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深，很多人在判断上其实还很模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增长有24年高于10%，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积累了大量无效的过剩产能。我初步了解的情况表明，目前钢铁产能过剩约2.5亿吨，煤炭产能过剩约4亿吨，汽车产能剩约300万辆，水泥、电力、纺织等产能过剩也十分突出。因此，我认为这次危机加速了困境的到来，必须正视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1、分析一季度经济形势要看两个关键数据。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经济形势表明，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6%，是去年5月份以来的第11个月连续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6%，是去年7月份以来的第8个月连续下降。怎样看待这两个数据的双双下降？从消费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居民消费需求旺盛，意味着购买同样商品的货币支出减少，这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一季度的状况是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意味着企业原材料低价购进的收益被抵消，经营效益普遍走低，下岗失业增多。另一方面，居民受商品价格下降刺激的消费动机，因就业和收入不稳定而迟疑观望。由此可以判断，一季度6.1%的经济回暖迹象，主要是靠中央大项目的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的内生性增长。

2、继续高估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缺乏依据。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深度衰退，已经导致我国出口的结构性和总量性同步下滑。尤其是电子、机械、服装、钢铁、玩具和家居用品等出口产品，前所未有地面临着国外消费市场萎缩的挤压，使我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凸显。去年9月以来，我国4次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率，涉及近4,000种产品，其中161种“触顶”达到了17%。即便如此，一季度的对外出口仍然下降了19.7%，说明提高出口退税率很难产生实际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当有断臂求生的勇气，对化工、钢材等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企业主动关停并转，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如果继续采取增加出口品种、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刺激政策，就是对这次经济危机的严重误判，不但不能挽救出口下滑，而且会在误区中越陷越深，不利于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环境。

3、需要观察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的有效性。1月14日到2月25日，国家发改委用40多天的时间，就推出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和物流业十个产业振兴规划。除了物流业之外，其余均为制造业。我在仔细分析后认为，十个产业振兴规划基本上都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程序，每一个规划也没有给出具体细则和量化目标。让人十分担忧的是，十个产业都存在着生产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都表现出产能过剩、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不高等普遍性弊端。以钢铁产业为例，目前有大小钢铁企业1200家左右，钢企混战大大降低了钢铁业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以产业振兴的名义进行事实上的政府干预，必然造成利益相关方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博弈，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首先享受政策红利，地方政府、部门利益等因素也会卷入到这个博弈机制中来。我在调研中发现，各级政府以产业振兴为幌子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继续投入土地、资本营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实现所谓政绩目标。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

4、形成以小城镇建设为抓手的一揽子计划。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就有一个共识，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在于启动面广量大的农村消费市场。但对于小城镇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多人时至今日还不是十分了解，还存在一些制度层面的障碍。我认为，小城镇关联度高、影响面大，具备大容量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旺盛，有能力消化过剩产能，是逆境中可以培育的一个有利因素。小城镇还是连接城乡和工农的纽带，是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提供基地和服务载体，相对有条件加强水利、能源、电力、通讯、信息和生态环境建设，搭建农村基础教育、科技推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等社会公共品的服务平台。因此，我建议以小城镇建设应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 形成重点突出的一揽子计划，为内需型经济奠定长期的利好基础，打造一批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农村经济增长点，增强对农民就业的承载力和居住的吸引力，建设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