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她会永远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这一次见到张树新，她刚刚从滇藏地区神游回来，聊完互联网圈子里的一些旧事、新事，她说：“我们看一看台湾的政治选举发展史吧，虽然还有不少问题，但必竟是民主化和程序化了，很值得学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我们没有理由再借口说‘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合搞民主政治......”。从互联网到资本投资，再到文化和思想研究，我认为张树新一直是一个很自由的人。
张树新之与互联网，肯定是中国第一人。----做接入服务，早于中国网通；做内容，早于新浪、搜狐；做电子商务，早于阿里巴巴.....还有，出版过中国最早的互联网思想丛书；经营过中国最早的网络社区；操作过中国最早的互联网VC项目......谈起“网络社会”，她也认为是一件寻常事，“网络社会肯定是发展的必然，网络社会的迁移不过就是时间问题”......张树新开始互联网拓荒事业时，中国只有两万网民，而今天这个数字是两个亿！虽然，起起伏伏地十多年过去了，她这几年也一直称呼自己是“旁观者”（《德鲁克传：旁观者》意义上的），张树新身上仍然洋溢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质......
十多年了，与我而言，每一次和张树新交流，都能获得很多重新思考和重新学习的机会和视角。她说企业家没必要装自己是万能的神，要回归平常。她一直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所以最爱读书和旅行：旅行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自己知道，旅行的前提则是让自己自由。有时，她也问自己：“人是否真的能自由？”如康德所说：“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其实，自由这件事，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哈佛商学院的《管理与企业未来》一书中提到：自由是人类智慧的根源。书中有段话是这样描述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富不过是在自由价值观普及的社会里，无数个人活动的副产品。在个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会，民众的智慧空前活跃，创新的东西也会不断被提出，财富作为副产品也会像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可见，自由对于人类和这个社会的重要性，反言之，“全能的政府”最终将导致其所承担的责任不可承担。（引自《亚布力观点》对张树新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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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新口述史
互联网给每个人开了一扇窗
自互联网商业化进入中国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互联网的大众化应用是在1998年以后，1995年到1998年，中国经常使用互联网的用户大多是技术人员、精英，由于它很小众，当时技术手段和产品创新非常有限。2000年后，互联网本身的应用大范围推广开来，当千万量级的用户每天能够上网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时候，互联网已不止是信息的补充传递工具，而是作为信息源、传播渠道本身的力量已经显现。从1998年到2005年左右，大部分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以及财富效应，包括网民规模的急速增加，使得互联网行业本身迅速成长。
当互联网已几乎变成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方式的时候，互联网的社会性影响已经初步显现。互联网已经不单是和报纸、电视、广播等其他类比的媒体，它已经变成了民众声音及其组织的最重要载体，也是民情反映和民智表达特别重要的部分。然而这在中国才刚刚开始，也许再过五年、十年，互联网反过来会促进我们现有社会架构层级的改变和信息的传递模式，影响甚至改变公共治理。所以未来的十年，可能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改变的意义远远大于它过去十几年曾经呈现的技术和财富意义。
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意义很奇怪，与其它信息管制方式不同的国家相比，其对中国的社会影响特别巨大。中国的社会架构自秦至清就没有发生太多的大的结构变动，而五四以来中体西用的结果并没有完成现代性的构建。首先人的身体本身被禁锢了很多东西，对于解决人的自由的问题，宗教解决了一部分东西，互联网解决了技术性的东西。它延伸了人身体的感官，它能让人听到、看到更多的信息，并有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
人的自由很重要。去年我开始旅行，我发现川南藏北和北京的区别，某些方面甚至大于中国和美国的区别。互联网的崛起促成了很多民间组织的崛起，互联网首先由于利益驱动而产生，后来变成了一个媒介载体，现在我认为它更像一个“广场”。
有人问：“你看了这么多书，喜欢这么多东西，你最喜欢的人是谁？”我说我喜欢罗素，因为我追求理性意义上的真实，当然不只因为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也包括他的人文关怀。其实互联网社会学所触及的学科也很广泛，包括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现代化历史等等。对于中国问题的求解，我是一直在寻找，就像中学时喜欢证明几何题一样，一直不断地找这种题来做，别人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就是喜欢啊。
我觉得我党为了现在的稳定，会牺牲长远，会导致政府走向“成本不可负担”。比如，互联网的国家防火墙问题，其实互联网从“孙志刚事件”开始，就开始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如果不去顺应和因势利导，用长城或三峡大坝的思路治理，只能使问题加速度积累。
有个画家画了一幅画，画面是在一间黑屋子里，有一扇窗，窗外是一片很美的绿色风景。我觉得互联网就像在每个人的面前开了一扇窗，每个人窗前的风景是不同的，所以互联网对每个人的意义也不一样。
互联网的启蒙作用
刚刚谈到了启蒙，首先，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完全是螺旋的上升，而更是像台阶一样的阶梯状上升。中国的文明基因形成于先秦，从秦一统到1911年清朝结束，两千多年的朝代史并就没有什么创新性和启蒙性的东西出现。
我曾经去美国旅行，旅行中我在思考那些最初来到美国，建设新大陆的人们，为什么美国当时的民族精神充满创造力。十七、八世纪来到美国的人很多都是来自西方当时已发达国家，他们所携带的成熟的文明与美国这片未知荒野的结合创造了美国两百年的辉煌。可是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早已被先人们开拓完成，所有的地理都是写好了的，我们不需要去发现。美国需要《国家地理》，而我们不需要。所以中国的朝代历史记载的都是同一种东西，都是同一类型，就是权术的高低比拼，徐霞客应是另类。
所以我说中国有技术没科学。我认为中国的学术缺少“真”，不知道有没有“美”，科学的使命是求真，其实科学就是从宗教里分离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有发现、发明、技术，但就是没有科学。也许在中国还是应该更多的谈启蒙。
关于互联网对启蒙的作用。我认为，首先，互联网使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很低。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其次，互联网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错位。比如师生的关系、医患关系等等。有些学生现在比老师还懂得多，那么老师凭什么是老师？当然，老师是起到一种传授基础知识的作用。再谈医患关系，其实医学是一种经验科学，我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医学的书，我一直想把自己身体每个部分的问题搞清楚，后来我再去问医生，发现他说的很多都是错的。互联网也促成了这种关系的错位，因为人人都能获得这些信息。再有，知识的独自占有、信息的垄断，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于是传统社会的因信息控制导致的权力关系会产生变化，当然这会对传统方式的政府管制产生干扰。
其实我后来的互联网知识是跟我女儿学的。她自己在电脑面前，很快就学会了很多工具，比如Photoshop，没有人教过她，她自己就会了。她有时候在网上聊天，说她今天“见到”了谁，我问是真的“见到”了吗？是physical见到吗？她问我为什么要physical见到？我们两个人头脑中对于“见到”所反映的信息就不一样。
我们曾经提过移民和原住民的概念。我们是互联网世界的移民，我女儿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我经常看韩寒的博客，观察他的语言。再看王石的博客，他们的语言姿态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地震时两人持有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王石由于人们的谴责，最终选择道歉，而对于韩寒就没有那么多人声讨。所以，在互联网的世界，语言的姿态很重要。
看看现在的80后，有些人是非常有想法的。我们看到“新五四青年”，即“四月青年”，这让我们发现依靠互联网聚合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当年“五四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还是不一样的。
“国家防火墙”成本将不可承担
现在的互联网是一个广场。首先，广场文化是源于希腊的城邦。那互联网世界的“广场文化”和“广场行为”是什么样的？互联网最后造成了分众化——有人喜欢BBS，有人喜欢视频，有人喜欢聊天。互联网发展到后来是“人以群分”，其实这种人以群分也许并不好，因为就是在共同倾向的那一群人里相互印证。
论坛的“坛”字很有意思，“坛”过去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只有皇家才能使用。比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是皇家祭祀祭天使用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千上万的“坛”，成千上万的坛实际上是对皇家皇权的一种分化，是一种“再部落化”。
坛和坛之间、坛的内部就形成了一个个广场形式来表达观点。比如有人喜欢上天涯论坛，因为今天在那发的帖子，明天就有可能在某刊物上被发表了。如果想与物理世界产生互动，那就想办法去大一点的论坛。
最近我党经常提到“网民”这个词，他跳过了公民、国民，直接提出了网民，这其实已经短路了很多程序。因为网民属于后现代出现的词汇，现在有很多“五毛党”在网上争来争去，但我后来再一想，这种“五毛党”的状态总比直接封杀好一些吧？
Web，互联网的网是没有中心的，通过一个一个结点，平行展开成一个大网。所以“坛”也可以无限扩张。前几年，我与杨鹏有一段谈话，杨鹏谈佛，佛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都可能是佛，心动万物动，没有局限性。互联网也是如此，如果想做物理性的管理，就需要设置几个门，或者罩子，把一部分网罩起来。政府现在用“关键词”来过滤，比如某某关键词查不到，或者这个关键词无法在网上发布和获取，这其实很累，因为最终可能导致这些关键词会变成一本太厚的词典。就像古代的“长城”思路，以为垒个长城就能把蒙古人拦住，但蒙古人还是打过来了。所以“长城”的思路是有问题的。
信息技术创新产生很多新应用，包括IP代理技术和路由技术，还有现在的
人们总说现在还是一种“全能政府”，即所谓的大政府，全能政府必定会背负着全能的责任，全能政府最有效的时候是在灾难和战争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到地震的时候，全能政府能迅速地做出反应。但全能政府的包袱也很重：第一，社会上很多事情是多元化的，想管得太多，反而管不了。第二，社会是由各个社会细胞组成，基层社会的细胞增量很大，比如“黑社会”、“贫民窟”，其实有很多就像我们电视上播的国外的黑社会、贫民窟一样，只不过是很少报道出来，也很少有人管。社会细胞繁殖太快，管不过来。而大量组织控制资源又都由政府把控，管的东西太多，这种关系就会太紧张，因此腐败变成了社会运行的润滑剂，这样可以互相压制，互相平衡，维持社会的存在。为什么腐败屡治不绝？也许这是个原因。
目前是个“公”、“私”难辨的社会
“公”与“私”的话题往往让人想到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企业家发展到后来，有些分化，一部分人只单纯经商；一部分人经商同时试图担负起“精英责任”，试图进行公共思考，用自己的公共能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人成立了某个基金会，当然不排除有些人还是为了名或利，其驱动为“私”，但结果为“公”。有些是真的想做些事，从动机到效果是公共性的反应。但是企业家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没人理解他。因为没人证明他的公共承担有些不再是为私是真实的，我们目前的社会上没有一个能区分“公”和“私”的道统。
在“公”“私”难辨的社会中，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没有形成共识，就会造成价值观的冲突与混乱。我们上次参加阿拉善SEE的活动，顺便去刘老根大舞台看二人转。去的路上，大家嘻嘻哈哈。但看完二人转之后，全车的人都无语，其低俗程度大概把大家都“雷”着了。
政府常常以反低俗之名进行治理，最后却形成了更低俗。我们看的那个表演宣扬的就是“钱可以买一切、自残、互相伤害和侮辱”，说的话和行为极端低俗。我是东北人，我知道东北的“炕头儿文化”很俗，但我没想到今天被表演成是这样的。那个舞台上，有人拿板砖上来，表情很夸张地问一个女的，多少钱可以摸一下。这是一种流氓文化，是一群暴民。很丑，丑到极点。但现场真的有很多人在笑，很多人在捧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东西还那么受欢迎？居然还受我政府支持？
对于这些社会文明基本面的共识，不是企业家精英自身可以担负的。
我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人生之权利，有人说孙中山为了自由民主而牺牲普适价值。也有人说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是为了救中国，而不是救清朝，是为了拯救一个国家，而不是为了拯救某个朝代或某个政权。何为民族国家，何为普适价值，何为自由民主？其实我们有太多问题从根儿上都是模糊的。
我后来选择读书加旅行，去追寻答案，并不是因为在这种环境的生存艰难。是因为我自己的变化，我开始觉得自己在公司时的状态有些无聊，每天都很忙，总要见一些不愿见的人，说一些很违心的话。我慢慢反思，问自己当初下海到底为什么？为了赚钱，为了买好看的裙子。赚钱为了什么？为了在海边买个房子，装满一房子的书，天天看书。我是一个在商业过程中没有快感的人，也许天性并不适合从商。现在达到目标了吗？那我为什么还在做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
反思很重要。现在社会上很多精英范的人喜欢装神弄鬼，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做法，一个无神论者，把自己弄成神一样的让大家敬仰和崇拜。
企业家没必要装自己是神，别认为自己是万能的，而且要反思、要对社会有关怀和承担。企业家要回归平常，而且要不单是独善其身，还要有担当。现在由企业家构成的NGO组织很多，像亚布力论坛，阿拉善SEE。企业家非常尊重规则，所以企业家办的NGO组织会长久一些，逐渐建立共识。我相信以后亚布力论坛，将不只需要像维迎那样的经济学家，还需要优秀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哲学家等等。
寻找是为了活得明白
我为什么一直在寻找各种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原来是学科学的，后来又去做记者，但是发现记者只是喉舌的时候，就结婚生孩子去了。
我们九十年代初决定下海做生意的那帮人，有很多人在当时是因为无处可去，而从商给了我们自由的可能。后来，我们这些人又开始分化。我曾经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企业家，但后来我想的东西大部分都不是企业家该去想的事儿，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商人。
我进入互联网行业太早了，当一个行业在市场上发展到0%-5%的时候，这时进入它是非常危险的，瀛海威就创建在这个时候。当这个行业发展到30%~50%的时候去进入，会相对容易成功，后来就崛起了一批互联网公司。当发展到50%以上的时候，这个行业就已逐步走向成熟，机会也变得少之又少。虽然瀛海威进入互联网的时机太早，不成熟，但是互联网给我个人开了一扇窗，这扇窗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都很新鲜，能够让我不断地去探索与思考，让我特别高兴，这是我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后来我们又做投资，做了很多其实传统的商业经营，很多事情让我又不自由了，所以去年我就彻底把自己退出来，我实际上只做股东。如果你做生意，只是为了获得富足的生活，那就会开始不快乐了。我是突然觉悟的，所以就彻底不管了。然后我开始旅行、读书。因为我每天的时间真的不够，本来起的不早，有时还要兼职管理些公益的闲事儿，我又好客，经常有很多朋友来我这儿，一起聊天喝酒，根本不能满足我一天8小时的读书时间，所以我干脆从商场退出来。
我现在特别喜欢一个字，就是观察的“观”字，“观”字拆开来就是“又见”，再次见到，我要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自己，观察社会，对我来说，活的清明最关键。我就是想能活得明白。
我想知道的问题很多，比如三大宗教都是起源于一个地方为什么还在那儿死打？我计划今年要把中国游完，然后再去国外我喜欢的地方，临死前要把所有钱都花光，我都计划好了。我跟我女儿说了我的计划，我说要把自己所有的钱花光去旅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女儿说那你不给我留一套房子吗？我说不留，我最后要把房子都卖掉。她说那自己就要换专业，因为她原来的是学美术的，天天画画，不容易赚钱。她说要转到设计专业，这样能赚钱养活自己，要不就找个有钱人嫁了。我说那你随便。
我喜欢旅行，看到地图我就高兴，我
在信仰方面，其实我对宗教哲学很感兴趣，读过很多相关的书，也去过一些宗教圣地观察。我的很多朋友是有宗教信仰的，信佛的、信基督的、信伊斯兰教的等等。有朋友说我是游离在宗教之外的流浪的天使。我追求的是那种理性的东西，可以解释的东西，当然我也很尊重那些不知道的神秘的东西。不同的宗教都是一种生命与宇宙的解释体系，很多有体系的人（信教者）其他的东西可能就不看了，我觉得这很可惜，因为牺牲了寻找的乐趣。如果我追寻的真的东西是一个黑洞的话，那么我会对它很尊重。我很尊重我不知道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看藏民朝拜时的那种眼神，宗教的力量真的很强大。藏民的朝圣的眼神真的很干净、很纯洁。
人骨子里的善，也许是不能完全透过某个组织来表达的。比如有些人，他一旦有了信仰，他就可能会用这个信仰来解释和看待他周围的一切人事物，那就有局限性，不客观了。
目前，我还没有想把那些信息和思想记录下来。首先因为我很自私，很多问题我只是想自己搞明白。追寻问题过程中的愉快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现在去一些地方也会做一些笔记，比如我去过佛教名山普陀山，普陀寺的住持觉得烧香不好，就在寺门上贴着“不要烧香”，同时讲了许多佛学的道理，但很多人都视而不见，还是去烧大把的香，用此方式来拜佛，却并不关心佛的真意，这幅画面很有意思，很讽刺。要不是我们去外面走走看看，那我们身在北京的名利场中真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自以为是，所以我想在50岁前把自己想去的地方都去完。
对于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写专栏、写博客、写书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束缚，比如博客，你知道别人在看，那可能写的东西就会被其所累。自由，观察，明白，理解，讲述，这几个词汇是有先后顺序的，到最后才能讲述出来。就像米罗的画一样，他年轻时画过复杂、生动的庄园，很有技巧也很繁复，到了年老，线条愈加简单、纯真，甚至就像儿童涂鸦，但异常耐看，经历与境界还是需要过程的。
人的认知是有一个过程的。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到答案，也许答案本身并不存在，但我寻找的过程很重要，喜欢这一种高兴的情绪，不喜欢有什么事情去阻碍我。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中国
我最近这次的旅行计划是第一天到西安，从西安到成都。成都以前玩过，这次是要去一趟建川博物馆，我看了好多那里的资料，觉得值得去一下。然后要去云南大理、腾冲，去滇西转一圈，从滇西回来就往西北走。我现在都能背地图了，因为一天到晚看地图，我热爱看地图和地方志。我发现很多人不爱看地图，而且不会看图。
我们决定沿着滇藏线进藏，从德钦进去，上至芒康，从芒康开始是川藏南线，再到林芝，估计要走三天，一天两三百公里，不能多走，到那里时应该是“3.28”以后了。因为现在封路，不让进。所以我们进藏的时候可能是4月初，也许会好一点。本来打算去墨脱，但因为没有公路，只能走进去，太艰苦了。仔细考虑一下还是决定不去了。
我们从滇藏线接到川藏南线，然后进拉萨，在拉萨停留几天后去日喀则，然后到中尼公路上的珠峰大本营和樟木。我研究了很久尼泊尔，车可能过不去，但可能有一到两天的时间跟旅行团进一趟加德满都。然后从拉萨到那曲，从青藏线转到川藏北线，那有317国道。317国道特别危险，少有车走，服务设施也非常少，据说年久失修。但只有那条线上有一些特别古老的寺庙，本教的大本营也在那里，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藏传佛教是从本教转成的佛教，佛教分几大派之后，最后又被格鲁派基本统一。
沿317国道开到昌都，然后我想去德格。但我很怀疑德格能否进得去，据说德格跟甘孜那边闹的最厉害。德格有个印经院，大量的佛经都是在那印刷的，而且那里有最古老的印刷术，也是藏传佛教学者最多的地方。从德格回来时我想从昌都往上走，就是去青海的另一条路，经过玉树。从玉树往北三四天的路程，到青海，我打算在青海湖住几天。青海到兰州有
我每次要花7天时间做旅行计划。我的先生最逗，他是旅行回来做总结的，他有个习惯——收藏路上的任何一张发票——所有加油的发票、过路费的发票、旅馆的发票，比如吃饭五块六毛钱，他也会记下来。回来后他会列一个Excel表格，我们每个行程都有这样的表格，那以后我也许能出一本详细的书，包括旅行的财务分析。其实我先生做的东西有意思在哪儿？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在地图上任何一个小的地名上，你可以查找地名周边的地区的人文历史。我先研究，他后学习，他可以把所有的地方从头脑中再走一遍，基本上一次旅行就会有一本厚厚的档案。
我们从西藏旅行归来后休息一个多月，7、8月份去呼伦贝尔，把整个黑龙江和内蒙这一条线走完。内蒙的版图狭长，上到呼伦贝尔，额尔古纳，这边下来一直到额济纳。9月份我们再去一趟新疆，今年年底就把中国走完了，明年开始去欧洲和中东。
我计划走到五十岁，基本上把世界上想去的地方都走完，去年是把中国几乎非边疆地段都走过了。其实过去走的地方都是点到点，但从前年开始都是开车走的，一步步的丈量国土，这种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这样旅行特别有意思，能感受到一种风貌的变化。比如我们春节的时候开到海南，中间有一段是坐在轮渡船上。首先我没想到需要等那么长时间，我们在轮渡船上等了6个小时，这是过去不会有的经验。轮渡船上放着极为低俗的录像，一帮青年在那里打牌。你开着很好的车，但是旁边正好是一个装猪的车，船一开，猪拼命在叫，你会忽然觉得特别诡异和好玩。
也许只是因为好玩，我才愿意到处走。因为我总感觉我们过去的生活比较不真实，尤其在这种很安逸的院子里生活极不真实。我曾跟我女儿讲，其实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中国，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想去知道。因为北京不代表真的中国，这个院子就更不是了。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特别不真实的世界里，那你其实很可怜。我们自己也特别不真实，比如你们做的杂志，把你做成封面了，你也许总会认为那个人是你，其实封面上的人是摄影师想要的你。但是很多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就会认为杂志上的就是自己，然后就照着那个人的样子来做。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还是在寻找，寻找你生在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太大，中国的问题也太复杂，我们的精英总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地讲话、轻易地拿出很多solution。这可能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我们来讲，了解和学习很重要。
有时候，你读了很多书，可能因为读太多了就忘了。但当你旅行时，你读过的那些字句会自己浮现出来。这种感觉特别有意思，比如，我真是到了岳麓书院才会想起曾国藩、毛泽东、蔡国森在这里待过，当初王阳明和朱熹在这里讲学。这个地方有的很有意思，那些人突然间都活灵活现地浮现在脑海里，这就是旅行的好处。如果不旅行，书里的东西几乎都是死的。
我们缺少共识
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根本不像什么企业家，像一个自由人。
在精神信仰方面，首先必须承认我们从小被洗脑的很多东西可能是错的，就是一开始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用马克思那套观点来看事物，其实是有问题的。我说过，读书第一件事就是解毒。当解完毒之后，你又没有被任何一套解释系统所占领。所以，你就有幸了，幸运的是你会去看所有的东西，你的不幸有可能是你什么也没看到。在去看这些东西时，脑海里就会有疑惑。至少我自身不是学者，我去看这些东西的使命并不是要建立什么系统学说，我的使命是50岁前至少给自己找到一套解释。
如果你真能够相信某套解释系统，那也比较简单，对于我这样一个深受理性思维之害的人来说，又很难。那么，去学习和了解所有人类智慧遗产的本身就变得很重要，而在智慧遗产的学习和了解过程中，就发现它留下了很多遗迹，这些遗迹和今天物理上很多人的精神风貌有关，对这些东西观察也很有意思。对于我来讲，其实兴趣就在于此。我还在试图理解，人类精神遗产导致的今天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行为和人的风貌。
中国企业家的问题，和中国人的问题是一样的，并不等于说他们是企业家，他们就比谁更加聪明，也不等于他们就比谁精神上更加丰富。大街上的民工和一个企业家，可能在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差不多，这一点是中国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很多所谓精英，如何定义精英？有很多钱、有很多企业，但你的精神世界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并足以支撑你今天所能够做这些事情？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自觉地就有一些分野，就演变成不同的行为。比如，一类人可能会从某些他所崇拜的个人身上汲取精神支持，比如说有人一直讲毛泽东的话，这是一类人。也有一类人皈依了佛教，也有人信了上帝。其实，皈依了各种人类智慧宗教遗产的情况也分两种：一种是把宗教作为价值依存的人，一种是把宗教作为工具的人。
把宗教作为价值归属的人，相对来说是很幸福的，至少是在做今天所有事情时就有了解释，有了支撑，对他来讲就变得很圆满。而作为工具的那些人在做事的过程中也很愉快，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方法论，比如我认识好几个人都是练藏传佛教密宗的，我还问过是不是因为密宗是口口相传，必须有上师，所以才导致了很大的利益集团以此为生？这个利益群体其实很奇怪，由于它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开放，就可能导致这个群体鱼龙混杂，达赖自己也讲其实有三分之二的垃圾，把它当成了工具，当成工具就可能以彼岸之名来敛此岸之财，获得此岸之所有的利益。
其实芸芸众生也比较惨，分不清楚谁是用来做价值，谁是用来做工具的。还有一类人，由于没有自己拜的上帝，就自己扮演上帝，这在企业家中也不少见。你会发现很多企业家在内部管理上，自己就是皇帝加上帝，不只物质上管理员工的吃穿住，还管理精神，用自己的道德教化来训练自己的员工。以企业文化之名奴役别人。这也是一大类，而这类好像还挺成功。但这些人的问题是，等他自己有一天困惑的时候，他也会很累。因为特别多年轻无知的羔羊们都把他当上帝了，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可能他背负的重担会很多，就像我党现在的状况——建立了一个全能组织。
这种情况不只会在企业家中出现。我经常说，在一个精神世界寻找过程中的年代，这种状况很正常。但自以为是精英的这些人，他总以为“我是你的官，我是你的领导，我又比你有钱，我就该在精神上指导你。”其实这两点没有逻辑关系。所以我觉得企业家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起精神指导作用的责任，不该是由他来承担。其实这种精神指导工作也是蛮辛苦的，最关键的是每个人很不自然，但还要去演。
因为他已经有钱了，他需要价值解释和道德形象，他把价值当成一种工具了，然后在自己掌控的范围之内去驾驭其他人。大概有些人觉得那种驾驭别人的快乐比赚钱还快乐。
当然还有很多类，包括质朴和谦和的。我觉得我是很难归类的，因为我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需要了解和学习的也太多，我没有权利去妄言任何事情，因为事实是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就只能先让自己去知道再说。在此之前，我见过很多所谓精英，比如商人、官员、学者，很少有思考大问题的人，如果大家在精神上都比较苍白，那我们就需要寻找或去了解更多东西，因为人类有如此多的智慧遗产，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现实的中国是什么局面。
中国很多有钱人到今天为止，他完成了原始积累，有钱，日子过得也很好，但精神上很迷茫。美国的这代企业家，他们大多对世界的理解已有解释的方式，他们对这件事很清晰，像巴菲特、比尔·盖茨等等，他们都很清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美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整个价值基础还是新教基础，这一点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当初的新教伦理，没有当初的这些被迫害的教徒们的坚持，就不会有美国的建国基础。而这些基础上承载了很多东西，而且在美国最底层的政治哲学上，大家是有共识的。
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情况，因为我们是没有形成共识，可他们已经有共识。他们其他的争辩就在一些小范围内。美国的基础框架是共识，这个共识建设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至少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一个对真善美有共识的认识体系中，他们面对的很多问题就不是大问题，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在很多大问题上没有共识，而在小问题上我们有共识。现在大家还在讲中国要牛。我也承认中国作为国家来讲现在有机会，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国民没有价值共识的年代，在国家和国民没有关系的年代，那就有机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会导致其他什么结果？这是个巨大的问号。
作为中国人，在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会面前，这是一个让人特别困惑的事情。所以我这几年读了很多有意思的书，关于中国各民族的缘起、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是怎么回事、什么叫现代性意义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族群、国族、民族之间的关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借助的是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但中华民族不是血缘民族，汉族也不是血缘民族。欧洲民族国家成立时，100年前的民族概念基本上是统一文化、统一血缘、统一地域、统一文字，在此基础上他们有自决的权力，这是形成今天欧洲局面的原因。那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在哪？就是中华民族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他没有工具创造能力，或者是没有概念创造，近百年来我们在概念上全是照搬西方的，全是西体西用，结果使我们非常困惑，我们没有一种工具能够描述近代中国的复杂局面，都是套用别人的工具，因而在不同语境的概念，中西方产生很多歧义和误解，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又有几乎掌控全部关键资源的全能政府，利益集团自然形成依附，而企业家当然不能免俗。
张树新访谈录
我们是否可以自由？
亚布力观点：今天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可能都只是暂时利用了一下这种国家主义，其实深层次的含义并没那么简单。
张树新：那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在自行运转，转的过程之中你说谁决定了？胡能决定？温能决定？很难，也许谁都决定不了。谁都不希望这个系统停下来，但谁又都知道这个系统有问题。这种情况就非常诡异了，诡异在哪儿呢？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个系统的依附体。
亚布力观点：其实好多人都明白这个态势，有人说专制体制像一个怪兽，先吃掉旁边的东西，接下来会吃掉自己。这也可以解释这么多年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当今中国企业做生意时必定要跟别人打交道、应酬，他会慢慢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界，而迷茫也正在于此。
张树新：对，所以他不独立，也不自由。自由的前提是独立。独立除了财物独立，还有精神独立。精神独立包括人所有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的独立思考，如果没有这些，那独立是个假话，自由也是假话。普天之下，13亿中国人有几个是自由的？少的可怜。
亚布力观点：自由只是一个太优美的概念。
张树新：自由，特别简单的一点。说不定大街上的乞丐挺自由的，要一点活一点，他也没觉得乞讨不好。当然如果是丐帮集团里的另算。
亚布力观点：那又是一个组织了。
张树新：是。所以对于我来讲一切都是问号，一切没有结论。
我现在本能的只做了一件事，我先让自己自由。其实我自己的人生历程经常是问题太多、解决不了，又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就做减法、排除法，想想什么事可以不做，最后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了，就是让自己自由。自由包括财务自由、从组织中自由，从所谓的别人以为的face中自由。别人总是不理解的问：真的不接受采访吗？我说我给别人当材料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采访与被采访只是个互相利用的关系。
亚布力观点：你一定要确定属于自己的脸。
张树新：比如你是企业家，你必须要为了企业生存做很多事，你要为他营造环境，要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大家互相利用的东西。传媒是一个台子，在台子上大家都在演这个戏。这时你一定要戴着面具，就是为了你的组织的利益。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关系，组织是滋养你的东西。我有时会反问，我们这么多人没有组织谁能活下来？这里说的组织不只是过去的单位，还有企业家们的企业。
亚布力观点：还有圈子。
张树新：有企业，有圈子。也有相互的认可和证明，当然最重要的是组织资源滋养中的个人生活和消费。
那天我在大连时跟我先生商量事情时说，我们自己造了一些“壳”，然后就寄生在里头，我们出不来了，当要把这壳割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我开了一个清单：你有三辆车，你自己会做车检吗？你算过一年的成本是多少吗？你自己会去排队交税吗？我现在认真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否可以自由？这事不容易。
亚布力观点：这些企业家们，又迷茫、又不自由，还在一如既往的做那些看上去很优美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钱不够吗？
张树新：不是，是因为惯性，太多的人生活在惯性之中。为什么我今天做这件事？因为昨天做了。没有人停下来问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件事？这事是我需要的吗？还有，他们有很多牵挂和负担。牵挂包括你要养活三个“老婆”，你知道你不能停下来，这里说的“老婆”不只是真的老婆，包含的内容很多，牵挂太多。比如你的形象、社会知名度。还有在场感。
亚布力观点：对，在场感。
张树新：如果突然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发现自己“不在”。
亚布力观点：不在了，甚至边缘都没有了。
张树新：“不在”这件事很要命，你要“在”啊！这就回到最起码的哲学意义就是存在的意义，何为存在？谁在那儿，谁不在那儿？“谁”只是你被塑造的一个名字。经常上网你会发现，网上的存在和物理上的存在之间不完全对等，这是一种不同的“存在”的表现。
亚布力观点：“在场”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很多时候人都在寻找一种在场感，就是北京话要那个“范儿”。
张树新：别人还没注意到你，就听到后边一个风声势起，一个人在场了。
我要知道真相
亚布力观点：事实上那些可能就只是泡沫，都是虚无的。我很羡慕你，一方面是因为你开着车去行走，去寻找你想要的东西，去求得一个解释。另一方面，是因为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信息通道。我跟很多企业家都聊过，我发现你的话语体系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你的信息通道是怎么构建起来的？
张树新：这可能跟企业家不是我个人归宿有关，企业家只是我人生旅途中必须要扮演的一个角色，通过这个角色我可能会获得自己要的东西。假设当初没有人逼着我走到这条路上，也许我像我女儿一样，生下来就不在乎挣钱这件事。我曾经说过，20年前走到这条路上的这些人，是因为这是唯一可能获得自救和自由的路，当然很多人自救的结果是没有得到自由。
其实我们这代人生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年代，为了自救，大多数人走到了这条唯一的路上。走到这条路之后，自己做了一个壳，保护了自己的结果也意味着永远出不了壳了。我如果能挣脱这个壳，当然我也没有说我现在完全挣脱了。我要知道我自己在，这是另外一个“在”，即我自己真的活着，我是我自己，而且可以很高兴、很自由的活着，不需要“别人以为我在”的时候，那我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这时就会去结识不同的朋友、获得不同的信息，那是和企业管理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也许从小就在乎这些东西——不需要别人以为我在的时候我也在。那时我会自信的认为，我这个身体不是说别人以为我是怎样我就怎样了。其实做到这种程度不容易，我也没觉得今天我做到了，但我试图自己看得见，这点我可以做到。同时，我的目标可能比较纯粹，我不是为了谋生做这些事。很多人读书可能是为了写稿子，还有一些人读很多书，是为了向别人展示自己有知识，展示自己是知道的。
亚布力观点：我常说，读书的目的就是读书。我很喜欢这句话，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但它是很简单的目的。
张树新：对有些人来说读书像吃饭，不吃会饿。
亚布力观点：对于我来说，读书一下子就解决我很多心思。
张树新：对啊，不读就会饿。如果我都不去读这些关于西藏的书，那我去西藏不就是白去了吗？我就想看看古往今来人们都怎么说，我还特别想去看民族文化宫的展览，我也想去看他们都怎么说，这些说法加起来也许就是真相了。因为我没有主义，我不是学者，也不想著书立说，我是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没有框框。我不需要自己建立一个体系装进去——如果是右派，所以坚持自由主义；是左派，所以坚持平等——而这两派我都不是，那我的兴趣就在于他们到底吵什么呀？
亚布力观点：你走了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真正的观察者。
张树新：对，还有一点，可能人自以为知道很多东西，但事实上你从小知道的很多东西是错的，然后你就会去看书，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源于学科学训练的本能——求知，我要求知、要知道真相，就这么简单，而这些事又是做不完的。这样你就会变得“是企业家不是人”，我们现在很多人物都不是人，你明白吗？
比如，他是演员，他是企业家，他们都不是人，你明白吗？他是学者，他是老师，他们都不是人。
亚布力观点：不鲜活，被复杂化、概念化了。
张树新：但他首先该是个人。作为人，你应该知道些什么？我其实无非就是还原这么一件事。那你就知道原来启蒙是这么回事、五四是这么回事、五四这点事什么也没完成……
另外一点，我还是觉得这些信息是得益于互联网，你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所有的东西。最近我最佩服艾未未，你知道他们那个“5·12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工作吗？
亚布力观点：我知道，收集和整理死亡学生的名字。
张树新：做的多了不起，其实原来艾未未很愤青，他这是一个巨大的行为艺术。
亚布力观点：很感人，我看见隐隐约约的一个个名字就想流泪，就像是看到那些孩子一样。
张树新：这个行为艺术就是在证明独立人格的意义、独立的信息传播。这件事从12月15号开始到现在仍在做。我要是体制，我也拿他没办法。我仔细看了他所有的电话记录，有一百多名志愿者打调查访问的电话，上面列出了每个电话的回复和他问的问题。
亚布力观点：他做的相当不错，做得越来越有感觉了。
张树新：所以这个时代还是有些很有意思的人。后来我看有人问艾未未，他回答的很简单，说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吧。因为我们的纵容，所以恶才降临。因为所有人都沉默和纵容了，而且我们很容易遗忘，大家都忘了。近百年中国发生这么多事，没有一件事是反思过的。所以我也很佩服樊建川，我想去看看建川博物馆。你看艾未未就是从一个人的力量开始，这纯粹是个人行为，所以我认为他了不起，我就做不到。
亚布力观点：我也佩服他，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做了一个在达兰萨拉的活动，想从国内邀请两个人过去，最后没成功，因为中国人现在去印度不给签证。
张树新：我估计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亚布力观点：你去过达兰萨拉吗？他们说那里很有意思。
张树新：没去过。我看到过很多对那里的描述。
亚布力观点：达兰萨拉虽然很破旧，但在那里的大街上，一个很伟大的学者，或一个领袖可以跟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一起。
张树新：有这么多信息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判断——一切都在变化中，还有更剧烈的变化正在发生。
亚布力观点：我们特别愿意跟你交流的原因是你的信息是多元的，而有些人的信息都是单一的渠道。阿马蒂亚·森说过，判断一个人的观点和知识结构是否正确，就要看他信息的来源，做量化的分析。我个人认为你信息的来源就是你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张树新：我同意。还有一点，是得益于互联网。做互联网的人，在思考互联网的社会效应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必须成为一个结点。
互联网时代跟其他时代不一样的特征就是，它已经把传统的金字塔似的信息传递结构解构了，变成了一个Web，Web是自然生长的。Web的生长特点没有中心，看哪个点的势能高，哪个点就会聚集更多的信息。如果想知道全貌，你的点的势能就会高一些，想像一下电波，势能非常高的就可以传导更多东西，把更多东西汇到你这里来。有很多点是被各网状结构覆盖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如果你被覆盖的那个势能非常低，就像你不会翻墙，你不会去了解另外一片声音。
这就和我们的老百姓只看CCTV1是一样的道理。你会发现，每晚上八点之后，一个坐在沙发上的“土豆”，他的眼睛看着CCTV—1放着的电视剧，他的眼神是呆滞的。这时假设测测他的脑电波，你会发现他的大脑是受控制的，就像终端受中心服务器控制的。在我们旅行时，晚上曾走过很多地方，看到家家户户的老百姓都在看那些电视剧，我突然发现原来那些电视剧是有市场的。我曾经疑惑，中国产生那么多拙劣电视剧都谁看啊？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在看。然后，你会觉得那一刻的画面，就像我们描述的老年痴呆症的病例一样，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这种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很容易统治的。
亚布力观点：你说的很对。
张树新：但这也需要先进行信息控制，先洗脑，把思维方式定了，洗脑后就只让你知道该知道的。
亚布力观点：获得单一的信息。
张树新：然后你的娱乐也是被安排了的。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情形？
我现在脑子中经常闪现一些奇怪的画面。那天我看了法门寺和尚拆墙的事，我突然想到我们见到过很多这样的寺庙，我当时还特别气愤，先弄一个大墙，建各种各样的文化园之类的景观，中间是小庙。包括韶山毛主席故居，在进那间房子前，要走过很多人为景观，在收了你很多钱之后才能看一下那间草房。最逗的是老百姓在另外一个方向打了一个洞，可以从那儿进去。我们当时在那儿附近绕，就找到了那个洞。然后，我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那些和尚的庙像不像动物园？和尚们被圈起来，被展览，有人收钱。你琢磨一下，就会觉得法门寺的舍利加和尚本来就是动物园的动物，而且是稀缺动物，像熊猫一样，看熊猫时不就有人在那儿吆喝着收钱嘛。如果这是他们所处的真实境地，你是否觉得有点儿诡异？
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性的筑建
亚布力观点：我们愿意去多方面的吸收信息，而有些人就自愿接收单一信息，并且觉得这种选择很好，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
张树新：这还是和思维方式有关，如果思维框架就是如此，硬要揉进其他东西就会让他很痛苦。我的朋友给我转发了一篇文章，我看了半天，就回了一句话——“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写文章的是一些特别认真思考的人，但是他的思维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他认为这是真理。然后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所有的思考方法去攻击马克思主义——可想而知他有多痛苦。
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攻击那些东西。如果你的框架没有走过解毒的过程、没有开放思维系统的建设过程，即使获得了其他信息，它也会自动进入垃圾站。就像你接收电子邮件时，你设置了一个防病毒软件，然后就有一些邮件自动进入垃圾站了，这是系统造成的。
亚布力观点：我想起一个专业词，就是路径依赖。就像中国的企业一样，更多的是做着做着就变了味道。比如温州的企业，开始还做市场、竞争、产品等等，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张树新：这就回到一个大问题——现代性的问题。我们不只是没有建立现代性的国家，还有现代性的思维方式。
亚布力观点：现代性的人。
张树新：对，我刚才提到的“人”指的是现代人，现代性的人是有基本定义的。现代性没有解决，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大问题。这本来应该是原来启蒙要解决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大家还能相安无事的呆在这样一个全能政府体制下？其实，现在是有大量的逆现代性的思维和事物。
首先，因为人没有现代性，而有现代性的人活着又很困难。我认识很多学者，你看社科院所有的题目，它的赎买政策是很成功的。当所有的人都衣食无忧，单纯的活着，大家慢慢都变成这个庞大的皇权体系的寄生虫，就像这些老板们建了个壳自己寄生在里面一样。这时，如果有一个天外来客在上面看着，看到的是一个个体系和组织，看不见人。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很短的幻想小说，里面说外星人从宇宙中观察认为地球这个星球上没有人，这个星球上有种像汽车一样的生物，汽车里有一种寄生虫叫做人。
亚布力观点：这种景象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现代真正的个性。
张树新：还有现代性的制度和思维，然后我们会很自然地滑到某些现代性的后现代工具的讨论上，比如民主主义、左派右派。
亚布力观点：所以我们大多数人，无论是组织也好，个人也好，都变成一个寄生的状态。
张树新：其实你看西方的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历史，是从中世纪至少到启蒙时代，再到后来，这个现代性的建造就是所谓的去魅过程和重新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一直没有完成。
亚布力观点：你的话让我想到了很多事情，最近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
张树新：对，因为你面对的是整个文明体系本身的问题，所以这时，就很像堂吉诃德了。
亚布力观点：
张树新：没错，他不知道他在挑战谁。
亚布力观点：他不知道跟谁打架，在
张树新：他不知道问题在哪。
亚布力观点：对，他不知道问题在哪，他一说话所有人都用一种鄙夷的眼光，别人认为觉得他说的不是常识。但至少在我看来，常识在
张树新：我原来蛮悲观的，最近比较乐观。原来最大的悲观在于这完全是体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不是一个点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问题。最近为什么又乐观？首先中国是个开放世界，我们不可能关上门，虽然在国家主义旗帜下的威权体制会导致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我很相信这也不是结局。
亚布力观点：对，我同意你的观点。
张树新：当大量的东西成为碎片的时候，重构的时代才会到来。现在正在碎片的形成中，首先现在所有人的精神都是碎片，我们会看见一个个碎了的人。我们刚才讲了没有现代性却已身处现代社会的人，实际上就是人都是碎片，尤其是他的大脑本身是碎片。和毛时代不同，毛时代是试图在建立一个适合全能政权的一个全能精神系统，今天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了，而且也没有这种机遇了。你想象一下，在天安门广场，有一百万人跳忠字舞，毛泽东差点成功。
亚布力观点：成功不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成功的。
张树新：因为时间很短，很幸运我们赶上个尾巴。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的延续而已。今天有太多的人，已经开始有自由的可能。我回想自己，如果我不是还有一点钱够活着，我也不会自由。
亚布力观点：你说的对，所以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
张树新：一个国家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头脑清明，在任何国家这都是少数人。我始终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精英的问题，不是草民的问题。精英的价值共识、精英的概念能力、精英的独立自由，关怀与担当，会最终决定未来走向。对于精英的问题，以及现在这么多困惑和多元讨论的本身，其实比起10年、20年前还是不一样的。也许走上这样一条路是中华民族很幸运的一件事，至少是先去发展经济基础，让一些精英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能，这非常重要。未来的20年，我相信其实会有太多的人从体系游离出来。至少是他的头脑开始具有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头脑游离之后才会对中国问题有一种逐渐清醒的认识，也有了对人类很多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的可能。
包括今天我说的有大量的独立于政权的宗教信仰的这种个人性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和趋势，这其实在2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人们对原来那种全能体制摆脱的越大，那下一步重新变成碎片的可能性就越大——先是有一些人物理上不依托了，后来有些人精神上不依托了。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有些企业家群体，反倒看上去是后知后觉呢？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组织跟那个庞大组织之间的关系。
亚布力观点：依赖关系。
张树新：对，这导致他视而不见。人类有一种能耐叫视而不见，还有一种能耐叫故意遗忘。这事就是想不起来了，其实他是不愿意想起来。
亚布力观点：对，主动遮蔽。
张树新：其实这些能力在某些极端性的碎裂和危机面前都会重现。
亚布力观点：是啊，这就是历史。
张树新：读多了历史之后你会特别有信心，你会相信人性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亚布力观点：所以有一句话说，历史是遮不住的，人性也是遮不住的，迟早会冒出来。
张树新：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10年、20年还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事发生的时候，自然会有很多新的精英群体形成，也许现在你看到的精英就是过渡的一代。我们自己都只是过渡而已。
亚布力观点：你今天说的很多话，像在我后背猛的推了一把。有句话挺让我惊悚的，就是关于“在场”。我这些年也是在寻找一种在场感，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光环。你的话让我有如梦初醒的感觉，因为我太在意这种在场感，这样不好。比如说参加一个聚会时我去讲话，然后发现别人能感觉到我知识的更新，有时候会把读书当成一种显摆的手段。
张树新：在场和自信有关，不自在就不会有自信。
亚布力观点：我们还要自由一点，就像你说的，游离出来，不右也不左，而是两方面都去看，不要排斥。
张树新：如果你特别清楚自己阶段目标的话，那很多事实就会清楚的。自由就是要跳出来一点，稍微有点距离。没有必要排斥，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框架和系统，还去排斥什么？
亚布力观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为止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分阶段的介绍，哪个阶段哪本书对你影响很大？
张树新：小学二年级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西游记》，高考前一直在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大二的时候读金庸和萨特，另外我大学的时候经常读诗，读诗是我休息的手段，很多人觉得这种休息方式有些奇怪。40岁之前读过很多解构中共的东西，比如中共党史等等，因为我需要给自己还原真相，去看看近代史到底是怎么回事。40岁以后就开始系统阅读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哲学，从而触及宗教史和经济史，这两年因为思考互联网同时读了些社会心理学。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最需要不断重读的依然是胡适和鲁迅，我个人一直对知识分子与权利关系的研究也很感兴趣，许纪霖教授近年来的许多著作我都读过，《启蒙的自我瓦解》是本不错的书。最近在读王毅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我曾经喜欢读弗洛伊德，还有荣格，荣格最终解释他们俩之间的矛盾是宗教的原因。我读的关于宗教哲学与心理学的东西特别多，我最近读了很多有关汉娜·阿伦特、以赛亚·柏林和哈贝马斯的书。开始思考很多最基本问题，何为真、善、美，何为公和私，何为现代性，何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