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探寻中国自由商业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发现日本乃是对中国研究最深入的国家，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却往往流于表面或是情绪。而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中的歧路命运，却常常令人扼腕。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后，依然不断遭受耻辱与欺凌，而日本，却以一个蕞尔小国，发展成世界第2大经济强国。究竟是什么使得两国命运相差如此悬殊，这种疑问也使我溯流而上，探寻日本崛起的秘密。
日本的信史起源于公元3世纪，它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从近代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在亚洲扩张时的国内态势上看，日本的局势甚至还不如中国。至少，当日之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期间虽有太平天国的叛乱，但不久也被曾国藩平息。而当日之日本，却还处在幕府统治的末期，国内情势变数很多。
按照日本本国历史的记载，它是一个“万世一系”的政权，即一直是由日本天皇统治。但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14代仲哀天皇的历史是值得怀疑的，其中一些所谓“天照大神”命孙下凡之类的故事更是荒诞无稽，大约只是模仿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况且，日本虽然名义上一直是天皇统治，但天皇真正握有权力不过是从公元4世纪末到9世纪中期而已。之后，日本政权落入了外戚藤原氏手中，这便是日本的所谓“摄关政治”，类似于中国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或是“垂帘听政”。到了12世纪后期，武士集团兴起，他们实际上统治着日本，被称为“武家政治”（实质是军阀政治）。武家政治一共延续了将近700年，到1867年方才结束，大致可分为镰仓幕府（源氏）、室町幕府（足利氏）、织丰政权（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江户幕府（德川氏）。在幕府时期，天皇不仅已沦为傀儡，而且生活都非常窘迫。所以，日本的万世一系完全只是表面，唯一不同的是，天皇一直被当作日本人的一种精神信仰，这实际上也为明治维新时期的尊皇攘夷和君主立宪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日本自1639年开始实行锁国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由于当时西方贸易往往和基督教传教势力纠缠不清有关。但在18世纪末期，日本的锁国政策开始受到挑战，日本列岛四周的近海和沿岸不断地有西方的船只出没，有的还提出了通商要求，江户幕府对此的态度很明确，下达了“无二念打拂令”，也就是“二话不说，立即驱逐”。但到了1842年，幕府从中国人和荷兰人口中得知堂堂的“天朝大国”中国居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国后，为了怕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又急急忙忙地把“无二念打拂令”改成了“薪、水给予令”。
日本的真正挑战源于185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1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威胁。佩里的4艘庞然大物的黑军舰给日本人带来的震撼无疑是巨大的，不仅市井谣言满天飞，幕府内部也人心惶惶，甚至卧病在床的幕府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的病情也忽然加重，一命呜呼。
但日本在面临西方武力威胁的开国挑战时，情形还是与中国有所不同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与西方的交往大多仅限于零星的朝贡贸易，甚至连林则徐这样的人也认为洋人的腿是直的，龚自珍更是堂而皇之地把英国也列入“朝贡国”。日本虽然也是奉行锁国政策，却留下了一道缝隙，允许与中国和荷兰通商。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就曾致信幕府的将军，劝他开国，并在信中叙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教训，最后的结论是劝告将军放弃锁国政策。
虽然幕府还是以“锁国为日本的祖法”为由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劝告，但荷兰对日本的影响力却依然不容忽视。日本由于和荷兰一直有贸易往来，在18世纪初叶，“兰学”开始产生，并因学术巨星大槻玄泽的推动而被发扬光大。藉由兰学，日本管窥了西方的各种科学技术并因此比中国更为了解了西方。哪怕是日后明治维新中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在20岁时便学习了兰学。日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文明，但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尽管日本也有儒学，但却始终只是知识分子的“教养”而已，并且在奉行锁国的阶段，也通过兰学对外打开着一扇窗口。和中国儒学的绝对权威性不同，日本的文化一直呈现着多元化的发展，有儒学、国学、兰学，这种多元化也为后来的向西方学习先进文明打下了思想基础。
及至1858年，幕府在没有得到天皇的许可下（尽管是当时天皇还只是名义上的）开始开放国门，并经过15年左右的激烈政治斗争（期间有尊皇攘夷和长洲藩、萨摩藩的觊觎政权之争）之后，1868年幕府势力在一系列的小规模内战中被击败，新的明治政府成立，天皇从京都移居江户，江户也被改名为东京。
明治政府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即日本应尽快地实现西洋化和近代化。在殖民化的担心消除之后，从文明的各个程度上追上欧美，成为“一级强国”便成为了国家至高无上的目标。明治政府的三个目标也非常符合大国崛起的三要素：经济近代化（产业振兴）、政治近代化（制定宪法和设置议会）、军事近代化（对外扩张）。这些目标几乎得到日本国内的一致认同。
日本的崛起的确有相当多的偶然因素，其中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家规模小可能是它能侥幸逃脱西方列强的武力而得以有周旋时间于开国准备的一大要素。中国的前车之鉴也给了日本极大的惊醒。但从日本的传统和文化而言，日本的武士虽然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盲目自大地鼓吹“尊皇攘夷”，但正是他们促使了幕府的倒台。虽然武士的影响旋即被削弱，但是他们的确改写了历史。而中国的“士”却是儒士，他们与科举制度的天然联系和权力金钱的关系却很难让他们能主动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或是以暴力对抗旧势力。这点在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中即可见得端倪。
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远比日本更甚。日本的文化大多来源于中国，抛却的却也更快，他们从彻底抛弃旧文明到拥抱新文明，用了不到20年，而中国，等到明白时，却早已远远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