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多个网站的显要位置上看到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的文章——《18亿亩红线的制度含义》。文章不长，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还是之前天则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的那些观点，算是“总经理”对“董事长”的路线的进一步贯彻吧。

茅理事长谈论关于18亿亩红线合理性问题时主要针对的是粮食安全问题，茅教授语出惊人，认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可以依靠进口粮食来保障，让亿万网民同仁笑掉大牙，使其深陷“红线门”。

这个本来和经济学没有多少关系、纯属政治较量的话题，原本以为在网民对茅教授的唏嘘声中结束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盛洪教授再次冲撞红线，让这个不成话题的问题再次鼓噪与媒体。

盛洪所长的切入点和茅理事长有所不同，茅理事长的切入点是“粮食安全”，盛所长的切入点是“城市化”，但目标都一样：红线不合理，要取消。盛教授的说法似乎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让红线的不合理性凸显出来了。但是，盛教授未免太过自信，把读者都当做傻瓜了。

我不知道当场政府设立红线的理由是否包含了 “城市化造成耕地减少”这个推论，就算包括吧，这个推论真的如盛洪教授所说的，因为城市化是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因此不会造成耕地减少吗？

18亿亩是一个绝对的数值，不是一个相对的比例。城市人口密度毋庸置疑地比非城市化要大，但这和耕地的减少没有必然关系，而事实上，城市化的过程和耕地的减少的确存在着同期化或者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首先，城市化不会导致耕地增加。农民甲在农村有两亩耕地，他现在迁到城市里了，他的两亩地会变成三亩地吗？不会。他原在农村的宅基地复耕了吗？不知道，应该十有八九是没有。如果他是一人迁到城市里，农村的房子还有家人居住；如果他居家迁到城市里，会在左邻右舍的中间复耕一小块土地？那位读者自己是从农村到了城市自己的土地变大了、或者宅基地复耕了，不妨跟帖做个登记，来支持一下盛洪教授。

其次，城市化一定会导致耕地减少。这个论断不成立的惟一理由就是假设城市只会长高不会变大。而北京、上海、郑州、洛阳，再到下面的小县城，或者外国的城市，那一个地方的城市没有步步蚕食郊区的土地而变大？盛教授不妨把中国城市化率和耕地面积数据列一个表出来，以证明自己文中的观点成立（没有18亿亩红线，耕地会不会减少呢？答案是不会的）。

我手头没有完整的数据，但我有亲历。二十几年前从洛阳市内骑车去远郊的关林、龙门玩，过了洛河就是大片的农田，而今这些农田都变成了居民小区，关林镇现在已经市区化了。整个洛阳在洛河之南新建了一个区（洛龙区，洛阳人称为洛南新区），征用了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来的农民都迁入了新建的高层小区，居住密度的确大了很多，原来的一个村庄现在只要一栋楼就安置了，但是这种居住密度的增加的同时是耕地的大面积消失。这种情况我相信北京的情况也一样，北京N环高速之内究竟耕地有没有减少，盛洪教授不会不知道吧？

再说，居住对土地的利用率和耕田的利用率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的城市化其实也没有导致土地利用率增加，而是恰恰相反导致了土地利用率的下降。为何？因为中国农民是进城不丢家的。原来一个老北京人均占地m平方米，一个农民占宅基地n平方米，n>>m，所以是城市土地利用率高。两个平均起来就是人均占地（m＋n）/2平方米。但是现在农民进城了，在城里也占了m平方米，而且农村家里的n平方米还在那里，两人一共占地2m＋n，人均（2m＋n）/2,城市化前后的土地利用率哪个更高哪个更低，相信小学毕业应该能够判断了。

即便是假定盛洪教授所说的城市化会因为居住集中化而导致土地利用率增加成立，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耕地日益减少这个事实理解为包括城市化这个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共同结果造成的，或者说，有比城市化这个有利于土地增加的因素更强大的因素存在，导致了土地日趋减少这个“净结果”，这样一来，我们为何不可以把红线的设立用意理解为对这些因素的限制？

制定“红线”的理由其实远不止城市化蚕食土地这一条。实际上，“红线”限制的还包括农村自己的发展对土地的不断蚕食，如果没有制度性地强制约束，耕地的减少量和速度要比现在大得多。其一，农村人口对宅基地的需求日趋增长，计划生育的放松导致子女增多，子女一成人便开始申请新的宅基地，一个孩子要一套。有些富足的农户甚至一掷千金建起了私人花园和园林。正是在红线的高压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严格限制宅基地的审批，有的地方还因此搞起了重男轻女（只给男孩批宅基地）。其二，农村要发展地方的非农经济，要建工厂，要搞项目（例如建高尔夫球场），个个都对耕地虎视眈眈，如果没有红线约束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结果会是什么样？现在，珠三角、长三角已经基本完全城市化了，结果就是一个超级工厂的产生替代了原来的耕地存在。

事实上，“城市化”也并非盛洪教授简单地理解为的“人口集中化”。在人类开始城市化进程的初期，这种理解尚可成立，但是，在现今，这种理解绝对地是一种幼稚。之前网路上有一个说法，叫做“小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说法用在城市化领域非常到位。在如今，“市民”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并不是挤在一起就叫做城市化。在发达国家，有钱人都搬到郊区去住，而城里的高楼大厦变成了贫民窟。在中国，因为有钱人也想到郊区住别墅，所以，政府一直限制别墅类的房地产开发。原来属于郊区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是抗拒居住集约化的，都想保有自己的低密度居住条件，为此，很多城市形成了“城中村”格局，这种“城中村”保持的是居住密度的农村化，而周边的耕地都变成了高楼大厦和水泥马路。

某感叹做慈善难的企业家总是喜欢一个人打高尔夫，美滋滋地说这样打球的好处就是“总是第一名”。他这种生活方式不会因为诺大的高尔夫球场只有他一个人而被盛洪教授称为农民生活吧？

新的“城市化生活”观念，导致了人们对日益长高的水泥丛林里的生活的厌倦，导致了新的城市化不再是人口居住集中化，而是不可避免地让城市更倾向于摊大而非单纯长高。城市摊大（包括建设卫星城）之后，距离问题由日益发达的交通所克服，而交通的发达又与城市摊大形成合力，进一步占用了耕地，所有的结果都表现为耕地的消失。另一方面，人们对居住宽松的追求，已经不是以节约土地为目标了（其实那从来都不是一个目标），不仅仅暴富的农民进城之后会怀念并追求原有的居住宽松，老市民也在不断地增加居住面积，一套房不够就再买一套，子女结婚就另买一套居住，大户型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开发商们头脑发热，而是城市居民的需求所致，是作为理性人的开发商迎合市场需求的结果。

任何事情都可以一分为二，中国的优势会劣势都在“人口”之上。红线的设立，可以看作是为现世中国人的生存之计，也是为未来中国人的生存之计。在计划生育这个国策已经被实质动摇之后，18亿亩红线还可以看作是对人口膨胀的一种弥补策略（尽管不一定算得上是“上策”）。

不需要再用更多的例子来说明盛洪教授“城市化就是节约土地”因此可以取消红线的论调之荒谬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不是盛洪教授和茅于轼教授的目标。“天则”根本就不是经济研究所，而是一个政治研究所，其目标也完全是政治性的——那就是要在中国不遗余力地推进私有制，要使其无孔不入，以彻底消灭公有制。判定“天则”是一个政治研究所的另一个依据就是盛洪教授在文章当中表现出来的“以己度人”——把设立“红线”看作是某个阶层的一场政治阴谋。

有国土部门的官员说过，红线是高压线，谁碰谁得死。现在，天则的教授们不用手去碰，而是用嘴去诅咒它，也算是高明之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