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新闻学 (五）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李大钊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李大钊，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李大钊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 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他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些看法，与新闻学者们关于新闻纸主要职能的认识，大体是相同的。
1924年，李大钊就路透社驻中国分社播发孙中山逝世的假新闻一事，发表了一篇短文《新闻的侵略》。他把问题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新闻侵略”的高度，以“各国中从无许外人在内地自由传播消息的事（俄国便是一例）”为根据，要求“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他还指出：路透社为此造谣的成就，一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在这里，他看问题的视角已完全脱离了新闻学领域，而进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域，其民族气概和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清晰可见。
路透社获知孙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经调查而立即播发，其政治上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显然在起主要作用。若从新闻学角度看问题，新闻机构所发的消息被证实为假后，会“心满意足，乐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准备自己损害自己的声誉。另外，若尊重事实的话，外人在西方主要国家能够自由传播一般性新闻是常规，而苏维埃俄国为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禁止外人自由传播消息，则是例外。李大钊把事实的主次颠倒了。这里完全没有责难之意，旨在说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新闻学常识需得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难免。
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巨大问题，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实效的中坚力量，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腐败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也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形下，学究式的吹毛求疵是无人理睬的，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新闻学愈来愈成为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所有新闻活动纳入了阶级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点和推理过程就如下面一段话（1933年）：“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解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54）在上面观点的基础上，下面的结论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55）
辩证唯物主义从苏联传入后，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成为分析新闻学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从认识论上给五四新闻学一个下马威，并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简单而有力地否定了当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实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中国报界新纪元”的气魄。这种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话（1943年）：“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个W”、记者实地踏查等技术性观点，以及对外从政治上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基本上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从事政治宣传的经验总结。这种宣传的指导思想，直接受到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性、组织作用等等论述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从现有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关文件和新闻学论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新闻学观点，是一个无人知晓的领域；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关于党报工作的话，则随处可见，还有《列宁主义与党报》的专门论文（1931年）。1933年纪念《红色中华》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笔很漂亮的文章，其结语便是这样两句诗一般的口号：“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57）
也许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在两军对垒的革命战争年代，被引进的也只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的某些关于党报的论述。马恩时代三权相互制约的党的报刊体制，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列宁关于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论述、在党章中确认少数派的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许从事译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们就象马、恩、列的其他观点一样，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党报理论。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做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这时起，即使对于党内，党的报纸也明确摒弃了“以新闻为本位”，而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领导中心。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党报的文件，是1942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而发出的通知。通知的几个要点是：“（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丙）……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仅再次强调了反对“新闻本位”，而且提到“党性”的高度，要求高级领导机关直接参与党报工作，把报纸作为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
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时，“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简直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重大障碍。党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党的新闻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这种情形就如当时所说：“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开始了，“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5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毛泽东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国的农民，他最懂得如何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战争。因而，当都市青年带着五四的新闻学观念来到延安后，毛泽东要求他们来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去接近工农（主要是农民）。“以新闻为本位”的现代新闻意识落实到几乎不需要任何现代报纸的偏僻农村，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许的。1942年的这场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批判，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一切新闻的选择更加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党性原则成为第一要义。“要看对党有利无利”、“注意政治影响”、“考虑政治后果”等等意识，是新闻工作者的唯一参照系。最后，“新闻”概念本身也无形中发生了变化，它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报道他们对革命有利。
这一次对新闻学的改造，就实际效果看，是极其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真正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从现代的眼光看，无论它显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当党作为一个整体与另一整体实行力的较量时，在内部对新闻学的这番改造是无可非议的，甚至一些明显违背新闻工作起码规则的行为，也可以视作军事策略而承认其合理性。例如，为迷惑敌人发布的各种假新闻或半真半假的新闻、为壮声势而普遍加倍报道战果的新闻（1945年毛泽东反对这种做法，但已成传统，反也难。平型关战斗消灭敌人3000人之说，直到40年后才纠正为1000人）。这是因为新闻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59）
新闻学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战争环境中，只有其中的“术”（如何写作）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毛泽东的选择性记忆里，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上生动地讲“术”的情景被保留了下来，而徐宝璜讲的“学”，却没有留下痕迹。当然，“术 ”的发展也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写新闻主要成了写典型，没有宣传价值的新闻不是好新闻。毛泽东讲：“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完小的消息。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60）领袖对“新闻”的无意认识，当然最普遍地代表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中作为新闻工作第一要义的“党性”的认识，在列宁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它不仅指在整体对整体的斗争中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而且指一个整体内部对其中央，在思想言论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其党派意识应当讲是很强的，但它不符合党中央的策略原则，因此，毛泽东就此要求“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61）这种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军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释为每句话、每个字都代表党（指党的中央及最高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话（1947年）：“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当新闻、党性的含义被改造或发展的时候，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他们断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宁愿将自身看作是由工农养活的“公仆”，他们完全接受工农的思想感情，而无论其中有多少狭隘性。这种淳朴的偏执可以从下面的话中透露出来（1943年）：“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63）从工作业务上，他们断然否认存在个人见解，而宁愿做另一种公仆：“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64）（1942年）”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达整体意志，排斥个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浑的战争背景下，它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不流血的（少数情况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义气概。
以战争为特征的整体社会生活，强调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识的封闭，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从于精神鼓舞的实效目的，稍稍的偏离都将不被允许。丁玲第一次受到怀疑，便仅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披露了延安医院的一些阴暗面。新闻工作如此，新闻学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绍“五个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封闭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似乎更加残酷和更具排它性。作为党的代表派到新闻学领域的王中教授，讲了一些似乎与传统的党报理论略有差异的话，1957年这些话转眼间就变成了“反党思想”和“反动的新闻理论”；刘少奇1956年关于新华社当老百姓，不做国家通讯社的设想，最终也没能躲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帽子，并且至今这样想也是犯忌的；当年在延安具体领导改造新闻学的陆定一，决没有想到，他批判“旧社会的新闻学理论”时肯定“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事，会在40年后，被指责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1946年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讲授）。他开篇承认“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一本好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条新闻定义，讲到许多人生疏的新闻价值、报纸的发行和广告等等。他是企图将五四时期的新闻学与解放区的党报理论融合起来的第一人。然而，这仅是一种机遇造成的，作者诚惶诚恐地一再解释：”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是我首先讲《新闻学概论》，接着由范长江讲《人民的报纸》。因为这样分工，所以我讲的内容就尽量减少涉及政治性的问题，避免与范长江同志讲的重复。由于这两个原因，有许多讲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某些地方是错误的。“（66）可惜的是，恽逸群从50年代起就陷入冤狱，1980年彻底平反时他已离开人世。《新闻学讲话》这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唯一新闻学基础知识著作，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
新闻学主题转变带来的一切变化，如果当事者、特别是领袖人物，能够意识到这是新闻学以自身的退化，为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别对一个整体的内部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看来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对整体内部而言的一套规则扩大到整个社会，其结果却是灾难性悲剧。
社会进步的尖锐需求，使新闻工作和新闻学产生“偏至”现象，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从40年代末起，已经转变了主题的新闻学，在已有的“偏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理论得到丰富，如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论（作为一项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成为“理论”）、政治家办报、新闻事业反映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公有制基础上集体经济的反映），报纸“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强调，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反复讲的“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等等，军事上的一切战略策略，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工作中被人们运用得相当娴熟。在这种情形下，党的新闻工作所常有的战争组织模式及其观念，横扫一切，一往无前，直到10亿人口剩下40家报纸，一个声音为止。
如果不是由于讲话人“出了问题”，下面这段“文革”中被新闻工作者背得烂熟的话，是会持续到“文革”结束的：“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全国性语言，以及全国流行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昨天讲的，今天就要反映出来。要经常变，要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各个时期所提出来的全国性的口号、提法、语言来变化。”（67）这种新闻学的偏至达到了峰巅，也就走到了终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说过，历史经常两度出现。中国新闻学主题的这次转变，似乎是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时期的再现，除了政治局势的必然性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规律、因素、习惯和力量，几乎都可以透过新的时装隐约看到或感觉到。但是，这第二次出现的表演，确实过头了。
* * *
当人们重新看到整个世界时，尽管时时感觉到已经变成传统的新闻学观念，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但新的视野带来的兴奋是抑制不住的，人们终于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中国新闻学在世界上的尴尬位置，过去编织的“水深火热”之类的神话变得荒唐可笑。这已是一个信息过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新闻早已冲破政治见解的樊篱而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生活必需品，新闻学已被人类信息沟通现象的研究所替代。经过几年的酝酿，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 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看来，不论怎样阻挡，对中国新闻学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这是对五四新闻学的回归吗？形式上也许是这样，因为从1978年开始的新闻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思想外，便是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著作。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等常识，但这不过是补课，以便迅速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上——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跟上世界的前进步伐。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1989年3月12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页 。
（2）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序。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112页。
（4） 《＜清议报＞１００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5）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6） 《<知新报>缘起》。
（7）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8）《<清议报>100册祝辞并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9） 《敬告我同业诸君》。
（10）《<清议报>100册祝辞并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11）《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2）《<清议报>叙例》。
（13）《<清议报>100册祝辞并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14） 参见《开明专制论》。
（15） 参见《致袁世凯书（1912年2月23日）》。
（16）《新民说》。
（17） 陈独秀：《敬告青年》。
（18）《学术独立》。
（19） 陈独秀：《敬告青年》。
（20）《宪法与思想自由》。
（21）《真理之权威》。
（22）《旧党的罪恶》。
（23）《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24）《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25）《宪法与思想自由》。
（26）《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27）《旧党的罪恶》。
（28）《答崇拜王敬轩者 》。
（29）《法律与言论自由》。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 ，第352页。
（31）《宪法与思想自由》。
（32）《强力与自由政治》。
（33）《平民主义》。
（34）《强力与自由政治》。
（35）《平民主义》。
（36）《议会之言论》。
（37）《平民主义》。
（38）《论俄国革命》。
（39）《答汪叔潜》。
（40）陈独秀：”《<新青年>宣言》。
（41）《<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42）《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43） 徐宝璜《新闻学》蔡序。
（44）《写在任著新闻学的上言》。
（45）《敬告我同业诸君》。
（46）《<国风报>叙例》。
（47） 参见马.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译文有改动。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4页。
（50）《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
（51） 徐宝璜《新闻学》蔡序。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6页。
（53）《<红旗日报>发刊词》。
（54） 张友渔：《新闻的性质和任务》。
（55） 张友渔：《读报也是一门学问》。
（56）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57） 邓颖超《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
（58）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59） 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
（60） 《报纸也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
（61）《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
（62） 彭真：《改造我们的党报》。
（63）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64）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
（65） 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66）《〈新闻学研究〉前言》。
（67）《关于办好〈解放军报〉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