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作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不仅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积极参与到公司治理的探讨中，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甘寂寞，纷纷著书立说，畅谈己见。不过，不同的学科对公司治理的认识和研究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在管理学家看来，公司治理是一个关于公司控制的系统，实施这个系统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法学家们则认为，公司治理不过是按照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对公司进行监管，其目标是提高公司行为的正当性；而社会学家们则把公司治理看作是利益相关者为保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而对公司行为进行管制。一般说来，经济学家注重推理，擅长学术思辩，管理学家注重实际应用，擅长案例分析，法学家则强调规则和章程，社会学家更关注社会后果。随着制度环境和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的增大，公司治理问题日益复杂化，单学科的研究越来越难以与复杂多变的公司治理实践相适应。这样，就有必要把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从跨学科的角度对之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以期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理论结论，用以指导公司治理改革。

　　1984年，Gellman、Arrow以及Anderson等人首倡的Santa Fe研究所在美国正式成立，标志着跨学科研究的新起点。不久，David（1985）提出了递增报酬概念，用以解释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Arthur（1989）提出，递增报酬和历史小事件共同造成了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North(1990)把路径依赖研究由技术变迁引入制度变迁，认为制度变迁受到四种形式的报酬递增制约，即：建立成本（set-up cost）、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和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tark(1992)把路径依赖用于转轨经济，特别是私有化战略研究，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私有化战略受制度遗产的约束，强调制度变迁的进化本性。Hausner等人(1995)接受了制度的路径依赖观的核心，即制度进化受制度遗产约束，同时又声称这种模式不能解释引起锁住的机制。他们认为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路径定型”的结果。Campell(1996,1997)承认激进的变迁也可能是路径依赖的。Federowicz (1997) 批评了单纯强调作为变迁障碍的制度遗产和解释激进变迁的有限才能的观点，提出转轨经济的制度变迁只能用与路径依赖相伴的所谓的“可预见的制度（anticipated institutions）”的技术作用来更好地理解。Vincensini(2001)接受了一个路径依赖的包容性定义，认为制度遗产和战略性路径定型行为引起的“历史事件”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作为一个受制度遗产约束和可能导致锁住的战略行动影响的历史累积进化过程，与技术上的路径依赖有一定的关系，但两者涉及制度的程度不同，有独特的机制，并可以由路径定型加以调和。他提出了影响和决定制度上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定型的三种机制，即：经济体制、认知能力和政治因素，并把他们用于所有制结构的分析。[1]

　　1994年，Holland在Santa Fe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演讲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理论。这一理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得到巨大反响，推动着各学科从不同方面对复杂系统演化过程的仿真，以及规律的深度探索。Sandholm（1998）以简单协调博弈为基础，把产生历史非路径依赖预测的进化博弈分为三种模型：随机稳定性模型、局部互动（local interaction）的随机稳定性模型和廉价交谈（cheap talk）模型。Witt( 2000)把制度变迁看作是习惯（convention）或协调（coordination）博弈的参与者之间策略互动的变化。这种博弈以均衡点的多样性为特征，用动态的观点看，与路径依赖现象有密切的联系。在由目前已获得的选择机会的分布引发的潜在（underlying）博弈中，对采用某一策略的概率的偏爱（bias）使得制度变迁过程趋同于或被锁定于博弈的一个均衡点。青木昌彦（2001）把制度看作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common belief）的一个自我支持系统。从进化博弈和有限理性的角度看，制度不是由谁设计出来以后突然实施的，而是存在历史的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決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并且各种各样的制度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从而实现了进化。青木（Akio,2003）还初步探讨了企业的复杂性和制度的多样性。Montresor 和 Romagnoli(2003)把企业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从法律层（the legal layer）、运作层（the operative layer）、潜能层（the capabilities layer）和制度层（the institutional layer）四个层面对企业复杂性进行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