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声明：为庆祝王帅因言获罪终昭雪，维护《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角度来客观地看待改革失误，从而激发更多的忧国忧民之士，来共同担当民族振兴之重任，特推出本文。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这已经到了该从理论上彻底清算的历史时刻了。首先，我认为要肯定改革失败或是成功的标准，至少得从经济，环境，政治，文化，民主五个方面来一一检阅，看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在这五个方面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其次是要从理性的角度来衡量到底是收益大于投入，还是投入大于收益？所以，只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给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评分和画像。
第一在经济环境上，按总设计师的标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如果改革使大多数贫穷，中国就要闹革命了。”另外，按富布斯和胡润财富榜揭示的现状是，目前的中国是1.2%的人掌握着80%以上的财富。按郎咸平《白领的陨落 黑领的升起》一文所说的，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 “八五”期间，中国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每年花费就达9000亿元以上。所以，中国黑领的崛起已经标志中国经济的两极化大白于天下，劳动苦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在生态环境上，从云南滇池的污染开始，到松花江的污染，蕃阳湖和江苏盐城饮用水污染案相继爆发以来，中国的湿地污染已经达95%以上。中国沙漠化每年呈两位数激增。中国的山西煤矿、甘肃和云南的有色金属、山东招远和河南灵宝的金矿，以及从天子脚下驱车45分钟到唐山遵化的沿途的暗无天日。中国内蒙古和大西北地区的自然珍禽的飞速灭绝等，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至全球倒数前3位。
第三在政治环境上，工人和农民广泛参政议政的比例是个样子，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80%都集中在政府官员和企业精英，以及御用文人和演员明星上，普通工人和农民工所占的比例不足5%，国家大量的立法主要以精英人士和黑领意志为转移。比如，4万亿的经济复速刺激计划， 90%用于有灰色收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绩工程上，用于民生方面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不足黑领阶级年公款吃喝的1/4。劳动人民参政事实上已经沦落为政治陪桩的门面。
第四在文化上，按郎咸平的观点，黑领的江湖规则使传统国学和势利文化大热。易中天的阴谋学、王立群阎崇年的帝王学、于丹的犬儒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无不映照了黑领这个社会核心消费阶层的形成，以及近年来热映银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剧，集中反映了文革时期第一代黑领的优裕生活。特权下的文革被营造被演绎得无比温馨富足和谐，根本看不到知识阶层生不如死和农民阶层食不果腹的悲惨。这种以主旋律色彩出现的怀旧情绪充满复辟邪恶和美化罪恶的企图。
第五在民主上，以河南因言获罪的王帅案和浙江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就公然采取“文革式”公审大会，严重践踏宪法和法律的恶劣行经，已经昭示着中国最大的暴力犯罪团伙来自于执政当局。按郎咸平的观点，黑领阶层的兴起说明，2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从量变到质变，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权力组织在文革后重新收复了对共和国的垄断话语权。
为什么会搞成今天这个乱摊子？为什么会与总设计师的“先富论”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贫穷”等中国特色的伟大理论相反而不是预期成功呢？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们何苦非要哭着闹着搞改革开放呢？按胡总书记的理论，今天的局面这到底算不算是折腾？这样的折腾，为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到底带来了什么好处？这样的折腾，到底给我们的劳动大众带来了什么利益？这样的折腾，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这样失败的改革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推理，我们认为；传统儒家文化、总设计师时代、江李时代、胡温时代，应各负3：3：3：1的历史责任。
一、儒家不彻底文化责任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这种以忠诚统治阶级的奴性本质和模糊理性的反人类、反科学的垃圾文化，决定了中国做任何事只能是与科学渐行渐远。比如，儒家水到渠成的主观唯心主义文化；凭感觉定性不定量的模糊文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人治文化；官卑民贱的封建等级文化；屁股决定大脑的封建官场文化等，无一不是和当今国际上通行的“民主、博爱、自由、平等”的普世文化相背离。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民从一个集权时代走向另一个集权时代；从上世纪80年代民间藐视公务员职务，到再次趋之若骛的公务员招考；从官卑民贱的封建时代，再次走到官卑民贱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国的任何事物进程都摆脱不了儒家垃圾文化的死命抵制和束缚，历史永远是在原地踏步和打转，中华民族永远在国际上扮演着巧取豪夺，急功近利和好逸恶劳的邪恶形象，和崇尚科学、责任担当、追求创新、协作进取的正面形象根本不搭界。
比如，东欧的独联体国家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了系统完整的法制体系，而我们5000多年的华夏民族，到现在还依然处在集权统治和封建愚民时代，遇到问题不是缺少这个法律，就是短少哪个制度，总是尿急才知道找厕所。改革开放30年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任何社会问题都得靠“专项治理”的猴子扳玉米-----扳到哪扔到哪和竹竿捅屁眼----捅一节算一节式的自欺欺人，而不是依靠完善系统的法律框架体系来调整社会棘手问题，以至于以法制为准绳的市场经济，变成了忽悠民众巧取豪夺的强盗掠夺式经济，因此今天的改革恶果儒家文化至少得负30%的不彻底文化责任。
二、总设计师知错不改责任
在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白猫黑猫论，“一切向前看”变成“一切向钱看”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特色理论的昭示下，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最好的时代------1980至1985这5年黄金时间。之所以说这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好的时代，第一是因为老百姓还不知道真正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听总设计师说，改革开放不但让老百姓可以有饭吃了，而且可以让中国十亿人民大家都富裕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从1986年的学潮运动开始，到1988年的第一次物价飞涨，再到1989被行政当局定性为“动乱事件”的爆发，中国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这个阶段尽管小平同志事后也作了“忽视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检讨，在表面上退出政治舞台达到了以退为进的政治目的。但是，由于他本人固执个性，使得中国错过了治理整顿中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民主法制、生态环境的最佳时机，没有把官僚腐败扼杀在摇篮之中，而是继续让官倒腐败这颗民族最大的毒瘤，长驱直入地骑在了改革开放的肩膀上，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尽管小平同志自己也知道什么是改革失败的标志；尽管历史给了他治理整顿的反腐机遇；尽管社会给了他悔过自新的实验空间；尽管人民给了他所有的宽容和谅解，但是，由于他本人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和改变自己错误观点和立场，没有反思和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没有抓住矫枉过正的宝贵机遇，以至于导致今天改革开放的顺延失败，所以，总设计师至少要担负30%以上的知错不改责任。
三、江李时代的过错责任
我们之所以说江李时代，而不说是江朱时代，是因为从1983年起李鹏同志就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到总理，再到委员长共计20多年时间，基本主政了中国内务，尽管1998年---2002年是朱容基同志担任总理，但事实上仍是以江李为核心的权利集团。江李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问题的加速孕育和快速生长期，因为中国的主要问题都集中产生在这一阶段：
第一，以买短工龄和国企职工下岗为标志的经济剥夺是导致中国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和败笔。大量的国有资产通过MBO形式无偿或廉价转入到了权贵经理人手中，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白白流失和催生了政府官员的第二次大腐败（第一次腐败是1988年以前的官倒腐败），第一次剧烈地拉开了中国民众的贫富距离，为中国的特权阶层和权贵阶层完成了旷世奇观的原始积累，活生生地把中国的工人阶级推向了无底的深渊，从而培育出了数以亿计的贫民阶层和掌握着国家绝大财富的权贵精英。
第二，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导致了今天民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新三座大山”强压在了人民的头颅颈项上，也是导致中国第二次贫富悬殊和第三次官僚腐败的大提速，其中，最显著的例证就是1993年的海南和广西北海的倒卖土地和乱建乱占土地的烂尾楼事件。
第三，受张维迎，张五常和吴敬琏等右派经济学家的误导，中国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破坏，再发展”，从而使中国的生态环境污染比比皆是。从1989到1992年中国的第二个“三年治理整顿期”结束（第一次是1959年----1961年），整个90年代是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成长期。虽然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多也采取的是这个模式，比如日本，韩国，台湾等，但是他们很快就从这种不可持续化的发展模式中，转入到了边治理边发展边转型的产业升级期，从而步入到了良性循环的经济快车道。而我国却始终乐此不疲躺在这张寅吃卯粮的不可持续化温床上，以至于任其恶化蔓延，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第四，在金融上，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下，中国走了长达近20年的“三高一低”的产业之路。从1995年《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的《四千亿外汇储备意味着什么》开始，中国的外汇政策走上了主要以美圆为核心的战略储备道路，这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冒险不可持续化的国际金融贸易模式，事实上已经绑架了中国的金融安全和国家经济，使得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中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因为要使产业升级就必须以失业和经济停滞为代价，如果不升级整顿，中国的经济就成了卖血老翁，血干人死。
所以，中国今天的诸多问题，如果说是老邓摇旗招招手，那么老江就是加油块步走，因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大都集中产生在江李时代，让江李时代负责中国改革失败30%的过错责任只少不会多。
四、胡温时代的能力责任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伟大思想以来，中国从理论上讲算是走对了路，但是，这并不表明从2002年到今天这8年时间，胡温时代就没有过错，因为这八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主都到了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加上天灾人祸的外部侵袭，使得中国的各项发展已经到了非死即生的关键时刻。
第一、党的十六大以后，胡温政府并没有从民族文化的不科学、不彻底之巨大危害性出发；并没有从官僚腐败威胁党的生命根源出发；并没有从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高度出发；并未对中国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功过，进行深刻的历史回顾和科学总结，而是沿着一贯制的“为官有道 执政无能”的腐败集权统治道路在继续下滑，在政治上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特别是屁股决定大脑下的人事机制，已经把中国的买官和卖官腐败行为推向了极至。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政府当局的搪塞忽悠，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赛跑阶段，诸多社会问题和官民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第二、从2003年秋季到2007年秋季，中国政府已经全面走上了土地财政和吃饭政府的不可持续化道路，4年时间中国的地产价格翻了5番。在民众呼声一片和诸多暴力拆迁导致民众死亡事件的相继爆发，政府从2008年元旦以后也采取了仅半年不到的“地产理论冰冻期”，但是，在任志强和潘石屹等中国权贵精英喊出的“70%的地产钱都给政府拿去了”和“要死也是先死银行”等利益集团的叫嚣和掣肘下， 2009年3月份的中国房产价格再次登上了历史高位，中国房地产等诸多产业的改革，使得即得利益集团在事实上已经绑架了政府。从外界上看来，中国政府和地产商已经成为狼狈为奸、龌龊一气，民怨民愤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第三、政策缺乏前瞻性和连续性，导致短期不断重走回头路；
1、从2008年7月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的第七次上调，到2009年开春的4.58亿放贷出笼，中国金融在不到半年时间转了360度一个大圆圈，终点再到起点；
2、猪肉从2007下半年24元一斤到今年开春的6元钱一斤，导致大量的饲养户纷纷拆毁猪圈，估计到今年底又得重回24元猪肉高峰；
3、从2008年号召全国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到国际资本一夜出逃境外，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生活失去着落，再到今年鼓励中小企业高调开工稳定就业是第一要务以来，民营企业再次重新回到了三高一低的重复老路；
总之，胡温时代还是在积极地推进民生工程，力图通过亲民善举来缓和官民对立和贫富悬殊积怨，以求达到宽容和谐、模糊前进的政治目的，可事实是大量国民已经等不及胡温政府这种蜗牛蠕动式的改革来维持现行局面了。从上海的杨佳杀警察，到贵州翁安和甘肃陇南冲击政府机关大院，以及重庆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以来，由于胡温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缓慢行进和经济专业能力上的严重不足，使得中国再次踏上了改革失败的急行军征程，现行当局对失败改革担负10%的能力责任应该不算是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