且成为一个潮流，对农村发展和国家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二、80后农民定居县城的支持网络

　　80后农民之所以能够走出村庄到县城定居，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最为关键的，一是外出务工，如前文所述，通过外出务工，农民习得了工商社会的规则，获得了货币收入；二是农村家庭的支持，80后农民及其组成的小家庭获得了父母的最大程度的支持，进城买房是全家人一起攒钱，并且他们在县城定居后，仍然需要农村的支持，从农村获得了粮食蔬菜和人情网络，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农民进县城是无法实现的。

　　杨某，荆门官村人，82年生人，17岁出去学厨师，在荆门、宜昌等地打工，善于交际，拜一个有钱的老板为干爹，取得了第一桶金，入股份搞客运，在荆门买了一栋房子，夫妻二人一直在外地打工，自己的小孩交给父母带，留在家里，父母还帮其种了4亩田，水稻油菜收入全部交给他，过年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市里住，平时房子都是空的，年货都是从老家带过去的，猪肉、鸡鸭、鱼等。这种情况很普遍，很多年轻人住在县城里，但米油等生活品还是从农村带过去。80后农民在城里生活，打工的钱加上父母劳动所得来维持其城市生活。一个米店老板说：“我是打米的，经常有打米的说，把这袋米打的好一些，我要送到城里给我的儿子。”80后农民县城生活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剥削剥削父母，实质上还是从农村提取资源，他们还是离不开农村，他们的土地和户口都在农村，他们的人情网络也主要的是在农村。

　　刘某，荆门官村人，80年生人，在荆门买房，现在在江苏打工，在家的老父母70多岁，责任田7亩由两位老人代种，父母一份不落地把土地上的收入交给儿子，两位老人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实际上剥削了姐姐和姐夫的劳动力，这实际上是通过人情网络从农村提取资源，但并不太领情，好像那是应该的，该做的。2006年，他们回来给两位老人过70大寿，对姐姐和姐夫并没有太多的人情味道的表示，为此，他姐夫特别生气，做了一件违背当地风俗习惯的特别离奇的事情，没有参加老丈人的70大寿。他们外出打工，种田、抽水、抛秧、割谷、卖粮，老人只是帮帮忙，都是由姐夫做的，并且姐夫还照顾老人，所以，他姐夫认为他们打工回来应该买点烟酒，完全靠我们的人情维持，但好像并没有怎么领会，在他姐夫看来。当地人不知道内情的，还怪我不懂礼节，老丈人的70大寿你都不参加，像什么样子。回来也是拿钱，不拿钱不回来，不回来的话也会把钱寄给他，为他个人生活好，他们打工不能给家里带来好处，今年还打电话给父母，要求把过年的年货送过去，要求更苛刻了，当然也要带上当年的收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进城买房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从农村提取资源，这种提取是通过家庭的更新换代和人情网络来实现的，这些人县城生活的维系所需要的货币则主要依靠从城市的打工收入所得。80后农民进县城买房，通过代际关联来实现县城生活。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则是农村老年人的问题，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和闲暇生活，农村将越来越成为一个老年人的乐园。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人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会觉得这样的状况效率太低，不如直接把土地规模化市场化，其实，农业生产的效率本身都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这样的方式是民间的一个自发选择，这种自发选择显然是一种比较平缓的进程，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进行调适。80后农民获得农村支持的一个制度背景是土地承包责任制度的一定30年不变，从而使他们获得了一个稳固的后方补给线。一个很显然的方面是，如果没有农村家庭的支持，县城新生代家庭是很难维系的，等80后农民的父母老了以后，事情是很难预料的，但80后农民的父母现在大都50岁左右，起码还有20年的时间可以支撑，在这二十年里，农民进城将呈现出一个强劲的态势。

　　三、县城买房的隐忧：不能打工了怎么办

　　如前文所述，80后农民生存状态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徘徊在城乡之间，这种流动性决定了他们生存模式的不稳定性，农民进县城买房虽然来势强劲，但从总体上来看还是一种自发行为，定居县城的农民并没有保障，他们还要通过外出务工和农村的父辈家庭来获得自己的收入，以维系县城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县城只是一个生活的地方，是一个消费的地方，而非一个从事生产和获得收入的地方，县域经济的低迷也无法提供充裕的收入来源，这样，这种选择就具有一定的风险，农民会想，打工又不能打一辈子，以后不能打工了怎么办？这是农民进县城买房的一个隐忧，农民的隐忧也是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着力点，国家政策能否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为进城农民提供一些保障，这是今后国家治理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英山调查时，就有农民讲，农民有一天不能打工了怎么办？我们这个地方什么资源都没有，一个人几分田，有什么用，如果外面不能打工了，都得回来，对打工的依赖程度很高。城里比农村好，都想到城市去住，农村没什么路子，年轻人都想到城市里去去，想去，但不能去，要是能去的话，年轻人都去了。一位81年生的农民，1个小孩，4岁了，在城关买了一套房子，3年了，他家在山上，年轻人都想城里舒服，都是借钱买的，两口子在外面打工，在深圳电梯厂打工，一个月2000多，老家的房子卖给了堂哥，卖了几千元，他说要在家里准备一块地皮，假如以后在外面生活情况不好的话就回来，要他哥哥把家里的几分田要给他留着看好，以后不能打工了，在县城里住就会有问题，就回农村盖房子，打工的事情谁能讲得清楚，这个东西是没有保障的，你是个打工的，别人老板随时都可以不要你，在县城生活开支大。这位农民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还有一个保底的东西，即农村还有他的土地，在外面呆不下去的时候，他还可以回来，在这里，土地的重要性就更加凸现了，这是城乡一体化的一个稳定器。

　　在调查时也发现，有很多搬到县城住的人家都想搬回来住了，用村民的话来说是，他们后悔得很，生活很难维持，甚至到菜市场捡菜叶子吃，回来又怕人家笑话他，不好意思回来。在村民看来，农村人也有盲目进城的，没有手艺，没有一技之长，城市里生活水平又高，生活会把他们再逼回农村的，甚至有一位村说：“过不了三年，城关的都要往农村里挤”，打工是阶段性的，40多岁以后，你的生活来源就有问题了，你不打工了，你回到城关也搞不了什么事做，农村人还是要叶落归根。在一部分中老年村民看来，现在往城关跑还是高潮，讲攀比，讲享受，不久的将来，城市生活水平太高了，那些年轻人只能往回搬。这种分析是有他的道理的，这都是很难讲的，但将来也许会有将来的办法，但农民的这种未雨绸缪确提醒我们的政策设计者要注意确保农民能够回得来。

　　四、县城：城乡一体化中的关键一环

　　80后农民实际上是在“大城市—县城—农村”这一脉络中考虑自己的生活定位的。一方面，80后农民在大大城市（群）呆了很多年，城市生活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收入有限，无法接触高消费的生活，根本就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也想留在大城市，比如上海，但现实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确又过不惯，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他们所不习惯的，也是不愿意接受和从事的，在家里生活会感觉很无聊，村庄已经无法吸引他们，但他们如果无法在外面安家，还是要回到村里，一切从头学起，80后农民也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虽然他们一心想离开。总之，农民很难在大城市里安家，但更不愿意在农村生活，在城乡之间的拉锯式往返中，他们选择了县城这样一个中间环节，他们在县城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不必支付太高的成本，也就是说，到县城生活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在城乡之间的挣脱与徘徊中，县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同时，他们依然会有少部分人成功地留在了大城市，有人只好回到乡村，在大城市（群）—县城—农村这一链条上，并没有固定的节点，流动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正是在这种流动中，城乡一体化得以推进，80后农民开始选择县城定居。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了早期民工潮的盲目与躁动之后，80后农民选择县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城乡一体化图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中国农村发展的前景及其问题。

　　我国的农村政策设计长期以来是在城乡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或者是让农民进城，尤其是大城市，或者主张乡村建设，让农民在农村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前者主张城市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后者则认为9亿中国农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地实现城市化（贺雪峰，2004）。但80后农民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让我们看到，他们并不是在大城市和乡村这两个极点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除了这两个极点之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选择县城安家生活，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也能从大城市获得货币收入，并且从农村获得资源，三个节点是相互联系的，在县城定居的80后农民勾连了大城市（群）和乡村，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内在机制。由此，县城作为城乡一体化的一个关键环节，应该引起政策设计者的重视。

　　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出台后，社会各界也有这样的疑惑，即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是什么关系，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才是农村发展的方向，新农村建设的某些做法是城市化相悖的，村里都没有人了，还把路修到那里有什么用？而主张乡村建设的学者则认为，农民是不可能一下子都进入大城市里的，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又是要不得的，于是，他们主张进行乡村建设，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使农民能够有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温铁军，）。撇开两种主张不论，现实的情况是，农民的确都往大城市（群）里跑，没有人愿意在家里，但的确也是有很少一部分农民能够在大城市里立足，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是有限的，而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则是非常高的，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大城市里立足都很困难，何况一个初中毕业或者只念了小学的打工仔呢，如果从意愿的角度考虑问题，那肯定所有的农民都愿意进城，那是不可能的，但农民又不想回农村去，两种主张似乎都有道理，但都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80后农民纷纷进县城买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城乡现实的城乡一体化图景，而不是在两个极点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农民在县城里的生活补助来自于农村和大城市（群）两个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县城定居农民的货币收入仍然是来自于在大城市（群）的打工收入，同时与农村也脱离不了关系，从农村获得一定的资源支持，比如农村土地上的收入。这就要求我们突破大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大城市（群）—县城—乡村的三维视野里考虑农民的出路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设计。这样，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就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货币收入，从而能够维系在县城里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小孩的教育支出等，否则，即使有这种理想，也无法实现，为了避免大城市的贫民窟现象，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县城发育适合农民的房地产市场，我们不应只盯着大城市一路飙升的房地产市场，这与9亿中国农民、3亿农民工没有直接关系，农民工在大城市定居是非常困难的，廉租房政策对农民工的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应该将政策调控的重点放在县城房地产市场，使80后农民在无法留在大城市又不愿返回乡村的背景下能够回到县城买房生活。

　　80后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拉锯式往返中，选择了县城，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如果县城生活难以维系，他们可以从农村获得资源支持和人情支持，他们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离开农村到县城买房是一种荣誉，这种荣誉是从农村获得的，而不是大城市，他们依然可以从农村获得粮食和蔬菜，并且可以经常回到村里生活一段时间，这就要求我们确保农村的稳定，农民的土地权利要得到保障，使农民可以回得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不必把目光仅仅盯在大城市，而是在大城市（群）—县城—乡村的关联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得国家政策更加具有协调性和一致性。第二个问题是，80后农民回到县城居住这一现象，使得中国社会在这种人口流动中保持了一种稳定，具有较好的韧性，这是大规模人口流动背景下中国社会稳定的新机制，应该从政策上加以明确，并且作为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80后农民进县城生活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想进去，现在正是一个高潮，这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新动向，一种萌芽，需要我们国家在具体政策上给予明确，给予规范和支持，比如县城房地产政策、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县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当前国家政策还是集中在两头，一是在大城市（群），主要是农民工政策，如农民工权利保护、农民工子弟学校等；二是在农村，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等。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已经受到了影响，其效果大打折扣，如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很多农民都不在家里，参保意义不大，并且找不到人收钱。新农村建设也是如此，在农民纷纷进城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限制，谁来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又是为了谁？我们已经看到，80后农民进县城买房定居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国家政策应该适当调整，回到县城这样一个单元，县城今后将成为农村人口聚居的一个重要单元，国家政策应该对这种潮流加以引导和推进，县这一级在中国历史曾经非常重要，但在当前的国家治理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中，县城被严重忽略了，被我国政策制定部门和社会各界所忽略，随着80后农民进县城定居，县城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出来，只是这种重要性不是县域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县城作为一个生活单元意义上的，这是我国中西部县城的一个重要定位。

　　总之，在这一城乡一体化模式中， 乡村社会要保持稳定，坚持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动摇，保证农民的土地权利，并进行乡村文化建设，使生活在农村的人获得充实的生活意义，为外出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和补给线。在大城市（群）这一头，积极维护农民工的权利，方便他们的生活，并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笔者的调查和已有研究表明，农民是很难真正融入大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大城市里的城市化是一种“半城市化”（王春光，2006），目前，大城市的吸纳能力有限，开发成本非常高，是农民工所无法支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80后农民工自发选择去县城买房定居就成为一个新的亮点，这与潘维（2004）的“组织农民造大城”也有一致性，农民本身有非常强烈的城市化诉求，造大城并不是乌托邦，而是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基础，80后农民自发到县城买房就是集中体现，成为“农民造大城”的一个可以操作的实践，并且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农民进县城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修正了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提供了城乡一体化的新模式和具体路径，并且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尤其是对作为人口流出地的广大众西部地区而言，这在世界范围内的都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费孝通（1995）所主张的小城镇模式，是破解三农问题乃至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和新抓手。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3．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4．温铁军．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7）

　　5．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5）

　　6．潘维．依靠农民高速推进城市化，战略与管理，2004（2）

　　

　　

　　

　　本文发表于《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3期。

　　

　　来源: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