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经周刊》：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提高烟草税反映了一个什么信号？

　　    李高产：税收是调控经济的杠杆，对行业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对某个行业提高税率会抑制这个产业的发展，而降低税率则会加速该产业的发展。

　　    在经济危机下，国家为提振经济，促进产业的发展，一般是降低税收，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但国家反其道而行之，对甲类香烟合计提征16%，乙类香烟合计提征11%，是个值得注意的经济信号。提高烟草税，说明国家不想提高生产性制造业的税收从而抑制制造业的发展，而是利用税收杠杆引导经济向生产性的而非消费性的产业转移。

　　    《产经周刊》：国家提高烟草税的目的是什么？

　　    李高产：众所周知，中国财政收入“油烟味浓”。油是石油，烟是烟草。近年来，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中，烟草企业都会占据70个左右的席位。“油烟味”太浓说明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较弱，制造业创造税收的能力不强。

　　    依据国际经验，靠烟、酒、资源品等获取大部分财政收入的国家多为欠发达国家，烟酒税收占税收的比重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发展的质态。烟酒税占比越高，说明经济发展的质态越低。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提高烟草税，体现了政府“调结构、保增长”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平衡财政收支。在经济学里，针对烟草制品和酒所课征的税，是所谓的“罪恶税”。提高烟草税，可以将“罪恶税”向教育、医疗、社会保证等公共产品服务业转移，提高全体居民的福利水平。

　　    《产经周刊》：提高烟草税对烟草的销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高产：从所有国家征收烟草税的目的来看，提高烟草税旨在减少抽烟人数，特别是减少青少年人群的抽烟人数。若提高烟草税能够传递到烟草价格上，烟草价格上涨能够降低青少年对烟草的购买力，提高消费门槛，让一部分青少年被挡在抽烟门槛之外。但对于一些已经上了“烟瘾”的烟民来说，很难仅仅为了几元钱而减少自己的消费量、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在消费量不减少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定然会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对于甲类烟，一般是抽的人不买，买的人不抽。由于其价格高，属于奢侈品，有硬通货的性质，高价格反而更加凸显了其价值性，作为礼品可能需求量还会增加。

　　    当然，提高烟草税可能会通过“两头堵”的方式减少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量。一是减少边际增量，即上面所说的减少青少年烟民。二是通过提高烟草的价格减少烟民抽烟的频率。在需求量减少的情况下，各烟草企业为了在“缩小”的蛋糕里抢占一个更大的份额，将会掀起新一轮的竞争，竞争密度将会不断增强。对一些微利的、规模较小的烟厂而言，要么进行转型，走规模化的道路，要么破产倒闭或被收购，这可能也包含了管理层推进烟草行业集中化的意图。

　　    《产经周刊》：我国有四大烟草生产基地：上海、云南、湖南和湖北，作为烟草生产大省，提高烟草税对湖北烟草产业会造成哪些影响？

　　    李高产：此次烟草税调整，针对的主要是甲类烟和乙类烟。湖北烟草在国内的知名度较高，多为中高档产品，其消费群体多为中高端人群和商政人士，这类人群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为稳定，一旦形成抽烟嗜好，其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影响不会太大。

　　    另外，近年来湖北烟草一直在进行创新和并购，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力，烟草税的调整对湖北烟草行业的冲击不会太大。另外，国家对烟草实行的是专卖制度，每年烟草的生产量并不是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调整，而是对烟草企业的生产进行配额管制。烟草税提高可能会让一部分微利、规模较小的烟厂倒闭或被收购，若湖北烟草能够取得更多的配额，并改善品种结构，可能会是一种利好。

　　《产经周刊》：烟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怎样的？

　　    李高产：烟草是一种致瘾性的商品，历史上许多殖民帝国的建立就是以致瘾性商品的贸易为基础，针对茶叶、糖和烟草所课征的关税，为17、18世纪许多国家贡献了很大一部分税收。如美洲大陆的第一次繁荣就是以种植烟草为基础。

　　    当1612年烟草被第一次引到美洲大陆之后，烟草种植业拯救了弗吉尼亚。1618年弗吉尼亚收获2万磅（1磅约为0.4536公斤）烟草，1629年为150万磅，到了1638年弗吉尼亚每年向英国出口300万磅的烟草。

　　    直到今天，致瘾性食物的税收仍然是欠发达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只要烟草税还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政府就不会将烟草产业的“发展瘾”戒掉。与国外的烟草税相比，中国当前烟草税还有相当的空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