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圈兴起所呈现出更多样的表现形式。
中国已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圈，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重庆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设想，成都、重庆、西安三地联合，打造“西三角经济圈”，并希望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其核心内容是，重庆经济圈、成都经济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联合，大西南与大西北联手，共同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 “西三角经济圈”的全称是“西部川陕渝金三角”，包括重庆经济圈、成都经济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1.18亿，包含47座城市，GDP总额1.5万亿元，占全国的6.3%，整个西部的33%。是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后的第四个经济区域概念。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在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增长中最有活力的地区，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呈现出向某些地方集中的趋势。于是，人们将那些在地理上连续、经济联系密切、生产要素集聚并趋于一体化的空间，泛称为“经济圈”。
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上，“经济圈”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跨国界的地区尺度上，人们熟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共同体、东盟等，是经济圈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表现形式。在国家内部，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所形成的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等，则是经济圈兴起所呈现出的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
华北经济一体化构想已初现雏形。
正当东南沿海饱受国际金融危机、需求不振带来的困扰时，“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都市圈”却逐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华北经济一体化构想已初现雏形。京津冀晋蒙山水相连，血脉相通，地理上、历史上均是一体，堪称我国北部的黄金地带。但是，几十年形成的行政区划，将京津冀晋蒙地区分割成了三个“片断”。“片断”之一的“京津冀”内，北京与天津仅相距137公里，呈现特有的“双子星座”态势。尽管五省市均有特长，产业差异化明显，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长时间形成的区域合作瓶颈却是京津冀晋蒙五省市不得不面对的。
而今，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珠三角、长三角众多的外资和私营企业纷纷向内陆迁移，京津冀晋蒙区域被寄予厚望。如何借此机会有所突破，造就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成为当前京津冀晋蒙区域合作的关键。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中心开始呈现多元化格局，华北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华北地区的竞争优势明显，通过充分发挥北京得天独厚的政治文化、总部经济和天津滨海新区国家政策支持等优势，加上河北、山西、内蒙古优越的能源、矿产、生态农业等资源条件，京津冀晋蒙完全有可能通过紧密合作，在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上，造就支撑全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增长极，是对经济空间、地理空间中具有支配效应的“推进型单元”的一种描述。那些不仅自身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和区域增长的企业、部门、城镇乃至区域，均可称为“增长极”。一般而言，人们将大型的产业活动高度动态集聚的空间，泛称为“增长极”。
环渤海经济圈区域经济深层合作恰逢其时。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深圳市开始从渔村变身为全国首个经济特区，从而带动珠三角经济区崛起，成为南沿海一颗明珠——当时的京津冀晋蒙经济圈仅是一个被经济界寄予厚望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中心的长三角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结构中的另一颗明珠——当时的大华北区域全面合作仅停留在规划中。中央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对京津冀才开始有了新的定位：以首都为中枢，具有京津双核结构特征和较高区域和谐发展水平的新型国际化大都市圈；以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基地为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基础产业、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等完整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都市经济区；以技术、信息、金融、客货交流枢纽为依托，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门户地区。
在新定位下，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天津作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两市优势互补、“共举龙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作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浦东、深圳并列为国家级的区域增长极；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环渤海经济圈的城市集群优势。
京津冀晋蒙五省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在利益。国家对京津冀地区新的战略定位，已经向人们展示了京津冀都市圈未来整体发展的美好前景，再加上晋蒙的合作，将使华北大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完整，各省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定位分工更合理、优势更突出。但这一前景的实现要靠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是发现华北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产业结构协同升级的潜在利益。
以北京为例，这个区域内现代制造业的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以及管理中心，无论从何角度看，都是京津冀区域制造业与国际先进制造业的对接平台，占据产业链条的高端，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将产业链条的终端和低端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天津和河北等地，是其从京津冀晋蒙区域合作中最想得到的“潜在利益”；天津的优势在于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手段，完备的制造产业和制造业基础，处于产业链条的现代制造业生产环节；河北省在区域中具有明显的低价商务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基础制造业优势，在钢铁、医药、纺织等制造行业具有相当基础，但在产出上大都属于资源型初级加工的低附加值产品，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内蒙古占据产业链条的下端，山西作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有力地支援着京、津、唐、蒙等地的用电，首都北京四分之一的用电量靠山西供给。同时由于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过高，外部经济发生波动时，山西经济就会受到较大影响；内蒙古资源丰厚、土地富饶，作为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和矿产能源重地，对华北乃至全国提供基础性产业的支持。”产业和功能的差异化有可能成为华北区域合作的基础和潜在利益基础。构建京津冀晋蒙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就可能实现五地融合、联动发展、错位竞争，互利共赢。
区域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
此前的国际经济危机加速了东南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向北方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转移速度。受成本逐渐提升的影响，珠三角、长三角众多的外资和私营企业纷纷向内陆迁移，这场经济危机来临后，国家也通过政策引导扶持内地承接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京津冀晋蒙区域被寄予厚望。如何借此机会有所突破，造就经济危机下支撑全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成为当前京津冀晋蒙区域合作的关键。
京津冀晋蒙区域要摒除羁绊，产业结构必须协同升级。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是要抹杀各个地区的发展个性与独特优势，而是强调各个地区形成各具优势和特色的产业。要鼓励京津冀晋蒙地区的差异化发展，把鼓励政策、限制政策和诱导政策结合起来，促进各个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错位发展的机制，形成既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又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形成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
在京津冀晋蒙五地产业结构方面，北京高级化程度最高，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天津与山西类似，第二产业比重最大，均超过60%；河北省与内蒙古类似，第一产业比重分别占12.6%和11.7%，第三产业只有33.2%和33.3%。京津冀晋蒙五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北京已开始迈向后工业化，天津、山西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河北、内蒙古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五地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为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创新空间。
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聚集要有必要的企业生态环境支持，即需要一个区域内有整个产业链的配套以及金融、信息、物流跨行业的支持体系。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工业化水平很高的现代城市，已经形成一种上下游衔接、大小配套、结构合理、分工细致的大规模产业群。珠江三角洲的顺德、东莞等中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核心城市广州、深圳有差距，但无断裂，大中小城市产业梯度合理，产业扩散与转移自然流畅，整个区域被经济链条拴在一起。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群发育也很完善，苏(州)(无)锡常(州)等中等城市依傍在上海的周边，为产业的梯次转移铺就了一条平缓自然的通道。而京津冀晋蒙地区京津两大城市双雄并立，周边能与京津两市产业衔接的中等城市数量很少，小型城市的产业水平低下，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格局。
同时跨区域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还缺乏有效协调，由于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匮乏并导致的环境污染，使重化工业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20多年来，区域内围绕水资源的竞争之势不断加剧并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对于存在的问题，区域内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但长期以来区域间的协调还仅限于学术讨论，缺乏高层协作机制，最终造成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