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1947年

我这一生，受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就是父亲。父亲为人低调，加上自从1957年以来就一直处在挨整的地位，没有多少话语空间。因此，这么聪明、有才华的一个音乐家，几乎是默默一生。1999年6月20日父亲在武汉去世，到今年刚好是十周年。最近，他生前工作的武汉音乐学院的汪申申老师设法找我，想我提供一些父亲作曲的资料给他们，开纪念音乐会用。父亲在世的时候手稿本来不多，加上“文化大革命”抄家，基本全部被毁，现在剩下的一点点文字，都不是完整的文章。他几部作品的总谱手稿，也不齐全，不多的手迹都在广州，我人在洛杉矶，因此一时无法找到给他。所以我给汪老师他们写了篇文章，回忆一下父亲和音乐，就是这篇。看看父亲去世十周年的日子到了，他们说准备在学院的院刊上刊载，我也借此机会来纪念父亲。

我父亲王义平生于1919年，在广州出生，祖籍是广东惠州霞角。他是一个极为睿智，但是很低产的作曲家。从解放前他少数几次为电影配曲，到《貔貅舞曲》，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的两首作品《长江三峡素描》、《儿童玩具》套曲，真正被正式演奏过的作品，尚不及十部。我记得他晚年的时候，我们都催他动手多写，他很顽固的拒绝了，始终没有给大家多留下一部作品。对于这一点，坊间有很多猜测，说父亲是因为政治运动冲击得太严重，伤了心，因此罢笔不写音乐了。从我自己和父亲生活中的接触来看，可能还是因为他的写作习惯，并不是那种敏思如泉类型，而是有感而发类型的人使然吧。

父亲没有正式地读过音乐学院，没有受过系统的院校式专业训练。他的音乐经验来自几个方面：其一，少年时代的学校军乐队的训练。抗战以前，他在广州的广雅中学读书。王家住在目前东风西路那个位置，就是现在总工会那栋大楼的位置，当时是城边的大宅。东风路是解放后新开的，原来是一条小河，流经广雅中学，他们几兄弟每天划船上学。广雅有军乐队，英语叫做band，他在里面吹单簧管（黑管，clarinet）。在学校接受了几年的训练，还时常跟着乐队，在广州参加各个学校的band 比赛。他们一介平民中学要把培正、培道、培英这样一些具有贵族学校气质的band 比下去，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军乐队的经历，使得他对单簧管和类似的乐器有很熟练的掌握，在写交响乐的时候，对整个乐队也有很立体的理解。

说起单簧管，还有些故事呢！1953年中南音专成立的时候，教员很少，小号是夏之秋先生在教，双簧管（ Obey）是郝立仁先生教，他在作曲系教配器法（交响乐法）。因为缺老师，也就临时出来教单簧管，最早的学生就是姜宝成老师了。后来姜宝成一直很尊敬地叫他王老师，的的确确是给他教过的。因为在军乐队的经验，他对管乐器很熟悉，很多乐器都能够吹奏，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给关押在湖北艺术学院的变相集中营——“牛棚”里面，当时在汉口的武汉剧院演出“样板戏”。有一阵，军区那位吹大号的人出差了，乐队缺了一个大号（tuba）演员， 不知道是谁的决定，让爸爸去顶。结果每天晚上把父亲从“牛棚”拉出来，套上黄绿色的军装，带个红袖章，和其他人一起坐大卡车从武昌过长江大桥去演出。因为他是个“牛鬼蛇神”，一路上没有人敢和他讲话。到了剧院之后，也就坐在大号的那个位置，他说一晚上就吹几声，其他时间就坐在台上。因为大号太重了，演出结束之后也就放在剧院里，他脖子上吊个大号的号咀回家。那几个星期，晚上11点钟，他准时回家，脖子上吊个大号的号咀，回家就要脱军装，喝口水，回“牛棚”睡觉，很侮辱人的。但我看他好像并无所谓，轻松带过自己的遭遇，还说车经过汉口大智门车站那一刹，看见了我在那里画的那张大幅毛主席像，自己儿子画的画，都只能远远从卡车上看一眼，还不能说，真是让人流泪的揶揄。

广州在抗战中沦陷得很早，据说1937年11月，日军就已确定了进攻广州的计划，而当时国民政府却认为日本不会在广东从事大规模军事行动，竟抽调粤军一半精锐北上，致使广东防务空虚。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珠江口东侧的大亚湾。15日，攻陷惠州。19 日，突破增城防线。广州遭轰炸，我家原来的房子也中了一颗500磅的炸弹，完全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坑。21日，日军机械化部队三千余人冲入广州市区，广州沦陷。这样，我父亲很早就离开广州了，他最早曾经在桂林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正式的音乐生涯。

从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起，到 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止，桂林成了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前后达六年之久。这期间，桂林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文人荟萃、人才济济。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人有 1000多名。这批文化人在桂林组成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三四十个。这些团体开展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规模较大，影响很广。其中一批音乐家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好像叫做“中华交响乐团”（名称未必准确），参加过多次演出，他依然是演奏单簧管。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不知道：桂林在抗战期间，曾经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的首都。自1937年9月4日陆华柏、张源吉、沈承明、杨振锋、祁文桂五位音乐家组成的雅乐五人团在广西省政府礼堂举办的第一场专业音乐会算起，直到 1944年9月8日（桂林紧急疏散当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为响应援助贫病作家（王鲁彦等）募捐，在社会服务处举办的“姚牧歌乐会”止，桂林 共举办过近120台、280场次的专业音乐会。父亲参加了其中好多场的演出，在这里他也认识了音乐界的好多朋友，比如马思聪、郑志声等人。他的音乐思想最早恐怕就是受到马思聪的影响了。他后来到重庆的北碚的音乐学院教书，朋友圈子大了，但是参加演出的习惯没有变化，就是这个时候养成的习惯。

父亲音乐训练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郑志声先生的教导。他毕生都和我谈受到郑先生的作曲方面的影响，但是，郑志声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少得简直可怜。

1951年，父亲、母亲，弟弟王习之，和我。

中国交响乐史本来就缺乏脉络，而郑志声本人，又更加是一个接近抗战才从法国“空降”回来的作曲家。本来在法国是和广州的中山大学签约，1937年回来后，抗战爆发，中大内迁，因此郑志声不得不去了昆明的中大，在那里教音乐，之后转辗去桂林，中大的抗战迁校也实在复杂，前后7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我父亲那时候原本正准备考中大的医学院，去昆明见了他，就被他和他的音乐迷住了，放弃其他，只身一人跟郑先生学作曲。郑先生也倾力而教。抗战爆发，他们就一路流浪，桂林而重庆，一路学作曲，这样的学习情况我现在连想象都有些困难，但是父亲居然就学到了。从1938年11月到1942年12月郑志声去世，他差不多跟郑先生四年时间，可以说是郑志声在世界上唯一的弟子了。

郑志声1903年生于广东省中山县，在1941年12月逝世于重庆，去世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留下一子一女，在重庆难以抚养，后来经我父亲、郑师母设法，周折送回南京，给年迈的祖母带，那对小姐弟后来吃了无尽的苦，是后话了。郑夫人后来出了国，另嫁他人，听说后来还曾回国来寻那对姐弟，因为不曾联系，也不知道寻到没有。郑志声的女儿叫郑乃铿，1967年曾经从南京来寻我父亲，在我家里住了几天，父亲见她，大哭一场，悼念先师。他和母亲还设法偷偷陪她去武昌东湖走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听到郑的音信了。我手头居然有当时他们的合影一张，湖光山色，貌似世外桃源，弥足珍贵。

郑志声曾经在广州沙面的法国天主教的圣心中学读书。时间是1922年，校长是法国天主教神父，懂音乐，为作弥撒的需要，组织了学生管乐队。1927年毕业，改名志声，赴法国学习音乐。先入里昂音乐戏剧学院，毕业后入巴黎音乐戏剧学院深造，师从B．H．比塞学作曲，又跟P．戈贝尔学指挥。他在1935年毕业，以优异成绩获作曲与乐队指挥奖，并指挥了学院管弦乐队的公演。同时，他还获得巴黎塞撒·弗朗斯音乐学校的毕业文凭。后在巴黎高等音乐戏剧专门学校任教，为电影配乐，并被吸收为法国全国文学家与作曲家学会会员。他和冼星海等人组织了中国留法音乐学会，立志发展民族音乐。1937年7月回国，先在云南中山大学任教，后于1940年9月到重庆国立实验剧院任教。据说郑先生是在1941年下半年，兼任中华交响乐团指挥，父亲一直追随他，直到1942年12月郑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是在病榻边的唯一学生。郑在弥留之际送我父亲一把自己平日作曲时削铅笔用的银质小刀，一支作曲用的墨水笔。这两样纪念品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红卫兵”没收弄丢的，他们恐怕不知道这两件物品对父亲的意义了。

郑志声对父亲的影响最大了，但是郑在法国写的作品，回国时大都留在香港，下落不明，仅知其中有以广东音乐《昭君怨》改编的带钢琴伴奏的提琴曲。父亲那时候没有机会听过这些作品，但他看过郑先生带到重庆的几份总谱。父亲记得的有：以岳飞词谱写的、用管弦乐队伴奏的合唱曲《满江红》、歌剧《郑成功》里的部分乐队曲《早晨》、 《朝拜》等。此外，还有弦乐三重奏1首、女高音独唱曲《泣女》1首以及为《无锡小调》编配的钢琴伴奏。父亲的印象中，郑先生的作品民族风格鲜明、结构严谨、和声丰富，能以简练的手法取得生动和新颖的效果。郑志声曾指挥中华交响乐团演出过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罗西尼等人的作品及他自己的作品《满江红》和《郑成功》片断，我父亲就在乐队里吹奏单簧管。

我记得中央乐团的团长李凌曾经讲过：郑志声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仅留下一首“朝拜”，和一个学生王义平。那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是我父亲从不拿这句话来说事。郑志声给我的父亲的影响应该是两方面的，第一是作曲基本功方面的严格训练，据说郑先生在对位、和声、赋格、曲式等方面的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因此父亲的基本功十分扎实，和他有密切关系的；第二是通过郑先生早期传授给父亲的一些非古典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类似印象派这样的影响。郑先生很崇拜的音乐家中有拉威尔、德彪西、德法雅、加布利尔-佛列这样一些人，他常用带回来的总谱给父亲讲解，因此父亲可能是国内最早从总谱上研究和欣赏过这些人的音乐家。这方面的影响很深远，父亲一直没有追随对俄罗斯系统，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1946年父亲在广东省立音专教书的时候和毕业生留影，后排右起第二人为父亲，第四人是马思聪先生。

我父亲在音乐受到的影响，还来自郑志声的法国老师，这一点，外人多不知道，因此基本上也不会有文献记载的。父亲曾告诉我，这位法国老师叫做皮艾尔·加农，我没有见过法文原文，寻思着可能是Pierre Garnon或者接近的拼法。他说大约是1940年前后，郑先生对他说：我能教的都教给你了，你以后通过函授跟我的老师学吧。经过郑先生从中牵线，父亲和那位法国老师联系上了，便将自己的作业寄到法国去，老师批改后寄了回来，文字不多，就是在总谱上修改，大笔一挥，心领神会。父亲不懂法文，还得郑志声帮他翻译和解释手写的注释。这样的“通讯教学”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才中断了。父亲说过，在1941年的年中，那位老师觉得父亲作曲天赋高，在中国混战的时候很可惜，因此曾经建议父亲去欧洲跟他继续学习音乐，因为法国面临大战，他让父亲去瑞士找他，说食宿不用担心。父亲和在广东肇庆的祖父商量以后，那年的秋天动身，原打算从香港坐邮轮去马赛，再转瑞士，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船不能前行，停靠在越南海防，父亲只得和一群去欧洲不成的朋友坐滇越火车回到昆明，后来又去了重庆，可惜，郑志声在1942年12月去世。看到国内有些史料上说他死于“黑死病”，其实是误传，郑志声先生因严重的疟疾病需要输血，因为小护士输错了血型而去世。据说这头血输进去，那头话都讲不出来，一下子就过世了。听父亲的回忆说，那位法国老师皮艾尔·加农在作曲上似乎接近印象派，在曲式、和声、配器方面给了父亲很大的启示，但总因地隔遥远，沟通不便，整个教育是不完整的。

重庆当时集中了全国音乐界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人物：吴伯超、马思聪、戴粹伦、江定仙、黎国荃、朱崇志等。父亲不是个爱热闹好交往的人，他认识这些人，受到这个圈子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方面、音乐方面的影响；但是作为私人关系来说，他和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深交，我估计他关系比较密切的恐怕就是马思聪一个人。1957年反右的时候，有大字报说叶惠康（香港音乐教育家，是香港小交响乐团指挥和总监叶咏诗的父亲）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到武汉来音专工作，是江定仙和我父亲内线关系定的“反党集团“策划的，事实上却不知道我父亲和江先生根本没有什么来往。他认识的人多，但是往来很少，一个是性格而定，可能也是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原因吧。

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父亲回广州加入了在光孝寺的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省立艺专），音乐部的老师有马思聪和他。到1949年成立革命的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的时候，谢功成、余薇、黄容赞也都进入到学院来了。中国现代音乐史其实真是很可怜，没有什么正规的历史可以遵循，留学回来的在国内颠沛流离，甚至好像郑志声那样的早年夭折，真正的“正规军”极少。“正规军”中的好多人都不得发挥，比如吴伯超，这个人早在1922年就进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师从刘天华， 1927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校、上海国立音乐院。1931年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夏罗瓦音乐学院及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与指挥。1936年回国，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抗战期间，任励志社管弦乐团指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等职。吴在1949年1月27日选择去台湾，继续为国立音乐院觅新址时, 不幸在浙江舟山群岛触礁, 随船沉没, 年仅45岁，国内几乎从来不提这个人。而另外一个“正规军”马思聪算是学成回国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得已全家从广东偷渡出国、亡命天涯的地步。

1949年成立华南文艺学院，内分音乐部、美术部、戏剧部，听父亲说好像没有怎么上课，全部人都下去土改。我最近和谢功成特别聊到这段时间，他说：三年之间土改去了两年，学什么啊？可见父亲的话是真实的。

虽然是广东人，但是由于单位调动，他居然在武汉过了一辈子。他的工作单位是这样的：抗战结束后从重庆回到广州，进入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省艺专”）音乐部教书，马思聪是系主任；1950年学校改名为“华南文艺学院”，依然在音乐部，1953年，华南文艺学院在全国院校大调整中整个迁到武昌，和其他几个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中南音专”）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中南美专”），1958年，中南美专回迁广州，就是现在的广州美术学院，而中南音专留在武昌，改名为“湖北艺术学院”，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再改名为“武汉音乐学院”。父亲就一直在那个学院里，直到1999年去世为止。

1950－1953年期间，国家干部都要下乡“土改”，父亲他们先去深圳的宝安，再去很艰苦的云浮，我见他的时间很少，3年去了2年多，回家就几天，根本没有什么教学。只记得他回来的时候穿件脏兮兮的黄色的军用棉大衣，人也很消瘦。我手头有他们当时土改的照片，看见他还是很精神的。这个时期对他的音乐有什么帮助呢？他说民间音乐，特别是广东地区的打击乐给他很大的启发。

1950年在广东宝安土改的照片，左起第一人是杨秋人（广州美院奠基人之一）、第三人是父亲，第四人是广州美术学院女画家徐坚白，第六人是音乐家黄容赞，右起第二人是画家关山月。

1956年写出来的《貔貅舞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他在宝安、云浮两地看到农民过年时载歌载舞、挥舞着叫做“貔貅”的彩色小狮子走家串户，从一乡到另一乡去拜年的印象。广东原来流行非常具有地方色彩的狮子锣鼓、“八音锣鼓”，后者是锣、鼓、钹等八种乐器的合奏，曲调高昂洪亮，演奏时周而复始，旋律欢快、热烈而流畅，原是民间每逢“红白喜事”时演奏的。广东的鼓声短促而节奏特别快，并且有急促的敲帮促进高潮，鼓槌短小精悍，和北方的锣鼓面积大、尾音长很不一样，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这可是锣鼓表演的最高境界。好多年以后，我有时候在广东陪他走走，他听见锣鼓，都会停下来注意的听，完全入神的听，可见他很喜欢广东的民间打击乐。1953年他跟随学院离开广州搬到武昌，进入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但我估计他土改的时候留下的锣鼓的这个印象一直没有消失。

父亲的音乐训练的第三个方面是他不断地听作品。我们家在广州的时候，用的是78转的“黑胶”唱片，因为要经常换面，而父亲听的往往是比较长的交响乐作品，因此不是很耐烦，也听得不多。1950年前后，他有个原来在光孝寺省立艺专的学生，叫做黄友健，在广州现在的财厅前、双门底那里开了一间咖啡馆，里面有台很大的音响，是给朋友们听音乐的，父亲常去那里，和几个朋友聊天，听音乐，有时还会带我去。那时候听的主要是海顿、亨德尔、巴赫、贝多芬、莫扎特、门德尔松、李斯特这些人的作品。到武汉之后，学院开始在图书馆收藏唱片，苏联唱片突然多起来了，父亲听的作品内容开始转变。比如五人强力集团、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最早听的，逐步也开始听其他东欧、中欧国家的民族乐派的作品，比如德沃夏克、斯美塔那。1954年他在写《貔貅舞曲》的时候，我感觉他很注意听几个人的音乐，一个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列扎达》、《西班牙狂想曲》，一个是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后面这一首作品给他很多感觉，马帮远远而来，走近，慢慢远去，两个主题旋律交错发生。这个时期的他好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注意能够听到的一切音响，非常敏感。他的《貔貅舞曲》，全曲建立在两个民族风格鲜明的主题基础上，运用乐队配器，变奏性地展开。特别用广东锣鼓，逐渐地推向高潮，狂欢的喧嚣，完全突破了当时受俄国音乐影响的浪漫型推进手法，用民族打击乐和节奏描绘了很斑斓的一幅广东乡村的节日图画。

这首作品为他赢得很大的荣誉，《貔貅舞曲》作于 1954 年，该曲于1955年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在波兰华沙首演，1956年又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中演出。后被费城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香港交响乐团、泛亚交响乐团等作为演出曲目之一。小泽征尔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还特意从中国带了一个大锣回去波士顿乐团。我在1987年夏天去麻省的Tanglewood 听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会，期间遇到小泽，我跟他提起这首作品，他用手比划着大锣，说“好作品”。之后这首作品在日本由 GVMMA 乐团演奏，并录制成唱片发行。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湖北的潜江劳改，当时去的还有叶惠康、马国华这些老师。从这时开始，他对音乐的学习可以说告一段落了。1962年前后从潜江回来，调在图书馆唱片室和许化龙老师一起编辑唱片目录，也偶然让他担任一点点课程，到1963、64年才逐步回复教学。这个时候他沉默寡言，但是却大量的听唱片。

到1960年代，唱片已经从旧式的黑胶（电木）76转发展到新式的33 1/3转，唱片是塑料的，薄而轻，演奏的时间长多了，一首交响乐基本两面可以听完。父亲因为自己在唱片室工作，所以可以听很多很多的作品。通过唱片，他的音乐经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写《貔貅舞曲》的时候还是对于鲍罗丁式的、哈恰图梁式的作品特别有兴趣，这个时候，他很集中地听几个不同范畴的作品，一个是以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这些人为中心的作品，并且听很多次；第二是集中听勋博格、辛登米什和十二平均率作品，第三是听大量的各国的现代作品，那时候他近乎是每天听十个钟头，完全是全神贯注的听，并且把总谱放在前面听。他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春之祭》和《彼得罗什卡》，和喜欢在听音乐的时候手舞足蹈的我不同，他无论听什么音乐都很安静，很用心，然后给我讲出这个作品的脉络和精华来。父亲对现代音乐的进化很开放，他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接触减少主义，也开始接触约翰·凯奇了。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再次把他推进了火坑，他又被打击了十年，颠沛流离，历尽辛苦，后期回到湖北艺术学院，又去图书馆编目。这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什么年轻时代的憧憬了，只是很习惯的继续听更多的音乐。

他在八十年代写的《长江三峡素描》和《儿童玩具组曲》，在他自己来看，并没有《貔貅舞曲》那样的精神激动，反而是更加缓慢的吟诵，或者儿童式的嬉闹，这两首作品也得到很多的荣誉，但是这时候的父亲已经心淡了。他将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上，尤其对他的研究生关怀备至。更加关心新出现的年轻作曲家，更加关注人家写的作品，而自己不再动笔了。

父亲是在1999年的6月20日去世的。他一直说希望看到二十一世纪，可惜差了半年的时间。

 

 

 

2009年6月19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