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是从事伟大的平民创投事业，做一流的社会创投家。
这里的“平民创投”并不是定位于非营利机构或是NGO组织、慈善机构。那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的是想说服资金拥有者合法设立“创投道德基金”为早期项目的持有者提供启动计划的钱。因为我们的投资不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私利，而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这样一来，人们有时会误以为这种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但我告诉你，我们不是。不要以为跟平民打交道的就一定是NGO。我们不是。我们是创投，我们是为平民创业服务的创投。
在中国，有着斯坦福大学学历的人凤毛麟角。而绝大部分创业者都是平头百姓，他们收入相对不高，因此更需要金融的支持。创投的帮助。虽然创投的本质还是希望能够盈利，并且是高效的。但我们的主要目标又不是营利，而是帮助平民在创业之初，获得社会资本的支持。因此和那些只想赚大钱的海外风险投资公司定位是不同的，和赚取高额利息的民间借贷也是不同的。我们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协助创业者圆满“创业梦”。这就是区别。中国有句古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揭竿起义的，从来都是农民，那些真正把脚伸向大地的泥腿子；对创业家而言，既要有秀才的思路，也要有农民的行动；知行合一，天人合一，“革命”才能成功。
另外，我们所投企业，很大一部分希望是未来新中国企业的代表、社会性企业，至少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投资领域更多的偏向“无形”领域。并且我们会要求所投企业在以后的利润里拿出部分资金设立“企业道德基金池”，这些钱可以有计划的去帮助NGO组织、慈善机构、或者民间智库发展。并且我们虽然承诺不向社会借债募集资金，但如果有合法投资者愿意，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那么也欢迎成为我们的股东，一起壮大基金规模以及基金管理工作。不能把领导力等同于管理者。无论是海星组织模式，还是蜘蛛组织模式，抑或是混合体，其领导力将越来越近似信仰般的价值观领导。如果他们真的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你要战胜这样的对手，就试图打破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吧。比如：我的价值观就是：对称且协调的结构来自和谐与平衡的驱动。这得益于黄老智慧学。但在我心目中：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创业家精神的创业人都值得敬畏！在当前中国，离开前两个“价值观”做一元指导，就会出现乱局，创业者就没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减缓“人民当家做主”的发展进程！我并且相信，中国的民主是最完备的，尽管可能来的较晚一些。
我也一直认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正常的。仅仅是经营方式不同，目的都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但是，当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放在第一位的肯定是社会责任。其中金融业更要担负起社会责任。正如温家宝总理的期望一样：“我常讲，经济学家、企业家、银行家身上都要流着道德的血液。也就是说，在危机冲击的时候，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去为中小企业服务。这是为国家分难的一个实际行动。我希望我们每一家银行都要做这件事情。”因此，我更相信金融业态的和谐要基于哲学、社会学、生态学层面。因为金融服务不仅仅是盈利，投资收益不能代表一切。一个伟大的经济组织不仅是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是竭尽全力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和美好。因此，中国需要惠及民生的“人文金融”。科学主义侧重于技术层面，若无人文主义相配合与融汇，不可能长久与真正为人所享。什么时候能把创业投资事业上升到“解放人”的高度，而不是以去创业板“高价套现”为主要目的，它才可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机制优势，化解社会深层次矛盾。
几代先烈在中国的实践和理论与畅想累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储备。这些都是新中华思想的必要累积。历史的弯路和功绩不可埋没。但，历史的局限性和经济基础，让很多前辈没法看的远，也没法施展抱负。我们等到了相对适合的时机吧。只争朝夕。做真正的大企业家——社会企业家。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和文化，所以我们更乐于在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只因我们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全体人民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解放思想的大潮再次涌入人们的眼帘，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没有顽固不化的理念。那么反观我国古典传统文化，依然有不少可取之处。集诗、书、画与一身的艺术大师：范曾说：“古典，就是隔着一个相当的朝代，来追溯那时候的辉煌。回归古典，不是复古主义。”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认为现在到时候了，历史会再次唤醒人民“古典的心”。但不在官学强制灌输、也不在民粹非理性宣扬，而在自由的流转和传播。比如：黄老道学派。这一学派强调统治者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的限制，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才能和智慧，并要给予他们发挥才能的最大空间和深厚土壤、从而解放人的个性。而以技术理性为基质的现代政治追求确定性和同一性，仅仅注重技术知识，而将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实践智慧遮蔽，进而将个体打造成毫无个性的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而这恰恰不利于舒展被压制的个性。
这次金融海啸充分印证了“独角戏时代”已经开始走向衰亡。替而代之的一定是“万王下世”的局面！寡头和他们的寡头体系必遭砍伐，无数多“小王”和他们的“勤王者”必将生机昂然。。形象的说，就是“林火”过后，自然就会长出一片“新苗”，这并不足为奇。 我们甚至认为以创业者为中心就是以人为本，整合社会资本，组建自组织是解放生产力最佳模式。自组织需要孵化器、发射台，我们的服务将会是一种跨越学科的协作性解决方案。做创业投资要有这种客户服务能力，这是最有力的制度创新！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危机也是契机。我们把这次金融海啸视为发展机遇。早先，我们认为自己可能是企业或政府的某一部分替代。但如今，我们更希望与之结为合伙人关系，并把民资和政府视为可以调动的资产。只要让我们相对保留独立自主的创造力，而不被泯灭。或可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理性。我们坚信：下一阶段发展顺利的话，商界和政界都会得到显著改善。因为我们在开创可持续的商业，并且是为社会公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服务。
胸有千点墨，不能只描红。我们祈盼执道者进一步将潜在的生产力充分释放出来。用有效率的手段把“臣民社会”改造为公民社会。社会企业（自组织）的作用将会逐步呈现。更美好的生活、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因素和问题、单靠政府，绝对管理不过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转型和分权。就需要考虑，从“蜘蛛组织”逐渐演进为“海星组织”，或者无数的自组织。那时候，政府只要担纲起海星的“头”，就是王道和领导力！如果说中华民族真要复兴，首先就要塑造公民社会。这可能是最佳途径，就是孵化无数的自组织，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目标，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美好。我们可以为形成这样的自组织的公民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寻找这样的自组织，从资金上、项目孵化上，援助他们。这样，“天下”就无法受一人或一个集团控制，因为，社会有无数的自组织张力存在，而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无法取得至高无上的绝对控制地位。于是，集权和专制自然逐渐消失，这可能就是卡尔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极端时候，将又是一场更新运动，于是一切将在新的高度上重新开始。这就是平衡-非平衡-平衡的过程。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这是共产党一再强调的。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见底还远着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人权问题专家李云龙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正是希望实现行使国家权力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协调与平衡。”的确是这样，美好的结构就是来源于协调与平衡的驱动。只有把人权和主权对称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整个社会才会更加和谐。这也是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权）和全力支持平民创业（人权）这两条主线的体制基础。新一轮解放思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将人解放出来，为最广泛的创业者服务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拿这个标准去衡量目前的金融资本市场，只能说差得还太远。偏离这个标准，可能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就是彻头彻尾的“极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国家若能用“全民创业行动”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把微观主体从原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使其成为独立发展的个人、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生存权满足的基础上，释放和完善发展权、那将决定中国乃至全球长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程度。而这种行动的障碍恰恰是需要通过正式制度的途径去解决。效率公平并重制度的建立、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新的社会规范、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世界银行综合各方观点，把社会公平确立为两项原则：一是“机会公平”；二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但要把人解放出来，首先要让他们获得金融市场的资金，否则他们就无法把他们的创造力转变为实际的产品或服务，从这个层面上说，成立平民创投的主因就是为了将他们潜在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让潜质变为现实！就是从生态建设的角度来分析，这是一种生态补偿。这种补偿机制有利于凝聚各方价值需求！
对于“不折腾”，我的理解就是：未来政府将秉承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进行国务治理。中国政府的官员必须在“不折腾”中前行！ 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台下坐的可都是中国的官员啊！证监会若能从中央提出的：解放生产力，关注民生、支持创就业、拉动内需、调结构等角度来思考创业板究竟如何运作，而不是仅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就不会有大错。因为那不是结症的根源。当前中国，诚心诚意，有能力支持劳动者创业的政权才真正具有合法性。以人为本，就现阶段而言，目标能够让乐于、敢于、迫于创业的劳动者都富裕起来，就是践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实现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务实之法。抓住最广泛群体的需求，设计出与之相称的机制满足他们，执政权就不会丢失，这是个互逆的关系。
写到这里我屋子里环绕起《乱红》的旋律，一个东西方音乐元素奇妙融和的音律，时尚与传统的天作之合，心灵栖息的世外桃源；《乱红》以中国山水画般的清悠淡远演绎着现代人的情感、梦想和希望；一天的紧张疲惫都将在《乱红》中化解！在化解的过程中明白了为什么：不周山的红旗不会倒！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