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和中纪委副书记何勇都曾经公开表示，中国正在积极准备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样看来，民众和媒体一直在呼吁的“阳光法案”，应该也是中央正在酝酿、审慎考察的反腐方案。如果这一法案能够有如初衷地推行落实，必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
王明高领导的小组，重点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对策。他的结论是，反腐败的关键是要依靠科学的制度，而这个科学制度的核心就是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 也就是“阳光法案”。这个制度的构想，是世界普遍认可的反腐制度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讲，这一部分在任何政体下都可以完成和实现。但它将反腐败问题纯粹技术化了，从而忽视了在当下的中国现实中，反腐败问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阳光法案”的推行，必然要面临中国的政治现实。
腐败的根源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所以，反腐败问题，就是一个如何约束权力的问题。阳光法案作为一个技术方案，其要旨就是以公众的目光约束权力。但是，如何以公众的目光约束权力？要依靠立法来保障：保障官员必须如实申报及公开其财产；保障公众举报；保障独立机构的审核；保障事后责任追究。换句话说，反腐败就是要给公众及其代表机构赋权，替官员削权。反腐败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权力重新分配，这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
专家早已指出，推行阳光法案的最大障碍是官员反对。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这项财产申报制度抱抵触情绪。今年年初已经“试水”的阿勒泰地区，受访官员中仍有70%表示反对公示财产。另外，正如专家已经明白指出的，推行阳光法案固然是百年大计，但是如果官员腐败面比较大，立刻公布出来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一方面公众情绪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官员系统也难以继续运转。鉴于官员腐败面尚且是个未知数，因此不可冒进。也就是说，要想推行阳光法案，首先需要一个极端稳定的公众情绪，一个可以随时替补的官员备用储备，以及一个强力意志来压制官员的反对。这三件事，每一件都要求极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年前的瑞典，此后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纳。如何在中国的国情下推行“阳光法案”，以什么样的制度创新来破除疑虑扫清障碍，这是科学制度言之所指，这是中国特色所在。以科学的方式解决事关权力分配、社会稳定和官员体系运转的反腐败问题，其方式固然是科学，其内容则全是政治。经过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学界的论证和媒体的预热，民众对“阳光法案”的期待已经非常高，呼声也非常响亮。我们期待这阳光早日照进现实。（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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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反腐败关系中共生死存亡”
中共中央近日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强调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到中共的生死存亡。中共今后五年将深化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促进党风政风明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
但工作规划没有涉及公众关切的官员财产公布问题，显示中共短期内并不打算推行官员财产公布制度。
官员灰色收入远高于薪水
北京有关学者对本报说，官员的灰色收入远远高于他们的薪水，主要是因为缺乏财产公示制度。灰色收入也是官场盛行各种潜规则的重要源头。如果中共不愿或不敢建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布制度，今后几年的反腐工作能否取得明显进展令人怀疑。
自1994年起，《财产收入申报法》就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10多年来，尽管舆论一直呼吁全国人大尽快出台财产收入申报法，但至今仍没有下文。
工作规划承认，中国的反腐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
规划在反腐领域有新提法
不过，工作规划在反腐领域也有一些新的提法。例如将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制定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具体实施办法，选择一些县市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推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改革等等。
规划还提出要完善官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着力解决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及选举中的拉票贿选等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新华社引述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说，从反腐规划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官方将党内民主和监督作为反腐的龙头，因为制度和监督是刚性的保证，而且有很多实质性的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地方党委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都有实质性、制度性的进展，是反腐败制度的治本手段。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政府的行为不规范，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是公共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反腐败的切入点，所以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至关重要。反腐败永远都不是单独针对个人的，而是要从体制上进行设计，那首先触及的就应该是人事制度，使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约。
规划提出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政府；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向社会公开预算内容和转移支付情况。
反腐根本在解决体制层面问题
汪玉凯认为，解决腐败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体制制度机制层面的问题，最大程度地遏制制度性腐败、体制性腐败。如果没有这两点，反腐败就不会有实质进展，不可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例如，与其宣传领导干部带头骑车上班，不如让干部去推动公车制度改革。
规划也提出要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但规划要求新闻媒体在监督的同时，要把握正确导向，注重社会效果。
规划还宣称要支持和保证群众监督，推进政府上网工程，深化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推行社会听证、专家咨询等制度，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作者 于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