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也许是因为距离太近，多年来笔者对“五四运动”一直处于因为无知所以木然的认知状态。也许人都有一种主观倾向，对眼下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希望能从最真实的场景中获得亲身的感受和体验，而不满足“道听途说”中传来的片言只语。但是，“五四运动”认识现代中国、认识古代中国、认识中国文化和文明，其实是每个中国人全面审视和认识自我绕不过去的弯。
　　
　　2007年在北大，专门听过北大教授的有关对“五四精神”反思。说句老实话，听完以后不知道其所言。因为他说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哪怕从真实的历史片断中（哪怕只有一丁点）去寻找最真切的感受和认知。正如我宁可跋山涉水去寻找对中华文明和历史最真实的感受，也不愿意仅仅满足于书本和课堂上认知和感受。别人的认知和感受，哪怕他是权威中的权威，也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认知、思考和感受，他们毕其一生而专注的领域值得学习和欣赏，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来时的路和去时的路，因为正是这一条条来时和去时的路径汇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五四”虽然是近在眼前的历史，但汗牛充栋的资料却无法给人真实的感觉和感受，因为这段历史被人“过度阐释”，其中有遮蔽，有扭曲，也更有意义转换或转移。所以，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理解只能从对古代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中，从某种必然的轨迹和路径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审视和评判。
　　
　　对“五四运动”，笔者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
　　
　　1、“五四运动”是一场谁也没有想到的人，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时间、谁也没有想到的地点发动的运动。显然，这是一场没有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运动。
　　
　　2、对于“五四运动”：我想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第一种观点，笔者已经难以考究是谁说的了，第二种观点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观点。
　　
　　陈平原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在我看来，“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若“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写《“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国文系同学，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办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如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旧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在此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五四”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1、“五四”从哪里来？
　　
　　答：从清朝末年往前数，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知先觉者多持“变革”态度。只是到底采取何种策略，是“破旧立新”，还是“立新”而不“破旧”，一直是所谓激进与保守之争的焦点。“五四运动”是左、中、右三种力量交锋汇聚于一点或某个历史事件和结果。这也从北大《新潮》、《国民》、《国故》三本杂志的创办者的发展的命运可以独窥一斑。《新潮》派的大都加入了国民党，《国民》派大都参加了共产党，而《国故》大都销声匿迹，淹没在近在眼前的历史洪流中。近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几乎就没有保守和复古的力量的生存空间。“变”是这个时代永恒的主题，“变”是从“来变”中来，也就是说“五四”是从“三千年未有之在变局”中来。
　　
　　2、“五四”要到哪里去？
　　
　　“五四运动”新文化表现为彻底的革命性，即与古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的决裂。
　　
　　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变革，都不会是“温文尔雅”；即便你信誓旦旦追求“和平崛起”，也因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而必然招致激烈的抵抗。“五四”后新文化人的“偏执”与“不宽容”，因为他的对手实在不好对付。
　　
　　新旧之间，总是无法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讨论问题，其中有立场的差异，利益的纠葛，占位的意识，也有论争的策略。刘师培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坚信只有“达于顶点的议论”才能有效果(《论激烈的效果》)；鲁迅则有拆屋子的妙喻：“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晚清以来诸多改革者之所以采取“决裂”的姿态，也是基于这一策略性的考量。
　　
　　“五四”要到哪里去？主题依然是“变”，用极端的思想和手段，达到中间的变革效果。这也是近代中国、现代中国迫不得已的选择。极端的力量始终占据历史的上风，也是近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的一大特点。但是，在此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数学的或相对论的观点来看，矫枉过正依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反对者和被反对者、革命者和被革命者是一样的荒唐和错误。正因类如此，以暴力反对专制、以暴力制造新的专制，就成为了中华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不变的主题。正如以“＋5”去反对“－5”一样，因为其绝对值｜±5︱的结果是一样的，同样不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灿烂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像长江、黄河一样滔滔不绝的中国，而不是用“大海”去彻底否定、反对甚至消灭长江、黄河的中国。一句话：“五四”应该从中国来、到中国去，这才是“五四精神”的实质。
　　
　　二、“五四运动”是——中国再一次的“知识分子起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的“起义”，之所以这样讲，因为在此以前起码还有两次由知识分子发动的“起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属于改良型的变革，只是想在老房子上开个窗子，所以注定要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完全“拆掉屋顶”的革命，所以成功了。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仅仅是把皇帝赶下了台。武昌起义的成功，直接导致了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大皇帝倒了、小皇帝林立，中国再次进入军阀割据状态。随后“北伐”的成功，同样也没有能产生人们期望中的民主政权，而是产生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独裁专制政权。
　　
　　从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分子与封建的政治力量结合，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中间力量的结合，也不可能彻底改变中国。最后，彻底改变中国的使命就不得不由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来完成。
　　
　　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五四运动”，当然其历史意义就不远不止于“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了，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同时也为“知识分子的起义”提供了新的方向，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起义”必须与社会最基础的力量——农民相结合，让农民再一次的起来革命并赋予“农民起义“全新的历史内涵和最高境界的理想追求。如果马列主义来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不能为广大的农民认同和接受，同样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理想能得到广大农民普遍的心理认同和思想认同，并愿意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这个崇高的理想和追求。
　　
　　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步伐，中国有中国的历史轨迹，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民主革命的三次变革和革命，仅仅为中国的历史奠定了新的里程碑，就是从专制走向共和，从共和走向民主依然是一条漫长而充满艰辛的道路。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就在于她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不可能仅凭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实现。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积淀、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基因的遗传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销声匿迹。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在从现实走向理想的道路上，需要过程、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
　　
　　三、“五四”后必然的必然——叛逆、流浪和回归
　　
　　自“五四”以后，变革的力量一直占据上风，并表现为对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彻底叛逆和决裂，改良的力量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微弱，回归的呼声似乎更是“不得人心”。激进的思想和力量，一直都在呼风唤雨，似乎还想以彻底拆掉旧房子的方式来改变中国。显然，这种社会变革的方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并走入死胡同。三间草房，折起来容易；但是一幢高楼大厦，是想折就可以随便折的吗？别的不说，二十年前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在现在看来都有些不适时宜，我们可以全部推倒重来吗？其中的大多数都必须在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后才能去旧迎新、破旧立新。这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态度，也是现代文明必须遵循的法则。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一百年前原本属于正常和健康的变革、革命基因，在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心中似乎产生了变异，并演变成了一种“革命的病毒”。为变革而变革，为革命而革命，总是本能地、习惯地、自然而然地用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消灭一切的方式来面对现实中他们认为或认定不正确的东西。于是，自然而然他们也就在反传统中变异中走向反历史的极端。
　　
　　在此，还是举例说明问题吧。一个孩子，出生在极其落后、贫穷、暴力、专制、独裁的家庭中。于是，不堪忍受的孩子就放火烧了家中的房子，开始外出流浪。流浪途中发现了大海，于是美丽大海的就成为他梦中的家园。经过对大海“科学研究”，发现大海的美丽因为海水中有大量的盐，经过一番探寻和研究得出结论：家庭的落后、贫穷、暴力、专制、独裁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水中没有盐，于是他就把盐当作了“普世价值”，毕生的追求就是为了把盐撒向家乡的山山水水，让家乡的江河湖泊的水都充满了盐，这样他的家乡就会变成了文明、富裕，民主和自由了。首先，长江、黄河变成海水，……。总之，再也不会老老实实地面对生他养他的水土，不能以一颗虔诚的心地面对自己的父辈、祖辈以及祖祖辈辈已经有的历史和文明。
　　
　　与现实对应起来看，民主和自由为海，“三权分立”则为“盐”，“三权分立”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用这样的逻辑和思维来面对中国现实，就是中国现代某些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心态写照。
　　
　　自“五四”以来的近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从叛逆走向了流浪，至今已经流浪了近一个世纪了；从西方传来的思想和文化，让整个中国流浪了近一个世纪。至今，我们的思想和精神还在洪水般的西方思想和文化中流浪和挣扎。快一百年了，难道还不够吗？一个人不管你离家多远、流浪多久，最后还得回到曾经被你烧毁的家园和土地上老老实实开始生活，重新开始一切，而绝对不是在你的家园和土地上撒上一口袋、一口袋的盐。
　　
　　二千多年的历史即使再糟糕、再野蛮、再专制、再独裁，也不值得一个民族和国家再用二千多年的时间来背叛和流浪，都流浪了一个世纪了，难道还不够吗？历史如人，也需要经历荒唐和灾难才会回归现实和理智，而且灾难从来就是历史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已经经历了有太多的灾难，还是到此为止吧。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有能力看得更远，再向远处多看一点点，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种种荒唐和灾难，还不能让你清醒，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没救了。
　　
　　还是回到我们历史和现实土地上进行耕种和播种吧，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四、“五四精神”的现代解读——从共和走向民主
　　
　　后人把“五四精神”抽象为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谈“五四”，都绕不过“民主”这个主题。从专制走到共和已是来之不易，这是多少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今，其实问题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了，是先富裕再民主，还是先民主还是再富裕？显然，答案并不止两种，左、中、右的分别似乎非常分明。
　　
　　1、左的观点以为，改革错了，民主更是大逆不道，一切还是要退回计划经济时代。
　　
　　2、右的观点似乎大有刘师培式的遗风，依然坚信只有“达于顶点的议论”才能有效果，几乎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推行来自西方所谓的自由和民主。并也似乎走到了“宁要西方的草，也不要中国的苗”的极端。也大有不把中国的江山撒满盐巴，决不收兵之“雄风”。
　　
　　3、中间的观点，似乎不急不忙地走着务实的道路，从富裕后民主、先小康后文明，而且这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主流的观点。
　　
　　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家园才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传统的文化和文明才是我们真正的出发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深入人心的“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思想和大同理想完美结合，才成就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对于什么是理想社会，中国人早就有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深入剖析一下：
　　
　　1、“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典型的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理想。
　　
　　2、“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是文明社会的最终表现，不也是西方宗教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
　　
　　3、“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一个典型的礼仪之邦、法制盛明的国家状态吗？
　　
　　我们有这么高的理想境界，为什么还导致了中国近代的积贫积弱？原因有三：
　　
　　1、生产方式缺乏创新，商品经济严重不发达，数千年的重农抑商，把小农经济当作人类社会的永恒。
　　
　　2、 我们缺乏制度创新，封建的专制制度不能用简单的好坏、善恶来评判，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封建制度原本没有错，错就错在几千年没有创新。
　　
　　3、 我们缺乏科技创新，科学技术缺乏创新，使整个社会就缺乏了活力和动力。
　　
　　以上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导致后两个原因的原因，由于生产方式的没有创新，必然导致制度和科技缺乏创新。既然原因和不足已经找到了，就老老实实地补课就行了，借用一句流行的俗语，方法总比问题多。
　　
　　综观中国的近代史，从专制走向共和，整整走了一百多年，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标志，全面走向共和。反问一下，这么大、这么古老的一个国家，从共和走向民主一百年够吗？从共和国成立至今也才六十年，用一百年的标准来衡量还有四十年。四十年意味着什么？要知道人类的财富和文明，大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三四十年创造和建立起来的，不是从来就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就取得如此的变化，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以后四十年的发展？
　　
　　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始终占据绝对的多数，从自由平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事必须要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和农民认同和认可，才有可能发扬光大。什么样的“普世价值”、思想、文化乃至制度，得不到他们的认可，最终都是一句空话。翻翻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人是谁？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人真正代表过。那些迷信“三权分立”的人，以为“三权分立”能够救中国的人，无非是基于某种中政治的逻辑，这种逻辑不是愚基于民政策就是政治暴力。他们以为可以通过他们的逻辑让中国的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接受“三权分立”，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撒上“西方的盐巴”，其结果必然又会走向他们坚持的对立面，专制和暴政。用三个字归纳就是“瞎折腾”。
　　
　　综上所述，中国从历史走向现代，从共和走向民主有自己的道路和方法，自农业用地的土地上能播种什么，收获什么只有我们自己是清楚。反思“五四”，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归根到底一句话，相信传统的中华文明，在吸收人类现代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一定会焕发出全新和灿烂的光芒。
　　
　　天上的虫子
　　
　　2009年5月3日于深圳
　　
　　本文参考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之《“五四运动”还将如何影响中国人》、《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走不出的“五四”？》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