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不复杂：2009年春天，由新华社江苏分社主办的一家名为《现代快报》的都市类媒体以较多的篇幅对当地的太阳能市场进行了高密度的报道，报道以批语报道的形式，对包括皇明在内的多家太阳能企业进行了“批处理”式的报道，内容涉及产品质量、售后服务、营销体系等等。值得玩味的是，所有稿件几乎都提及了皇明，而其他企业则是偶尔出现在某一篇稿件中。
于是，一次典型的媒企互动事件在南京上演了：一方是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带头大哥”，一方是身份特殊（新华社江苏分社主办）、以敢言著称（经常刊发批评报道）在当地媒体市场上颇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一方连篇累牍报道企业的负面新闻；另一方则在北京隆重举行新闻发布会予以高调回应，虽然并非直接针对《现代快报》，明眼人却一看便知个中奥秘。
这是我所看到的中国第一位著名品牌企业主针对媒体如此认真的对话。
企业与媒体的关系和互动模式，是本人近年来用心最多的一个领域。说实话，作为媒体人士之一，我必须承认，媒体在中国属于不折不扣的特许经营行业，并非所有人所有机构都能够随意办媒体的。说得严重点，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官办的。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足以认为：它决定了，在中国，媒体与企业之间的政治地位是绝对不对等的，尤其是媒体与民营企业之间。在普通民众眼中，媒体天然地代表着由政府的诚信、权威、信誉为抵押的强势的正义一方，而任何敢于挑战媒体的一方，却天然地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相信，这是在媒体界甚至民众中经常流行的“和媒体作对，没有好下场”的出处所在。所以首先，我对黄鸣先生的勇气表示钦佩。
现实的状况是，近年来，在官方对媒体的控制日益放松，而媒体的生存在官方的默许或者推动之下，日益需要自食其力的情势之下，媒体以政府的诚信、权威、信誉为抵押的强势，正日益成为有些媒体尤其是某些弱势媒体沉重的生存压力之下变现的无形资本，而如果个别媒体从业者的职业操守甚至人品本身就值得怀疑，其结果就极其容易导致媒体对企业的敲诈。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媒体针对企业的曝光事件，缘起此类因素的案例居多。
曝光不良企业的劣迹，是本人一向主张要慎行的做法，并非出于对媒体作为公器的身份和为满足民众知情权义务被赋予的监督权的怀疑，而是对个别媒体从业人士职业素养状况的担忧。说实话，以本人多年的从业经历，发现个别素养不佳的媒体从业者，多会因手持话语权柄而产生莫名其妙的眩晕感和优越感，对企业也多有颐指气使之习惯，“一手鲜花，一手屎盆子”是此类人士的真实写照。“鲜花”者，无非满篇的溢美之词；“屎盆子”，则无疑是满篇诟病之语。然无论“鲜花”抑或“屎盆子”其实均系出于其对媒体功能的误读，自比真理及正义化身，媒体不过其一已之私物，其功能也无非表扬与批评而已，而置媒体公器之公平、正义、平等、诚信等属性和满足民众知情权等职能于不顾；而因个人学养不济，词不达意，逻辑不清，枉断拟猜，轻薄为文者，则必然导致不良后果，轻者遗笑大方，自取其辱；重则构成诉讼，贻害媒体机构。
我理解黄鸣先生不辞辛苦，十分较真地写下洋洋万言的苦衷，这是一家民营企业在面对官方媒体（尤其是现代快报有新华社背景）的质疑做出的无奈之举；我更理解他作为恢复高考之后第一代大学生之一的黄鸣，其身上追求完美、崇尚细节的心理特质，所以，其高调回复《现代快报》，有借势炒作的成分，部分地也出于其较真的个性，甚至还有中国传统士人孤傲气质的因素。
太阳能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其不成熟、其营销领域的厚黑商业技俩是不言自喻的，媒体监督也是理所应当的。关键的关键在于，媒体监督要体现其公正、客观、无私的立场，以体现公共利益和价值，更要用职业的、专业的分析工具和准确地表达方式，以达理以理服人；皇明采取何种方式不很重要，关键的关键在于，打铁必先自身硬起来，做到无法挑剔，假如真的有瑕疵，就要诚恳接受批评，不回避、不推诿；设若被冤枉，也要处惊不乱，不急躁、不谩骂。
下一步，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新形式下，媒体的生存状态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如何架构和处理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将考验着双方的智慧。双方互动的智慧，甚至有可能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新的时期到来之前，中国的企业家和媒体从业者，你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