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末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调整产业结构，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把高污染、高排放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海外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西方经济学在实践上的最后一次效率革命。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从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迅速转为义正词严的光荣使命，中国学者、官员、商人一窝蜂“洗礼”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信徒，即使在西部落后地区乡镇，基层地方官员开口闭口都能说几句“凯恩斯”、“弗里德曼”、“新制度学派”。正如伏利先生所说，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在当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绝对话语霸权的市场经济学”（蒋伏利《末日之思》）。西方人是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中国人则以充当西方经济学的学生为荣，在中国社科学者中，拥有最高个人荣誉和最高经济收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群体。
1996年以前，美国、欧盟就开始建立知识型的低碳经济增长框架，把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与低端技术、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海外投资向发展中国家倾销。作为西方经济学学生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官员，都像捡到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样欢天喜地——中西方从未出现过如此心心相印、息息同声的彼此“双赢”——最终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拥有全球最多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和出口大国。截至2007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63万家，到2008年底，已实际使用外资8605亿美元，其中2008年就使用了924亿美元。全球500强企业有480多家在我国投资设立企业，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就有850多家、地区总部超过40家。我国吸收外资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并排在美、英、法之后居全球第四位。我们引资引了这么多年，主要就是干了牺牲资源、环境、劳动的事情，没有干出几件重大的科技创新。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质影响，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工厂”里边——产品卖不出去。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意思就是不能再做低端的“世界工厂”。
中国引进的外资企业，像金光集团APP（Asia Pulp & Paper Co., Ltd.）这样成功推进“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循环发展的企业屈指难数。金光集团APP在中国长达17年的生产运作中，推进林纸循环发展力度之大在国内史无前例，且世所罕见。APP五个超大型现代化工厂中，有三个是国家环境友好企业。APP属下的中华纸业、金华盛纸业、金红叶纸业、金东纸业、金海浆纸业、金桂浆纸业等企业实体的主要技术、经济、环保指标均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吨浆水耗比目前国际先进水平少7－13吨、吨纸水耗比目前国际先进水平少2－8吨，吨浆废水排放量领先国际先进水平37%、吨纸废水排放量比国内行业标准的1/6还少，吨浆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27％、吨纸COD排放量仅为目前国内行业标准的1/10。APP以速生丰产浆纸林作为浆纸生产的可再生资源，在企业内部成功实现了纵向和上下游产业的“林浆纸一体化”生产，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整合成一条跨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链；而企业的规模效益又有力支持了浆纸林基地建设，从而达成真正的良性循环。金光集团APP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范本和中国现代造纸业的标杆，其实例证明，改造和革命的经济学完全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和发展环境。APP之所以在环保方面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来指导生产和管理，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思维无法做到的。APP的“范本”和“标杆”作用，对循环经济发展和国家造纸业振兴规划的意义非同凡响，也给经济学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在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大口吃进西方“免费大餐”的结果——使西方发达国家增长方式由资源消耗的物资经济迅速转为高新技术驱动的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的同时，使自给自足的中国一夜间转化为世界头号高能耗高污染＋低端制造业的出口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头号高能耗高污染＋低端制造业出口大国的结果是什么？第一，空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国环境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中国经济增长有2/3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目前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严重污染，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中国水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并且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全国有一半的人口缺乏干净饮用水，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全国一半以上城市空气不达标，其中山西的城市全部不达标，全国4亿城市人口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500万人患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空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是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北京的喉癌、鼻癌、肺癌患病率已超过传统胃癌成为“第一癌症”；兰州、大同、临汾、乌鲁木齐等11个重点城市每年出现污染天数比例超过1/3；199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2007年超过一倍接近16亿吨，全国668座中等以上城市2/3被垃圾包围；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北京、上海也名列其中。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改革开放三十年，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已经遍体鳞伤，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第二，空前潜在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制造业一旦萎缩，西方人就别想生活；或者，西方购买力一旦萎缩，中国制造业就别想存活——如今这个事实，已被如大梦初醒的危机证明。人们没有料到，使人主动“害人”的西方经济学“害人”的结果，和使人甘愿“受害”的西方经济学“受害”的结果——竟然是同一个东西——中西方一起遭受史无前例的金融和实体危机。在这个情况下如若没有谴责和反思，如若不出现《末日之思》这类奇文，或许只能说明人类的良知和智慧已经泯灭。
粗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须脱离传统经济学窠臼，在强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和前提下走发展循环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之路，此外别无他途。对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们，对深患西方经济学依赖性“疾病”的政府官员们，有必要在骨子里植入一种信念——敬畏天地。按照易经、佛经的说法，大地母亲是有灵性的，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天地人三才。人是什么？人是天覆地载、天生地养的小虫子，你这个小虫子都有灵性，天地怎么没有灵气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伟大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我们做什么，老天是长眼睛的，只要它轻轻惩罚你一下，你全部的人都得跳起来。因此我们不能狂妄自大、虐待母亲，而要学会敬畏天地、善待母亲。中国古人把国家叫“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国家离不开土地和粮食这两个伟大的神，所以把神圣的国家叫“社稷”。我们要保有国家和人民，必须敬天敬地、谢天谢地，保护好土地生长粮食的天然禀赋不受践踏和破坏。人与天地阴阳和谐相处，是人生世事的根本。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破坏环境得罪了“天”，你怎样祈祷也没有用。一个国家民族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壮大，绝不能靠拼资源、抢能耗、搏污染，否则发展到最终只有死路一条。邓小平以前讲过一句话，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如果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继续沿袭西方经济学的效率思路，继续不可控制地糟蹋、蹂躏自然，可能若干年后等待我们的也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蒋伏利先生所说的“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蒋伏利《末日之思》）。“09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中国政府将在08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42%和5.95%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定不移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天降大任于中国。其显著标志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不但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而且，还于09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这说明，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挥手告别，其理论支持者——传统经济学也似乎走到头了。”（蒋伏利：《〈末日之思〉致张高宁》）
（四）
经济学越来越向科学靠拢，但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其一，经济学不能像科学那样进行实验；其二，经济学不能像科学那样进行预测。虽然经济学没有成为科学，但是它已经像纯粹的科学那样越来越脱离人文，脱离人性。
绝大多数的自然和经济科学家有两个愚昧之处。其一是没有灵性，其思考、行为绝对依赖知识并坚持理性。一般科学家尤其经济科学家不知道天文地理、山川河流、自然物质、社会关系等认识对象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生命系统，而任其追求物质财富的本性肆意妄为，以高超的专业知识把循环系统割裂，完全摒弃天赋灵性和天才直觉对宇宙系统的真实感知，完全摒弃非“专业修养”、非“学富五车”、非“十年寒窗”者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把握。普通科学家最能证明和最感放心的依靠，是他们依赖小系统专业、大系统破碎的科学知识来开展活动的行为能力，而对符合天地律动的灵性、先知则是要怀疑和打击。灵性是悟觉知识本源、不依赖知识而贯通知识的最高能力，但一般“专业修养”、“学富五车”、“十年寒窗”的科学专家都是小心翼翼的实证主义者，不知道也缺乏读懂“天书”、悟知天地宇宙和人生大道的天赋灵性。曾有一位著名科学家说过，科学之父是哲学，哲学之父是宗教。
其二，科学分工的专业知识割断了“天人合一”的大系统。天文地理、山川河流、自然物质、社会关系等这些人类的认知对象，都是造物主规定的系统信息，但在“上帝”之国诞生的经济学，却以“人”为中心，割断了“上帝”制造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命缘起和血肉联系。
人类认知活动是一个探究事物所以然的过程，这个探究过程和人类的生存方式一样，可以分为世入和世出两种。在世入探索领域，人们通过知识寻到事物之所以然的原因有两类：一是表层原因，一是深层原因。明确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这两个概念，需要借用佛家的“缘起”一词。“缘起”是佛教说明宇宙起源和世象究竟的基础理论，它和“空观”一起构成佛家学说的两大基石。“缘起”观点就是要逐个探究事物的“因”尤其“根本因”，全部的因果关系组合起来，就是一个“缘起圈”。有了缘起圈概念，我们就可以定义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我们可以列举一个生态破坏的缘起圈：生态破坏←—企业所为←—追求效率←—创造财富（经济学）←—人性使然←—过度张扬人性的文化（为什么生态遭到破坏？因为是企业所为；为什么企业要破坏生态？因为它要追求效率；为什么企业要追求效率？因为它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什么企业要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人性使然；为什么人性追求财富会达到破坏生态的程度？因为有过度张扬人性的文化，所以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个缘起圈的每一环，并非唯一因，只是假设为主要原因，如生态破坏的原因有许多，但假设主要原因是企业所为。探究某一事物之所以然，可以列举多个缘起圈甚至无数个缘起圈，而且缘起圈还可以组成缘起圈，即缘起圈的节点就是一个缘起圈。也可以在同一个缘起圈内插入更多环节，把缘起圈无限延长；例如在“企业所为←—追求效率”这一环中可以插入“政府无能”一个节点，使其成为“企业所为←—政府无能←—追求效率”，从而延长整个缘起圈。
在生态破坏这个缘起圈里边，如果只看一两个环节，如只看“生态破坏”的原因是“企业所为”、“企业所为”的原因是“追求效率”，那么所看到的就是表层原因。可见表层原因是探究事物所以然的断尾原因，是把缘起圈的一环截取下来，把所以然的直接原因当作终结原因，不再与前后的因果环节相联系。但如果不是只看一两个环节，而是看整个问题圈，用佛家的话讲即从“缘起”的圈来看“诸法”的“因”，那么所看到的“因”就是深层原因。我们在每一个表层原因的后边，都可以再找出更深一层的原因，然后把这些更深一层的原因连接起来，这就是“诸法”层层“缘起”的“因”，即我所谓的“深层原因”。蒋伏利先生的《末日之思》一文认为，生态破坏的原因是追求财富和效率的经济学，因此要对经济学进行革命，要建立生态经济学理论，这就是看到和分析了生态破坏的深层原因，而不只是苛责“企业所为”这个表层原因。但生态破坏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人性和文化问题，因此从根本着眼，还要改造文化，要树立“天人合一”的循环文化理念。
科学分工的专业知识只让我们看到破坏生态的表层原因是企业所为，于是就制定政策和法律来监管企业，结果这个工作做好了吗？没有，这就是专业知识和分工主义的局限。
人类社会最大、最持久的演变是分工，而最大的分工是生产活动和思想活动的分工，即一部分人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学术思辨，而不再参与生产活动。分工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扎根，然后也在学术活动中扎根，前者决定后者是正常的历史逻辑，但后者影响前者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分工的需要根源于人类社会对效率的需要，经济学是分工效率的智慧结晶，同时经济学也把分工的局限发挥到极致以至成为经济学的致命弊端。从学术分工中产生的经济学把住了效率这一环，没有任何一门人文学术比经济学更锲合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本身是专业主义的产物，而它又很自然地成为分割人与环境的科学工具。
在当代的思想理论中，专业主义的知识分工无所不在，最典型的莫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从循环、缘起的角度看，真实的人生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吗？例如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哲学与宗教学者，无一不给禅宗大师慧能贴上“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新唯心论”、“神秘主义”等标签，这就是一种简单化、形式化的专业主义思想在作怪。在慧能所传“通贯一切经法”的“三十六对”法中，并无一个“物与心对”之法。实际人生和真实思想的链条是“……物—→心—→物—→心—→物……”，心物交融、全然无别，不存在心、物相“对”和“唯心”、“唯物”的人生与思想实际。但是如果你拿起“专业主义”、“分工主义”、“专业知识”的剪刀，从这个循环不尽的人生和思想链条中把“物—→心”一环剪下来，那就是所谓“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而如果把“心—→物”一环剪下来，那就是所谓“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唯心主义”。可见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别，不过是万千“意识”中的一种剪裁和判断，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心造”与“心迷”。而实际人生和真实思想中的慧能，他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只慧能思想既非“唯心”、亦非“唯物”，所有世人思想中也没有“唯心”、“唯物”之别。如果有人问我这个自产了许多思想成果的活生生的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会立即把我问得茫然不知和哑口无言。就像在实际人生和真实思想的“……因—→果—→因—→果—→因……”链条中任意截取一环就是误“因”误“果”一样，在实际人生和真实思想的“……物—→心—→物—→心—→物……”链条中任意截取一环就是谬“物”谬“心”。所以“唯心”与“唯物”之别，在实际的人生和思想中根本不存在，是一种背离循环的谬论。
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的思想根源是在佛法里边，或者说佛法里边早已存在循环经济的思想精髓。佛教的生死轮回就是一种典型的循环思想。可是专业知识、专业主义只顾生，不顾死，只顾今生回报，不顾死后做牛做马和来世报应，因此为了追求今生财富和今生享乐而破坏环境、损害他人。
其三，科学专家、经济学家以为科学、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不知道科学知识也是导致人类痛苦与部分毁灭的动力和工具。20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D.M.托马斯在《20世纪人类全纪录》中写道：“科学不仅产生了奇迹而且也培养出死亡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人类每一次“战场”和“商场”上的大规模残杀，都直接“归功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提供的各种屠杀方式和工具。面对今天出自科学家之手、针对劳工和自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过人类力量千万倍的增长，面对今天科学造成的人口剧增、平衡打破、资源紧张，面对今天科学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和大气层破坏成为不解难题，传统经济学家们除了十足的愚蠢，还有任何一点聪明在哪里呢？
谋求宇宙生态系统的长存与长久和平，需要超凡伟大的精神理念。纵观人类历史文化，这个精神理念只有中国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活在“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民族，它不把一家一国、一人一企（业）的“功利”、“霸道”当作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成功则成仁”，中国文化精神讲究的是“仁”。中国文化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以整个天下、宇宙的存在、和谐为中心，中国文化最能从整体上、全局上思考和拯救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国文化是最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文化，是最能从根本上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世界的文化。“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悔过自新”、“和平共处”、“以德治国”、“科学发展”、“生态经济”、“和谐社会”等等——只有浸濡中国文化并得其大道者，才能提出并坚信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理念和原则。拯救人类，建立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时机已经来临，让全人类都享受到中国文化和力量的福荫——只有中国文化和中国力量才能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地球环境，正如蒋伏利先生所说，“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天降大任于中国……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挥手告别，其理论支持者——传统经济学也似乎走到头了。”（蒋伏利：《〈末日之思〉致张高宁》）在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下的一部市场经济史，实质就是“理性”投资者通过“有效”市场屠宰自然、生态的历史，西方传统经济学——它的末日已经降临。符合“易经阴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思想文化精髓的经世致用之学只能是生态经济学，符合“易经阴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思想文化精髓的生产模式只能是循环经济。
在今年第十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明总理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自主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和环保设施等项目建设，实施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高层果断决策，放弃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先后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这些行动表明，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及传统经济学挥手告别，取而代之的是循环经济增长模式和生态经济学。
《易经》六十四卦结尾，在“既济”之后是“未济”；蒋氏《末日之思》，在“末日审判”之后是“希望之言”：“如何反思并架构、推动一种新的经济学来指导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即勒内•帕塞所说的，如何创造一个能考虑到这个复杂世界中相互依存的各种因素的新的经济学方法，是将来之事，更是当务之急。好在基于反思精神并扬弃、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上世纪已经诞生、发展并开始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至于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开创人类经济社会预期将在下一篇章中阐述。”
“四书五经”高山景行，循环经济天佑中国，生态经济学生机日盛，伏利先生年壮有种——对此，老夫重重地期待！
（陈嘉珉，2009年3月8日）
[附]《末日之思》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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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伏利：末日之思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3/6/163076.html
蒋伏利 原创 | 2009-03-06 02:38
标签：循环经济 生态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 蒋伏利 末日之思
背景 09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中国政府将在08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42%和5.95%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定不移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天降大任于中国。其显著标志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不但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而且，还于09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这说明，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挥手告别，其理论支持者——传统经济学也似乎走到头了。
能够与中国政府走循环经济之路的坚定之音形成呼应的，不是西方诸国的政府，而是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凯尔斯盖。凯氏面对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种种乱象，毫不客气地发出了尖锐之音，说，被广泛应用于过去、当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性的谬误，不是简单的修补就能够解决。甚者，需要一场革命，在经济思想认识上进行彻底的“范式转变”，才能透过重新认识经济和经济学的本质，以达到架构一种新的能够指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说的预期。否则，就算人类逃过此劫，更大的灾难还会不期而至。
架构一种什么样的学说？凯氏没有明示。但在凯氏眼中，人类目前对于经济学的认知，有如16世纪俗人对天文学的认识一样无知。凯氏指出，传统经济学，无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即西方现代经济学），其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一直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可是，事实证明，这些假设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08年全球金融海啸。甚者，本次全球金融之海啸只是表象之一，更大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自然之海啸，已经有所表现并显示了强大威力。04年东南亚海啸不过是其冰山之一角。
演变 凯氏可以卖药，但我辈不能哑然。沿着凯氏文章脉络，我们可以从原初开始，探寻传统经济学盛极至“衰”的轨迹。首先，什么是经济学？教科书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运用现有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既有生产要素，最大程度地生产满足人类社会物质需求的种种财富。人类物质需求是欲望的海，而地球上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山和川。这些，经济学不管，它所研究和关心的，只是如何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通过有组织有预谋的生产投入欲望的海，即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和人类的各种物质需求。为此，有一个叫亚当•斯密的家伙，专门写了一本书，第一次明确地把经济学对财富的贪欲定格为研究对象。其书，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其次，什么是传统经济学？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曾有两大分野。其一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其二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前者，即是在当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绝对话语霸权的市场经济学，在西方是被视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经过发展进化，现代经济学先后表现为两大流派。一曰古典经济学，也叫微观经济学，以假设市场充分竞争为基础。二曰宏观经济学，系微观经济学之修正主义，由一个叫凯恩斯的家伙所创立。其，在批判古典宏观理论和萨伊定律时，通过转变经济分析角度，达成了从供给决定和供给分析到需求决定和需求分析的转变，并以公设质疑微观经济学、寻觅发现非充分竞争市场为基础。虽然，宏观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以经济关系作为既定前提，着重分析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物质技术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人与物的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而且，也正因为这种科学性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再加上基于这种科学性而形成的科学的表述方法，使其超越微观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登顶西方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高峰。然而，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在假定经济人、资源稀缺、保护个人产权等基本理论方面，他们不但殊途同归，而且还高度对应供求、等价交换和福利最大化三原理，并在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及帕累托标准三方法论层面达成了一致。
以上是经济自由主义之微观经济学与国家干预主义之宏观经济学，随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又迅速流窜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有关市场缺陷、非缺陷的理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和制度变迁，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说明了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之中，在说明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同时，也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尤其是博弈论的引入，彻底完成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到经济人互动行为的转变。可是，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并未有任何实质创新，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进而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已。因此，在实质层面，新制度经济学等，仍以竞争、市场分析框架及上述假设、理论、方法为基础，其“非市场缺陷”依然是基于市场环境而非自然生态环境的缺陷。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样，仍未脱离西方传统经济学范畴。亦即，在无视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三者共同而且依然。
至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棵无所谓长成和没有长成的夭折之树，起码在实践角度，它停止了。然则，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对象看，其，主要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但由于在“到底是研究生产关系还是同时也研究生产力及劳动对象是不是生产力”两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直至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也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关于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定，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从恩格斯开始，直至斯大林亦步亦趋，在批判了雅罗申柯关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问题的同时，把生产关系划分为三个方面。从此，苏联教科书以及所有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都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对此，有解构学者指出，有关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有了，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并没有这样做，或者没有完全这样做。原因之一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阐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坚持自己的分析角度时，对西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责后者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庸俗的和辩护性的。这种批评与西方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不谋而合。然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这种批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批判更为恰当。由于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完全采取了否定一切的非科学态度，仅用几句否定式的简单口号，就将其当作废物一样地抛弃掉，而它本身在这方面的建树，又是如此的少得可怜。
至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如何误入歧途的原因，有学者指出，斯大林把经济和生产等同，又把生产等同于直接生产过程，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是作为计划分配过程，就是与直接生产过程合二为一，中间没有交换过程存在的余地。而这，也正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大工厂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其“国民经济大工厂”模式，在无视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与西方现代经济学一样可怕。当代中国发生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狂飙一时的农业学大寨，都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毁坏生态破坏自然的经典案例。但是，由于前苏联解体，以及中国、俄罗斯等确定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并陆续进入市场经济国家行列，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经济发展形态，其过程停顿了。所以，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对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忽视，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相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姑且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本文不做过多讨论。
渊数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须臾不能割裂的依存共生之复杂生态系统。而且，本质上，复杂生态系统是大系统，经济系统不过是其众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经济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或者前提只能是也必须是生态系统。之所以如此，盖因人世间普遍存在“社会——经济——自然”之共生共荣关系。在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经济发展诸要素中，谁也无法脱离这种关系而单独存在、孤芳自赏。在上述关系中，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物质来源。然而，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与此同时，人们又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这样，就必然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引起它的供给能力的问题；另一个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排出的废弃物容纳量的有限性，从而引起它的自净能力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便产生了所谓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人与自然即传统经济学与自然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
无论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承认与否，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都是人口与人均产值同时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科技革命引起的工业革命持续发展。由此造成全球性两大环境问题：一是自然资源耗竭。表现在两方面：可更新资源的破坏日益加剧；不可更新资源储量不断减少，有的濒临枯竭。二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城市空气和噪音污染，食物污染等。由此，我们可以认知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合理的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这是由环境所固有的功能决定的。其一，环境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的来源。如矿藏、空气、水、土地等，都是人类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二，环境是处理废弃物的净化器。其三，优美的环境能大大提高人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盲目破坏环境，就会严重限制经济发展，甚至使发展难以为继。其一，环境的破坏不仅对当代的发展不利，而且对继承遭到破坏了的环境的后代人的发展更不利，有些后果甚至是不可补救的。其二，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不仅对一种经济组合体产生整体负效果，还会由区域化发展为国际化、全球化。其三，严重的环境压力，又必然与高经济损失和高治理成本相联系。
基于上，我们可以得出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的理性判断。然而，由于受研究对象制约，传统经济学理论，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只能看到也只能重视经济规模、经济人的作用，而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决定性作用和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则严重低估并忽略不计。对此，致力于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法国索尔邦大学经济科学终身教授勒内•帕塞提出了强烈质疑。尤其当有人问及环境退化是现代经济学体系的一个可以纠正的偶然意外，还是现代经济学体系运转逻辑的结果的问题时，勒内•帕塞激动地说，“我认为，而且我们许多人都这样想过，损害环境是符合自由贸易和生产本位主义体系的逻辑的。因为这个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结果把生产成本转嫁给环境。这种趋势现在更加变本加厉，其原因众所周知，即权力已经从公共政治领域转到国际金融和私人利益集团，后者越来越多地控制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追求产量和过度使用资源是同金融资本迅速赢利的迫切需要连在一起的。”
在这个长达多少个世纪的过程中，因为对环境的影响有限（没有被发觉），微观经济学侥幸发展了一百年。虽然，后来有所察觉，宏观经济学在投入产出方面，也试图通过重视价值平衡、物质平衡来弥补环境缺陷，但因局限于一国经济系统内部之物质循环和价值循环，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依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以关心制度变迁之交易成本、激励机制等著称，但因与生俱来的短视，同样没有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即便融会贯通、有机综合了市场、竞争、需求、供给、成本、价格、收益和分配等微观经济学基本要素，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所得、财政、金融、就业、外贸、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学基本要素，以及制度、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要素之大成的传统经济学之显学，也因为沉湎和陶醉于学科概念体系的成熟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拒绝接受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和启蒙。
对此，作为一位强调公民义务，强调尊重人类、尊重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持续发展的模式，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学家，勒内•帕塞更有强烈抨击：“经济学认为污染是一种偶然意外，而且根据经济体系的逻辑，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充其量在市场上把环境的成本纳入产品价格。于是市场成为灵验的污染控制者，污染化为一个次要的功能障碍，只需通过价格逻辑加以纠正就是。对于这种看法有好几个异议。首先，污染源并未全部发现，受害者和受损情况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很少考虑到真正的代价。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所谓代价不仅仅是市场价格。污染涉及人类生命，涉及容易破坏的资源，涉及大自然环境中不可逆转的效应，因为大自然中每一个物种既是捕食者又是被捕食者，起着一种调节作用，同其他物种相互依存。这些因素都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只是在一个自然财富变得稀少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大自然的大平衡中保护它为时已晚的时候，市场才会赋予它价值。因此，我们要维持环境的运作状态，因为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以及经济活动，都有赖于环境。你若破坏环境，你就毁灭一切，包括经济。”
毁灭，毁灭大自然，毁灭人类，这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其在发展上的表现，即单向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线性经济运行模式，单向度“资源—产品—废弃物”（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之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被传统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而价值高贵不能怠慢的生态系统，不但被传统经济学排斥于发展和保护的行列，而且，还被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腴厨娘被恣意蹂躏和践踏。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层面，传统经济学向来是“只见经济不见外部不经济”、“只见经济效率不见生态效益”、“只见特定资源稀缺不见所有资源稀缺”、“只见发展不见生态”，其不可持续发展缺陷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等重大自然灾难。分开说，微观经济学由于过分相信经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是靠不住的。岳玉珠教授指出，利己是人之本性，它一方面成为价格机制下的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人性的自私和机会主义也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在利己的时候有意或无意的去“损人”，包括环境等）而对达成的经济效益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害视而不见。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过分强调国家政治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作用（这种干预作用同样是靠不住的。陈文平教授指出，国家政治表现形态之一为政策，而低劣国家政策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带来的只能是恶之花，不但不能帮助国家经济保护环境，而且，还在冠冕堂皇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口号下，极尽环境破坏之能事），无心亦无意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带来的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其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按照勒内•帕塞的说法，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让经济服从于人类和环境的终极目标”。其一，没有一种经济理论，敢说经济不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改造大自然的一种活动。舍此，经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环境的种种问题，以及人类和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经济活动本身成为了目的，而忽略了人类终极目标，即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用老子的话说，是天人合一。其三，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什么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都强调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然而，经济增长的概念和基础是什么呢？传统经济学解释说，国民生产越增长人们的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即是经济增长概念及其基础的总和。源头上，这种经济观与其形成的时代大体是相吻合的。其时，人们的基本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此经济发展阶段，确实是越多生产就越多创造财富。现在最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比如乌干达，比如朝鲜。此阶段，由于生产活动危害生物圈还未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还未危及生物圈的重大功能，例如今天全球的热调节功能，故自然生态问题被经济学家抽掉了。令人可怕的是，在发展的向度里，现代经济学依然依历史惯性坚持把经济同人文和环境相隔离，脱离背景片面地考虑经济问题，即，只重数量不讲质量。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是，在当下的发展里，不能说地球上汽车增长一倍，人也跟着舒服了一倍。因为，汽车更多了，是为谁？为什么？有什么后果？等等这一些，都要求我们考虑人的问题，考虑社会的问题，考虑大自然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需要思考，通过损害人类和破坏自然环境而获得的增长是发展吗？这种行为发生的理论基础即现代经济学反动吗？
要者，由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无限度追求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从而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大索取和大消耗，让生态赤字演变成今日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这种恶果的产生，基于传统经济学一厢情愿对“资源稀缺”的假定，只是针对“特定资源的稀缺”并作出了相应的“最有效的配置”，从未认识到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需要“最有效配置”。故此，催生了经济增长无极限的预设，并将经济增长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等同。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粮食、工业品、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都在增长。尤其资源消耗和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更可怕。呼应前文，是毁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毁灭。
邪教 一个不得不提及的问题是，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下，上述情状有救吗？对此，勒内•帕塞回答说，很难。其一，没有比思想体系的改变更难的东西了。其二，抵制太多，尤其在经济理论范围内。其三，现代经济学俨然以惟我独尊的科学理论之面貌惑众并拥有了包括西方之资本主义和东方之社会主义在内的广泛的受众。其骗人的招数之一，就是把市场说成是中性的，因而是经济问题上主宰一切的唯一的裁判员。这个所谓的市场调节中性论实际上是维持目前的体系原封不动，包括无法接受的人文和环境的代价，以及永远对掌握金钱和吸引金钱的人有利的力量对比。其四，是既得利益的作用。有此四者作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宁可牺牲地球的未来，也不愿触及人文和环境。因此，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是荒谬的，如果一直让其荒谬下去，我们大家包括他们自己都将一起被毁灭。
然而，还是要问，为什么？尖锐学者告诉我们说，盖因植根于非数学概念之社会科学范畴，而又比自然科学范畴之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更强调数学概念及其运用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将物理学之研究物质客观规律的方法、手段运用于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发展模式等研究中，导致研究者只见经济之物不见超越经济的诸如文化、道德、生态等非经济之物。其所见到和重视的只能是物化（即以最小代价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及其作用，而对于非物欲的诸如文化、道德、生态等“类本质”诉求，一概加以排斥和拒绝。其结果是，传统经济学已然登顶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祭坛，在事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反复强调，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一种特殊的职业，传统经济学及其学家不讲道德，也不应该讲道德。其以“物化经济人”为特征的经济原教旨主义在这里暴露无遗，其违反自然生态的本质也在这里暴露无遗。
在历史长河里，考虑大自然是十分长远的考虑。勒内•帕塞警告说。相比之下，经济上的长远考虑根本微不足道。从大自然的节奏、资源的再生、环境的恶化考量，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下的经济活动之影响，何止以百年更是以千年来计算的。于是，这里就涉及道德责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范畴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于是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即哲学家汉斯•乔纳斯所说的“责任原则”，即我们对生命、对人类发展的责任。在这个有关责任的价值范畴里，因为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无法论证，于是必然牵连两个东西，即涉及目的之政治范畴高于经济功能，以及允许各种价值对抗和共存的民主的合法性。而这，也许就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之经济原教旨主义的由来。与生态原教旨主义一样，都是反动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邪教。
结语 鉴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及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正在走向反动，正在成为自然生态和人类的敌人，甚者，由于这种反动不但导致了当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而且，还将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所以，如何反思并架构、推动一种新的经济学来指导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即勒内•帕塞所说的，如何创造一个能考虑到这个复杂世界中相互依存的各种因素的新的经济学方法，是将来之事，更是当务之急。好在基于反思精神并扬弃、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上世纪已经诞生、发展并开始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至于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开创人类经济社会预期将在下一篇章中阐述。蒋伏利/文[09-03-06]
经济学做了什么——读蒋伏利《末日之思》有感（上）：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3/9/1635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