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评论家，北京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做一个让孩子们喜欢的语文老师。这个梦想最初来自我对写作文的反感，后来又加进了对中学语文课的厌烦。我想教他们说点人话和常识。除此之外，我的语文课还要有一些内容，告诉孩子一些实用的，比如小孩本应该是什么样儿，怎样坚持自己的观点，怎样用演讲表达想法等等。但我知道，在考试至上的当下，在课本和教案千篇一律的环境里，没有人敢找我当语文老师，因为我只会误人子弟。

　　但是，当我有机会读到民国小学语文的课文，我才知道我追求的一些东西，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有过。但那时候的一些课文，在后来的语文课本里已找不到踪影，课文里闪现的一些火花，也早已连灰烬都找不到了。

　　《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本评介》和《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本选粹》，这两本书像一个语文百科全书，让我对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有了直观的认识，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解放区时期，不同时期和政府的语文教科书，都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小学教科书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政府的更迭，以几乎相同的节奏进行着。

　　在我读来，与当下的课本相比，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一种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比如1932年出版的《新选国语读本》第一册，有篇课文叫《两个疑问的信》“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

　　再比如1937年的《北新文选》第二册，一篇课文《自由神》的课后问答题：“1、蟋蟀唱什么山歌？2、金鱼流什么眼泪？3、他们为什么要求自由？4、不自由有什么痛苦？5、不自由的人叫什么？6、自由是可以要求得到的吗？”问题从浅到深，逐步推问，后四个问题有很强的开放性与探讨性。你也许会怀疑，孩子们能懂这些东西吗？他们也许似懂非懂，但我相信，经过对小蟋蟀和小金鱼命运的关心和独立思考，有些孩子会把自由这两个字刻在心里。这不正是语文课本启蒙的作用吗？

　　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如《高小国语读本》第二册中的一篇，《一个有趣的会》：“课后，我们一级，开了一个自治会成立大会……每一个同学要发言的时候，一定要得到主席的许可……在疑案讨论到分歧的时候，那真有趣极了，譬如，接连有了两个以上的主张，主席就逐一付表决……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得到了许多经验，我觉得集会是要练习的。”思考题也问得有水平：“议案讨论到分歧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发生？集会要练习吗？为什么？”

　　其他课文还有《学生自治》、《儿童节演说》等等。读者都是明白人，当然清楚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不幸的是，三十年代以后，随着蒋介石强化“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小学课本里相关的内容明显多了起来。这说明当时的党化教育已经侵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向孩子们单纯的小脑袋进军了。

　　看来执权柄已经意识到了，儿童是一块泥巴，他们以后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全看小时候被捏成什么形状。儿童能不能自然蓬勃地生长，全看大人们是不是心藏恶念，而事实是，大人们经常对语文课本痛下辣手。

　　阅读这样两本小学语文教科书，使我走过了一段寻梦又失落的历程，我仿佛回到过去，寻找到了失落的小学语文，却又发觉那只是昙花一现。当语文课本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当好一个语文老师的理想，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