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1983年12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4月出版了其最终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采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给出的经典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展开其内涵，可持续发展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1]。

在人与人这对矛盾中，可分为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两个方面，其中主导方面是当代人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决定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代内协调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代内协调是代际协调的关键。在代际之间，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代更比一代和谐。为此，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提供至少和自己从前辈人那里继承的一样多或甚至更多的财富，因为当代人对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

在人与自然这对矛盾中，人类不应随心所欲，必须关注生物圈整体对人类行为的选择和制约，必须尊重生态系统内各层次的协同性质。人类必须把自身置于生物圈的相互依存的关联网络中，在自身的生存发展活动中促进生物圈的生存与发展中，达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自然是向着活的生命有机体进化的，整个自然本身是有生命的，这绝不是诗化的文学的笔法，而是必须承认的科学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自然的生存，就没有人类的生存；没有自然的发展，便没有人类的发展。人类无权剥夺大自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人类必须与大自然一起生存、一起发展，因此必须保护自然进化的持续性。自然进化的持续性是指维护健康的自然过程，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生产潜力及功能，维持自然秩序。

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绝不仅仅限于上下两代之间的矛盾，它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在空间上应遵守互得互补的原则，不能以邻为壑（包括人和自然两类邻居），利他利己均衡合理发展；在时间上应遵守社会的理性分配原则，不能在赤字状态下发展，保证代际协调发展；在伦理上应遵守“只有一个地球”、“人与自然互利互惠、协同进化”、“人与人和衷共济、平等发展”的原则，以生态学的智慧和泛爱的道德责任感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在总体上体现发展的高效和谐、循环再生、协调有序、运行平稳的状态^[3]。

用辩证唯主义的观点看，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状态，正式处于变革的关键时刻。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向好的方向转化的力量与机率大于向坏的方向转化的力量与机率，但不可忽视中国大陆存在发展中的短板与劣势所在。

 

一、中国人性格的优势与劣势——“让一部份人先‘创新’起来”

人类社会，在近300年，因盎格鲁—萨克逊人创造了人类的工业文明，其社会劳动生产力引领整个人类社会向工业化方向发展。其创造的科学技术、物质财富、政治生态，成为人类社会的先进典范与标本。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征服欲望强、积极向上、喜欢探索未知的领域、遇到困难理性面对、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权利、不崇拜权威、思维严谨缜密、办事依靠规范与度量、重视科学技术、追求绅士风度、富于幻想等。

中国，是人类的文明古国，创造了人类的农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期落后了，并受到工业发达国家的百般蹂躏与侵夺，但其历史从没间断过，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历史见证者，其顽强、坚毅的品质，是历史地被证明了的。中华民族明显的优点有：勤奋、宽容、好学、坚忍、朴实。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无原则、轻规范，重人情、爱面子，盲从、随大流，保守求隐，嫉贤妒能。

1984年9月24日，台湾作家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时说：“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演讲中他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人最大的缺点也许是容不得别人成功，小肚鸡肠、勾心斗角，是中国发展的绊脚石，“单个的中国人是条龙，成群的中国人是条虫，”陈腐守旧，互相排挤倾轧，限制了新思想的萌发，是中国人亟待认识自己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近300年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创新思想与创新行为，被封建强权、保守意识与中国人性格丑陋的一面所压制。

新中国建国60年，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品性与劣根，被强势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观念同时浸染，形成当今中国社会复杂而综合的矛盾体。要突破西方强势思想与中国特有的封建意识的束缚，凸显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其突破点就是培育创新思维——培育有创新特质的人才，创设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让一部份人先‘创新’起来”。首要的是科研、高校等高知识人群，能够在“富足、自由、有修养”的环境中，引领社会文化走向现代化、中国化。

 

二、中国当今政治的优势与劣势——“让农村先‘民主’起来”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自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虽然因暴政短命而亡，但极具开创性，特别是通过建立“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度”，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系统，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大一统措施，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容合，其影响直至今天。

人类的中华民族，总体上始终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地方政权是中央政权的委托代理人。几千年的事实证明，中央政权强大，则中国统一、繁荣；中央政权显弱，地方政权作大，国家则分裂，战乱不止，民不聊生。

中国的中央专权与集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威，其“专制主义”，就是“中央的决策方式即皇帝个人专断独裁”。“中央集权”，即“全国军、政、财权归属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控制”。具体措施，是“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中央官吏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

近100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在战争中挣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社会变革、斗争、反复探索的事实，以及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模式，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不会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中华民国早就尝试过民主的滋味，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全盘照搬西方的议会政治，允许结社、组党。一时间，各类政治团体蜂拥而起，政党就多达300多个。围绕国会选举，各党各派展开激烈竞争，国民党最终赢得胜利，这为中外反动势力所不容。随着袁世凯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恢复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热切向往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彻底破产。民国初年效仿西方搞议会制和多党制，是当时的仁人志士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相对于封建专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议会制和多党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无法成为解救中国的济世良方。

孙中山先生，一生享年59载，而在海外生活的时间却达36年多。这种人生经历使得他与西方及西方文化有着一种割不断的联系，也使得西方文化成了其革命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回顾往昔，孙中山先生在晚年曾这样总结西方文化对他革命生涯的影响，说：“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同时，又强调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4]”。

21世纪的台湾民主，其承载的核心内容不是民众的福祉，本质上是历史上的党派政治矛盾的延续与演化，以及中国特有的狭隘地域、地方意识，经济利益等在政治上的扭曲表现，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割据势力的衣钵，内部政治乱象，既阻碍了经济发展，又为民众所不耻。

亚洲，除日本与韩国这两个单一民族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相对比较成功外，其他民主国家，都是不成功的。印度、菲律宾和泰国的党派、宗教、族群等错综复杂的分争，是“中国民主”的教训。若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可预见会更糟糕，肯定对国家富强和民众生活改善，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具有破坏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政党制度的独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是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但，必须看到，一方面，中共领导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起到了政治保障与主导作用，为世界所有民主国家领导人所羡慕不已。另一方面，参与合作执政的其他党派，因时势变迁，其自身发展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其生存与发展是个现实问题，在国家治理上，实现了“政治协商”，但“合作执政”的内容却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中，没有显示“多党合作”的作用。

“三农问题”是中国最大、最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多种矛盾相互纠缠在一起，没有政治层面的改革，很难在经济层面有所突破。因此，笔者建议各民主党派，应主动向中共请樱，坚持在中共统一领导下，勇敢地承担起中国农村社会政治改革（自治）与经济建设的重任。在国家政权层面，实行现有（政治协商）制度不变，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基层层面，发挥“多党合作”的优势，为国家分忧，为农民脱贫，多做实事。即：政治上让农村先“民主”起来，产业上让农业“现代”起来，经济上让农民“富裕”起来。

 

三、中国经济社会的优势与劣势——“让各行各业‘创造’起来”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国60年，分前后两个30年。

前30年^[5]，是为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发展基础的30年。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30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九十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比例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年均18%，中国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多。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

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后30年，即改革开放30年^[6]，从1978年到2007年：

1、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

2、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我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

3、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问题，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

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

5、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毛主席他老人家最重视的农业、工业标志产品产量——粮食和钢铁，产量均超过5亿吨；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四川大地震，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2008年成功举办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年世界博览会又在上海召开等。国力的强增，世界无不瞩目。

然而，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生产缺乏核心技术，外贸依存度过高，资源利用效率低，能源紧缺，劳动力素质亟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低下，人均创造物质财富仍然处于世界排名100位左右，还处于世界中等以下国家之列。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的机遇。这次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世界经济失衡，是生产和分配的失衡，生产在中国人、在东亚人、在新兴国家手里，资源配制在发达国家手里，甚至是在华尔街。美元是世界货币，印票子就能过日子，它不是财富，只有当生产者接受他的票子，票子才是财富，如果美国能够恢复他的资源配置，分配与生产，都合乎比例，美国根本不会出问题。美国目前的资源配制已经很扭曲了，但是放在全球化这个平台上，他又形成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只有这个平衡被打破，才出了问题。现在的美国，力图恢复的是一个健全的金融，还要力图保住在世界资源配制中间的绝对的主导地位，维持美元世界货币地位，在世界财富分配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欧盟也跟着帮腔。

这样，正好是在维持我国制造大国的世界分工，稳固我们的地位。一方面，可以延长我国现有经济模式增长的期限，另一方面，也减小了我国“创造能力提高”时间紧迫性上的压力。世界给了我们机会，但是，我们还是要时刻记住，持续发展，必须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

提高“创造力”，就是经济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必须“创造”起来，抛弃“做大”观念，树立“做强”意识，才能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文化的优势与劣势——“让社会科学‘自由’起来”

文化的定义很多，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下过定义，曾有过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条之多，人类学的鼻祖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实是两个基础不同，一是人存在的基础不同，有实践理性与乐感文化区别；二是心理基础不同，有理性与功利主义区别。

讨论文化的定义没有意义，这里讲文化定义，是要说明一国文化的综合效应就是国家的“软实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软实力，就是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等因素，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它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认同程度、世界话语权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度。

苏联解体后，虽然北约军事集团仍然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现象，越来越表现出他们“软实力”的强大。二战后的美、苏对抗背后的本源是文化的对抗，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与卢梭的《契约论》、斯密的《国富论》的对抗。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时地在国际场合振振有词指责他国“这不对、哪也错了”，美国政府则更直接，每年发表一批文件，“激扬文字，指点地球”。其底气何来？不是其军事实力，也不是他的GDP，更不是技术，而是他们有让·雅各·卢梭的《契约论》、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他们推销自己的文化手段，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产业化、国际化。

如此看来，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硬实力”来自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并通过文化产业潜移默化影响，通过新闻与媒体等手段全面推销。这一点，正是我们的软肋。

然而，我国同样有自己的文化经典，如：《论语》、《道德经》、《庄子》、《墨子》、《易经》、《孙子兵法》，还有唐诗、宋词与明清“四大名著”等。可惜的是这些经典，历史久远，都是古文字，难于普及，对现实指导意义似乎不大，即使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封建的），它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国力增强，中文（还有繁简之别）在世界受到重视，且都以“孔子学院”命名，但国内并不怎么重视经典文化，更没对经典文化采取什么措施，给予扬弃地继承和发展。

中国的文化经典大多出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21世纪的中国，为什么就不能产生新的“诸子百家”呢？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理论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我们能否把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研究出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新理论、新文化。

我们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开始学美欧。美欧的这种发展模式、生活模式，地球资源不可能支撑（65亿人类）13亿人口大国的人民过上这种生活、不可能支撑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笔者认为：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要挖掘中国文化的核心——尊崇“天人合一”的观念，抛弃“GDP的增长”模式的发展，建立“国民幸福指数增长”模式的发展，以“以人为本”代替“以GDP为本”。

建立“国民幸福指数增长”的发展模式，要靠我国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可是，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走不出国门，得不到认可，甚至，中国没有社会科学院士一说。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让社会科学“自由”起来，让中国的文化“产业”起来，像经济特区一样，让中国社会科研究“特区”起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与进步。

任何“自由”都是有前提的，有限制条件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特区”里的研究，不设前提，不设条件，诸子百家，各显其能，让思想自由主义的优秀成果，引导中国的软实力的增强，让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