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军事文学中的英雄形象

许小羚

2009年06月11日08:52   来源：《光明日报》
 

    军队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军事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英雄文学、战斗文学，对英雄的向往和渴望是军事文学永恒的魅力。新中国前17年的军事文学，曾塑造了革命战争中的众多英雄形象，成为时代的表征和不同时代最可感知的里程碑。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文学注重“人”的重新发现和阐释的大背景下，在革命者向职业军人转换的时代，“高大全”式的英雄已不被信服和仰慕，而“英雄是人”这一命题成为军事文学的一条主线，寻找和挖掘英雄的个性特征和人性基础，成为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在当代战争题材、历史战争题材和当代和平军营题材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作为新时期军事文学起始的标志性作品具有特殊意义：突破了传统军事文学中根深蒂固的“颂歌式”写作方式，不人为地强调理想化色彩，而是追求英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写出了普通的英雄、平凡的英雄和不完美的英雄，开始了还英雄为“人”的最初尝试。《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靳开来等有“污点”的英雄人物的出现，引发了“军人是人”、“英雄是人”命题的提出，从此军人形象塑造的尺度为之一宽。英雄形象，有奉献，也有自私，没有十全十美，却个个生动感人。朱秀海的《穿越死亡》以“死亡”为主题，把不同经历、背景和动机的人物集中在一天一夜短暂而漫长的时间里，深入细致地表现了他们从怯弱到勇敢、从恐惧到无畏的转化与超越，揭示了作为凡人的军人的人格重塑和英雄品质获得的心路历程。

    20世纪80年代，逐步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了新时期军事文学重新审视历史、重新看待英雄的可能。以莫言反映抗日战争的中篇系列《红高粱家族》所描写的民间抗日活动和塑造的“平民英雄”形象，撼动了人们对抗战小说和抗战英雄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念；周梅森的《国殇》、《军歌》和《大捷》等作品，都力图在大量历史遗迹中提炼出英雄在最悲惨、最无助境况下的心灵和精神体验。到九十年代至新世纪，《我是太阳》、《英雄无语》、《亮剑》、《历史的天空》和《楚河汉界》等一批优秀军事历史题材作品，将英雄主义这个伟大主题演绎得更加真实感人而富于穿透力。

    合格的军人总是在和平条件下用战争意识自律，以艰苦的实践追求适应未来战争的智能、体能及其物质潜能，由此也决定了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依然沸腾着战斗精神，依然呼唤着英雄。特别是当下，中国军人在现代战争倾覆了传统战争模式背景下所生发的使命感、危机感的强烈，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推进新军事变革的迫切，使军事生活如冰河开裂般汹涌澎湃。当军旅作家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倾心于高科技条件下现代化“英雄”的塑造时，纪实与虚化的风格相交融，平凡与理想的英雄相碰撞，再次形成了军事文学领域的万象辉映之势。朱苏进的《射天狼》、《醉太平》，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刘亚洲的《两代风流》以及兰晓龙的《士兵突击》等充满军旅生活的阳刚气质和当代军人的战斗风采的优秀作品，在不同方位和不同层面上组成了一曲和平时期丰富多彩的英雄交响乐章。柳建伟的《突出重围》以特有的忧患意识和盛世危言般的敏锐和警醒，使军事文学创作，转向重新关注战争和英雄的主题，使人们突然意识到和平的脆弱、战争的艰难、英雄和英雄主义的不可或缺。

    总之，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军旅作家们把笔触伸向军人群体的个案和人性深处，正视军人作为审美个体的丰富多彩与酸甜苦辣，辩证地表现军人的共性和个性、自然性和社会性，大胆地描写军人性格的二重性乃至多重性，赋予了“英雄主义”更贴切、更鲜明更丰富也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