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全球化的表达与实践
——读《世界又热又平又挤》
通过表达来产生影响，这多少带有希特勒式的“复述产生力量”的况味。然而，不断重复的危言未必都是谎言，也可能是未来陷入困境的人类回顾历史时看到的令他们追悔莫及的谶语。自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以来，环境保护类著作在赞同或反对声中异军突起，这种局面恐非全然系环保主义者的热情煽动所致。不断扩大的臭氧层空洞、日渐污浊的空气、频繁出现的极端气候……种种可被观察或核实、甚至已经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状况，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来自环境的日趋紧迫的威胁。
与其他环保著作有所不同，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并非在其新著《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一味大而化之地展示气候恶化对人类的威胁——对于当权者或商人集团来说，人类这个概念太抽象了，实在难以触动他们的神经，不幸的是，大多数关涉人类的重大决策，往往又是在这少部分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人操纵下做出。作为长期与他们打交道的老练的新闻工作者，弗里德曼自然有办法引起包括他们在内的各色人等的关注。
权力是政治家难以戒除的毒品。针对此节弗里德曼指出，如果无力摆脱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在油价高企的状况之下，美国的当权者们将不得不忍受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领导人的“闲气”，经验证据也表明美国高扬的“民主”将因为原油价格的高涨而“缩水”，同时，支付给盟友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还有被大量挪为伊斯兰极端势力向美国发动进攻之用的资敌嫌疑。总之，在政治家面前，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遏制气候变暖的过程，被巧妙地代换为全球政治重建的过程，不待言，后者对政治家的吸引力远大于前者。
应付商人集团，弗里德曼把“利润父亲”放到了比“自然母亲”更高的位置之上，他不无惋惜地指出“我们还没有把它（指利润父亲）引入这场革命里”。跟与他同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胞不同，新闻工作者弗里德曼并不认为政府应对能源革命秉持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是一再呼吁、鼓励、引诱、敦促政府采取像样的产业政策，来保证具备强烈“外部性”而又缺乏长期投资的新型能源行业拥有更高的利润或投资价值。
应当说这一想法并非全无道理，日本循环经济之所以有显著的成就，与相关的规制性法规有很大关系。例如其关于垃圾分类的强制性规定载明：非法投弃垃圾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罪犯将被处以最高5年的徒刑，或最多1千万日元的罚款，或者二罚兼施。从刑期看，非法投放垃圾竟与该国刑法中所载之“过失杀人”或“预备向他国私启战端”的罪行相当。但也正因为这样的规定存在，垃圾处理企业的运营成本大为降低，行业利润得以维持在合理的水平，鼓励了私人资本在该行业的投入，长期来看实现了公益与私益的和谐共生。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畅销书作者，弗里德曼更加不会忽视广大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诉求。他向美国人保证：他们拥有汽车的便利不会变，大量使用iPod、笔记本等电子产品的习惯不会变，住超过5000平方英尺大房子的舒适生活也不会变。唯一改变的是他们会得到更便捷的交通设施，可以循环利用因而价格更加低廉的产品以及更环保的住宅。此外，他们还会拥有一个更强大、更健康、更安全、更具创新力、更有竞争力、更能受到尊重的伟大国度。
表面上看，弗里德曼表达的主要对象似乎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他一再劝说美国人，即便气候变化到头来只是一场骗局，即便他们为此变革了整个经济、错乱配置了资源资金，这也是一场精彩的骗局，一次值得的泡沫。他还多次批评美前总统里根以来各届政府的能源政策，指其提升了美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纵容了石油专制政体。
意味深长的是，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嘴虽然对着美国，但弗里德曼的眼神却盯着中国。他不仅熟稔地引用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的论断来“煽动”开展有力的变革，还极运匠心地“羡慕”中国的体制，称其可以克服官僚主义的障碍，彻底变革价格水平、规章制度、标准、教育、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不言而喻，这里所称道的长期利益正是绿色技术支撑的生产消费模式。更有甚之，他对中国实业界的演讲称“我们将把污染产业全部让给你们支配……你们想变多脏就多脏，想要多久就多久……如果你们想让我们在下一个伟大的全球产业中当上10年的领导者，那将更好。”这已俨然是赤裸裸的“激将法”了。
然而，弗里德曼虽刻意淡化，但不得不提及的现实是“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创新非常困难。我们正跌跌撞撞试图冲破目前物理学、化学、热动力学、纳米技术和生物学等学科的限制”。如果突破上述限制，开拓绿色全球化的未来真是人类通向更加文明、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必由之路，那么在传统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本和经验的发达国家，更具备探索这条人类文明新路的条件和责任。强调地球容不得发展中国家都变成“美国”，以冠冕堂皇的道德大棒和精心设计的非中性（亦即对一些国家有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有损）制度，来驱策发展中国家充当可能兴起的新文明的“小白鼠”，绝非文明之举。
再则，以史为鉴，可知新技术本身蕴含的风险在国际政治过程中被放大并非罕事。春秋晚期，吴越相争。越以本国稻种向吴国还贷，吴国见越稻饱满，令本国农民改种越稻。殊不知这种看似更“先进”的稻种早经煮过，不能成长，致使吴国遭遇饥荒而为越国攻破。晚近的“星球大战计划”作为一项误导对手陷入非生产性的高新技术竞争而被拖垮的宣传手段，也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绿色全球化可能予发展中国家以“不可承受之重”，但我们亦不能全然以“阴谋论”的观点看待环保主张而逃避应当承担的合理的责任。毕竟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英国《经济学人》（2009年6月11日）亦指出，在气候问题上，中美的确构成了可以决定全球气候谈判后京都议程的“两国集团”（G2）。
实际上，仅就表达而论笔者同意弗里德曼大部分观点。但是，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教授的一本关于清朝的法律、社会和文化的著作提醒笔者注意表达之外的其他含义。书中，黄特别强调了“表达”与“实践”的差异，认为文本等形式的宣示所表达的规范，更接近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理想状态，未必能从实际执行中得到印证。但对身为“外部人”的研究者之判断起到较大影响的，恰恰不是实践的情况，而是表达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实践来判断，美国知识分子的表达的真实意义。
美国做了些什么呢？2009年3月，美国奥巴马政府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提出了“碳关税”提案，即对进口高碳产品征收关税。这类做法，或许有助于改变美国在环保类国际议题上长期落后的尴尬境地，同时给予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以道义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但对弗里德曼所谈的基于新技术新能源利用方式的绿色全球化难有实质性的贡献。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John Whalley教授及其合作者中国社科院东艳博士就撰文质疑“碳关税”的意图，恐非治理气候变化而是借此搞绿色保护主义。此外，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急于把旗下油耗惊人的“悍马”向中国转移，热衷于环保政策的奥巴马政府亦并未履行道义或社会责任加以干预。加之美国在包括绿色科技在内的许多先进技术领域仍保持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更揭示了美国的“实践”极大地降低了弗里德曼表达之理想愿景的实际价值。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尤其是成熟可靠的绿色技术的转移便利，也许是现阶段，中美构成有效推进全球气候治理G2的唯一可置信的制度安排。
当然，这并不意味中国在气候治理等国际环保议题上完全无所作为。我的同事周方银博士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国家间组成共同体的动机除了实际的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出于传递信号、表达姿态的考虑。因为后者而产生的对某项国际议题的拥护或赞同，很可能并不反映该国的真实偏好。表态的成本很低，而不表态则面临巨大的压力，当越来越多其他国家表态时尤其如此，此时表态就是一个“占优策略”，至于行动及其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无法准确判断其他国家的真实偏好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气候谈判、参与各类环保议题的讨论并表示态度上的支持，甚至做出一定程度的承诺或投资，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强调的是，在获得关于可靠绿色技术的可置信承诺之前，必须对这个方面的大规模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投资保持克制，避免因战略性误导而损及国家元气。总之，在一个关涉人类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面前，对叙述者表达与相关主体实践之差异保持适度的警惕，对研究者尤其决策者而言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