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钱医生？
最近，全国医闹事件频发且事件很严重，严重地影响社会秩序，我们必须正视的！必须对恶意制造事端的“专业”人员给于法律的约束。“如何给钱医生”的命题其实就是解决如何将资金转为有效的医疗服务。
今天,是萧庆伦教授讲课,开始时,萧教授幽默地来了个开场白：“谢谢你们支持美国的经济。”从萧教授的口中知道，美国要完全经济复苏可能好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中央下大决心搞医改，在三年的试点中投入3300亿元（加地方共8500亿）用于五项改革，也许到最后远远不止这个数。钱已经分完了。可能公立医院改革得不到多少份额。其实在早些时候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些钱用在哪里。但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今后以什么渠道来筹资，政府的投入又如何地用。可能中央正愁这些钱是否可以产生有效的医疗服务呢。除此之外，也有网民担忧这些是否产生新的腐败和权利寻租。
将钱转为有效服务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头痛的事情，国际上也是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西方好多福利较好的国家存在很多浪费，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可能浪费现象更加严重，正式架在奥巴马头上的一把利刀。奥巴马明明知道，但是他不敢提出来，考虑更多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政治集团的利益我呢体。美国民间有一说法，奥巴马在医疗改革上的政治态度比竞选前和上台初软了下来，可能也在高政治调和和政治协商，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根据最新的调查，目前已经有七成的民众支持政府接管健保，这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是欢欣鼓舞的。
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基础逐渐趋于西方经济学上，虽然中国有了一些改良，但是还是西方自由经济的影子。但是，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里，中国在制定医疗卫生政策中并没有地很好地运用这些经过几十积累下来的理论，比如：医疗卫生的购买和合同，这理论应用在卫生领域已经几十年了。
中国为什么要医改，无非就是解决谁出钱的问题，中国看病问题主要原因，政府投入不足。很少国家遇到中国这样的问题，中国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扭合在一起，把价格扭曲了。如果我们的价格没有扭曲的话，中国不会出现目前的问题。价格是扭曲是政府造成的。这就是中国条条块块的表现。投入不足，促使医院、医生必须以药和高科技来生存，实际上将医院推向了市场。但了现在这种情况要收回来，恐怕付出的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非常昂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收回来。因为医院习惯于一种惯性运作，对改革的前景可以说很灰暗，没有信心，
改革就要出政策，而政策的执行是需要有一定的权力和权威。如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你今天除了一个红头文件，明天就会有相应的对策。国际上没有红头文件，但是权、责非常分明。有这种权就有这种责，还必须评估。在西方的管理中把评估看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的体制决定我们有些政策是不敢拿出来评估，即使评估了，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有问题互相推诿必然是少不了的。
目前中国的卫生领域的官僚制度也许在新的医改中一时挥不去。正因为这种官僚制度，使院长们对上面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眼睛望上面看，不望下面看；同时官僚作风能够造成卫生人员拥有铁饭碗，没有创新革新的动力，这种官僚机构不重视病人的需求，医疗服务质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机构效率越来越低。因此，要改革这种官僚作风在全世界都四一件头痛的事情，因此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外部压力就没有动力，这就是官僚造成的。
市场竞争带来的结果又是如何呢？国际上曾经有过激烈的辩论，自由市场竞争到底是否使卫生达到有效绩效。后来，美国为我们提供了最完整的证据，美国政府有失灵，但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谁严重呢？结论是政府失灵更严重。能够说明市场失灵严重还有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菲律宾是美国的模式，中国在无序的改革中摸索出“给政策不给钱”。结果：大城市的医疗越来越集中，农村越来越匮乏，竞争不可以使农村的医疗资源分布均等。越是这样，农村和县级医疗机构越来越少，没有竞争——寡头形成。
那么，计划不行，市场又有问题，但是有没有路可走呢？按照国际发展趋势，哈佛专家认为，我们可以走第三条路，那就是：购买和合同。
“购买与合同”不存在理论问题。到底谁代表人民来购买呢？目前国际上就是四种主要的购买方式：卫生部门，劳保部门，商业保险公司，农民理事会。
英国，新西兰，台湾是由卫生部门来购买。台湾的全民健保。英国在走出一条钱跟病人走（人头费），使用专科医生组织购买，成绩如何？英国首相不需要评价，因为出于政治，为了连选。台湾健保也处于亏空的危险，如要提高保费受到反对党的反对。人均门诊次数：台湾14次/年，美国6次/年
劳保部门。菲律宾，埃及和其他国家采取的模式。这种模式劳保部门的着眼点是在不亏空，尽量沉淀资金，他们不会关心民众保健，不会使医疗保健最大化。中国的社保就是沉淀了大量的资金。
社保委员会。泰国，将多个部门集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有权的实体的机构，制定政策，直接对总理或总统负责。注意，这兵士是中国的“医疗改革领导小组”这样的协调组织。
在竞争市场的保险公司，美国，荷兰，哥伦比亚，德国。美国是崇拜市场，而不是科学。只要有钱就可以办事。市场影响政治，政治决定市场。46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保险，他们也没有声音。是大公司在说话。美国尝试这个保险公司的竞争，控制医院医生的成本，建立自己的一套官僚体制，医院需要有一大批行政人员与保险公司谈判，医院要做什么除非是急诊必须通过保险公司的同意。1998年这种做法结束了。美国通过法案不允许这样做。之后，费用上涨了。美国每花100元，其中25元是行政成本。
农民理事会，印尼，中国互助医疗，卢旺达。萧教授曾经在中国也有一个试验点，与新农合不一样，成立了农民理事会，大小病兼顾，权利给农民。试点完了，农民理事会撤了。为什么呢？阻力来自当地卫生部门，因为他们“省心”多了。他承认，在这种官僚制度下，中国有很多好的方法很难行通。但是萧教授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管以上那一个模式，都没有一个完美的。
医疗服务供方的支付方式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科学。美国25 年之间花200亿分析支付制度，坦白地说，中国很多部门和政府不注重支付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而事实上，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实现。设立支付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呢？这就是医疗的支付方面决定谁承担经济风险。医学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医学还没有走到顶，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需要医生来做判断。你给病人药，病人的个体反应不一样。需要医生很好地去判断如何给药和换药。如何给医生钱决定风险在哪里，如果医生误诊了，要第二次去看病，经济价值？病人第二次看病是谁负责风险呢？所以医生的规范行为给病人带来很大影响。我们往往没有考虑到支付制度给患者带来多少风险，如果风险是病人承担的话，医生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只顾开药。
医生的成本如何计算呢？一个阑尾炎手术，在县医院给1000，在大医院1500？设计支付制度一顶要有科学的基础，支付水平决定绩效。对供方医疗行为的影响可以从病人数量，服务的数量。
目前有几个支付方法：工资，按服务项目付费，按病例诊断付费，按人头付费。中国是通过单位支付给医生，美国是绕过单位直接支付给医生。
支付方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在这里继续谈了，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讨论和参考有关论文。其实，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支付方式，建立混合支付方式以抵消各种支付方式的不足，是支付方式改革的必然出路。支付方式能否成功还取决于特定的支付方式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其他因素，支付方式影响到卫生服务体系的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也必将影响到卫生服务系统的最终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