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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展覽吸引了大量中學生參觀。當日，“閃亮的青春——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大型圖片展覽”在香港大會堂拉開帷幕。翔實的歷史圖片及文物檔案，將90年前這場波瀾壯闊的愛國運動再現于參觀者面前。
中評社香港5月4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3日載文《五四與新華知識分子》，摘要如下： 對不同的華人社會來說，五四有著不同的含義。比如在中國大陸，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五月四日被列爲青年節，運動的主要意義是放在年輕學子投身愛國運動的熱潮。 而五四運動從一開始，就在全球華人社會形成世界性的影響。雖然包括港澳臺以及新加坡、東南亞等地在內的不同社會，因爲各自政治條件的差异，發展形態幷不一樣，也因此造成彼此對五四運動不同的看法，但一個共同的特點是：這些地方都因爲中國內部發生的巨大變革，而連動産生自身從知識階層到社會結構的變化，要抵禦或是視而不見，是絕無可能的。 五四運動對新加坡的影響，論者不少，亦主要集中在文學、報刊等領域，但圍繞五四與一個特定群體的關係，却是第一次。而這個群體的形象、思想、表達、努力，在過去幾十年間，不斷受到中國重大變革、政治演變的影響，與五四運動有著深刻的淵源。 五四與新加坡華文知識分子，會是一個既宏觀、又微觀的話題。宏觀層面涉及五四運動的海外影響、中國與新加坡諸多層面的互動關係、五四精神對新華知識分子的潜移默化等等；微觀層面，則涉及教育、文學、報刊、學生運動的具體操作和實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出五四的淵源。 比如，對中國來說，五四運動直接促進了中國共産黨的成立，爲打破舊傳統的理念開闢道路，也爲左派思想擴充空間，五四精神在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中激發了强烈的愛國情懷和報效社會的意識。這股思想浪潮製造出的歷史趨勢，也同樣影響到新加坡在內的區域。五四之後的數十年間，新加坡社會內部思潮的涌動與抗爭，也同樣深受這一情懷和意識的觸動。 中國的出版和新聞輿論界在五四運動後，出現蛻變式進步。無論是技術上還是內容上，報刊種類還是讀者人數，五四之後的報刊都蔚爲可觀，遠勝于昔。諸多研究者對新華文學、新華報刊以及報紙副刊的發展軌迹展開的論述，都可以看出五四運動在其中製造的轉折，幷與中國的文化變革同步。 新加坡感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媒介包括文學作品的鼓動、語文教材的使用、報刊文字的傳播，但其中雙方人員的流動，也是重要的渠道，直到現在，仍爲人津津樂道。 而少有人知的是，新加坡人也曾在五四運動有所貢獻。從新加坡回中國求學的何葆仁，五四時作爲復旦大學學生領袖，積極發動和參加上海學生運動，擔任上海學生聯合會會長，幷被選爲全國學生聯合會副會長，後來在1925年回返新加坡，曾任教華僑中學，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直至1978年病逝。 五四運動，無論是中國的思想界、文學界、藝術界，或是亞洲不同的華人社會，都從中各自汲取養分，在不同的時期發酵。而如今，檢視五四與新華知識分子的淵源，在新加坡正將自己放置在辛亥革命等華人社會運動的整體變革圖景之中的背景下，亦有特殊的價值。 【五四专题】追问五四，什么是青年？ 每年的此时此刻，太阳都如约升起，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纪念自己的青春。 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算来，我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青年节。 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有特别的神圣感，那些遥远而高岸的名字像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后来的很多年里，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它与理想、牺牲、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时刻。 后来，我开始了解那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我突然发现，他们也是矛盾的、焦虑的。他们也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那些决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反而，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 再后来，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我发觉，那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如果没有商人、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 再再后来，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我看到，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以一种更温和，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五四”在我的心目中，反复重现、印证、颠覆和重构。而我的这种体验，可能发生在过去九十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1919年的5月4日，就像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在暗夜中一闪而过，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从彼往后，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 此时此刻，我开始猜想，如果九十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什么在停滞？什么在倒退？什么变得不可思议？什么变得面目全非？他会相信什么，还是一如往昔地怀疑一切？ 我继而猜想，什么是青年？ 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不过，就在今天，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还是心理名词？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他们往往目光如火，纵身向前，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可是，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如果说，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那么，谁来拯救青年？ 这个国家的青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 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因为梦想不再，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与1919年相比，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进步在于，九十年后，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 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未来三十年、六十年乃至九十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每年的此时此刻，我们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怀疑和破坏，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相信和建设，那么，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年前的自己？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文攻武卫，举国狂躁。二十一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十年后的1979年，另一个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写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就是青年的力量。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 这是极端的九十年，这也是短促的九十年。 九十年中，每一场青春，最终都充满了挫败感。 然而，九十年间，在这个地球上，惟一生生不息的，正是野草和青年人无尽的梦想。 再过几天，中国的“五四”母亲生下来的小“德”（来源于希腊语的英语单词Democracy的音译“德莫克拉西”的第一个字，意译是“民主”）和小“赛”（英语单词Science“赛因斯”的音译，意译是“科学”）先生，就满90周岁了。按人的寿命论，虽然可以称他们为德老和赛老，但按其在人类历史上的生存时间论，他们并不老迈，依然年轻。 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受孕，16个月怀胎，1919年5月4日，两位先生临盆，流血的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事情的起因是爱国，但矛头指的却是政府，因为北洋政府同意西方列强让战胜国中国接受战败国待遇——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爱国就要救亡，救亡就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个活儿，当然得麻烦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干。 90年来，头断了不少，血流得更多，包括陈先生自己的头和自己的血，但德赛两位先生却有点像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黑先生”和“白先生”，形态若有若无，名声时好时坏。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90年里，头30年是救亡；中间30年应该是启蒙，但结果是蒙昧，赛先生变成臭老九，德先生带上了红袖标；最近这30年，赛先生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德先生呢，终于成了“好东西”，写进了许多国策文件。 原本以为在德赛两位先生没有真正存在和生活过的地方，青年应该是他们的天然近卫军。但让我困惑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渐有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认为知识是扯淡，知识分子是狗屁，赛先生呢，自然是扯淡加狗屁；至于德先生，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卧底特工。 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还有人不患中国没有德先生，患中国没有秦始皇，并为此很不高兴。此种奇谈怪论，居然获得某些年轻网民的狂热喝彩，让人担心——为他们的未来，也为国家的未来。 任何东西，适量是药，过量是毒，科学与民主也不例外。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可能有过量的问题，但在中国显然不足。假如咱瘦骨嶙峋，就不要跟着胖人节食。我们民族远有秦祸旧伤，近有“文革”新痕，如今反被某些人看作伟大帝国的辉煌，看来，两千年专制老传统毒素，非90年五四新传统解毒剂可以彻底消解。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 千年暗室，一灯即明。一盏叫做“五四”的风灯，飘出“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语），烛照数千年的幽暗。那些被它照亮的生命，无不粲然怒放；那些被它温暖的人们，仿佛获得了一切理由与力量。光荣聚集的1919,是一个古老民族久经蒙昧之后的顿悟，一个多难国度山重水复之后拥有的豁然开朗。沧桑历尽，九秩过后，那样的一盏孤灯，依然悬挂于历史的风雨之中，悬挂于举头三尺之处。在今天，它依旧在寻找一切富于希望、充满朝气的生命，并已为此沉吟良久。 正像我们已经习惯用“六一”来祝福儿童，祝福生命的美好一样，我们似乎也已习惯用“五四”来赞美青年，赞美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青年来说，这并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赞美。正如我们曾经任凭一种被称为“黄金周”的世俗潮水将这样一个日子淹没，而那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忽视与轻慢一样。因为从一开始，“五四”就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不和青年天然相关。那是许多热血，许多牺牲，许多勇猛与精进，许多光荣与梦想。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不可磨灭的记忆以及拷问。 就像孤苦无助的母亲打着灯笼，在暗夜里呼唤找不到家的孩子。在今天，我们务必以回归“五四”的方式，以热血与拷问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人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但我不禁感到艰难。我所遇到的那些年轻的面孔，一言不发，就被生活与现实的“利维坦”一口吞没。一种断裂的感觉如此清晰。或许，90年风雨洇润，“五四”早已成为陈旧而泛黄的一张影像。而那一豆灯火，在现代奢侈而光怪陆离的灯红酒绿中，早已变得那样微不足道。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老北大”已成为一个不能企及的神话。数十年后的北大毕业生许知远曾描述他入学第一天的情形：辅导老师带他们去见一座铜雕，两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只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但他注意到，那座铜雕在今天被调皮的学生给予了新的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而在近日《中国青年报》上，吴稼祥先生这样写道：“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一豆灯火总是照见巨大的阴影。当年方24岁的灵宝发帖青年王帅惊魂之后索然表示，“这种事情再发生的话，我会选择沉默”；当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毕生生哭诉道，“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一个门槛就把我淘汰掉了。为什么社会是这样子的”；当“年轻干部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群体”；当“啃老族”大行其道；当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渐行渐远；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有勇气自杀谢世而未肯选择活着……与此同时，则是知识界的贫弱，思想者的无力，常识的匮乏，思考的停顿。我感到一声来自历史深处传来的叹息，仿佛沉郁的底色，慢慢铺陈开来，堆积如黑夜。 90年前朱自清指出的“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胡适所痛陈的“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也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老练的青年”以及“老年的青年”正在凝结成为一个社会的暮气，而那不是我们寻找的目标。“五四”之后，这片国土上生长越来越多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为什么青年越来越少？为什么时间浩荡地前行，物质生活发生神奇的改变，然而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状态却固执地停留在原处，没能走出悲愤而迷茫的荒漠？为什么当“青年人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之后，却依然发现自己未曾年轻就已然衰老？ 世俗的青年，神话的“五四”，两者互为彰显。但是或许，这也并不是威权强势之下惟一的现实与结构。当更多的迷惘与无助泛滥，更多的荒诞与嘲弄郁结，旷野之中，总会有一种严正的要求开始闪烁，一种文明的理念开始萌动，并为我们带来一种隐隐的机会与可能。毕竟，在现世之上，有一盏灯并未熄灭。它虽不华丽，却足以穿透一切迷雾；虽不夺目，却足以照进现实。我们最终发现，那“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依然是我们要为之上下求索的。青年的使命，“五四”的精神，在90年之后，仍旧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信仰。 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亦寻找这个时代的“五四”。青年勉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