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汉市的《长江商报》在头版头条以黑体大字横栏标题刊登了一则《武汉女公务员现状调查 逾七成“感到幸福”》的消息。报道说“近日，武汉市社科院发布《武汉市市直机关女公务员现状调查》，从个人素养、事业发展、社会态度等多个方面反映女性公务员状况。”“调查显示，武汉市女公务员的幸福感较强。被调查者总体上认为幸福的占76.64％，其中认为自己“很幸福”的占16.7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占59.85％，认为自己的“生活现状还过得去”的占22.26％。”“对‘人生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选项，首选‘健康快乐’的占53.28％；其次是‘家庭幸福’，占33.21％；第三位才是“事业成功”，占4.38％；…….”

对上述调查结果，此次调查的主持人——武汉市机关工委副书记、市直机关妇工委主任姚晓宁作了以下诠释：“从本次调查可见，武汉市女公务员普遍幸福感较强，超过七成有幸福感，这说明，在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一职难求形势下，党政机关工作的稳定性、完善的福利保障和较好的社会地位给予女性公务员安全感和踏实感。”姚晓宁表示，从“人生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选项的调查结果来看，健康快乐、家庭幸福成为女公务员的最大追求，“这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近年来在‘以人为本’理念的熏陶下，女公务员人生观、价值观的理性回归。”

幸福指数是近年来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一般说有人感到幸福，人们应该为他高兴。但对此次武汉市关于女公务员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及那位调查主持人的诠释，我却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苦涩甚至愤慨。

首先，这些公务员们所以幸福着的客观条件是与广大草根百姓的现状直接对立的。公务员有“党政机关工作的稳定性”，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镀金的铁饭碗摔不破、打不烂，机关撤了，公务员的名分待遇都得原封不动，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而草根百姓们或者一职难求，长期失业；或者有一份工作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经济形势稍有风吹草动、老板经理稍有不满之处便得立马滚蛋，遭受什么样的凌辱都得忍气吞声。公务员们“有完善的福利保障”，不仅在职时工资比草根百姓高得不可比拟，退休了待遇也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出几倍；不仅正常的物质福利很完善，还有数不尽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出国以及各种名目的灰色收入。而草根百姓们或者长期不涨工资，或者仅有的菲薄收入难以入袋，不得不以跳楼秀取回自己的一点血汗钱，长期挣扎在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新三座大山之下。公务员“有较好的社会地位”，这里的“社会地位”大概说的是有权有势吧，现在有些人不是在以权换钱，以权换色，以权垄断话语平台，以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以权为儿女、家人获取锦绣前程吗。而草根百姓无权无势，地位低微，遭受多少掣肘，遇到多少艰难，干事要向官员们寻租，上访要看官员们脸色，想改变命运，但怎么也无法与官员们站到一条起跑线上，只能永远属于弱势群体。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面对衣食父母求职的艰难、物质生活的宭迫、政治上的弱势，不仅没有负罪感、愧疚感，倒是在无限地幸福着，他们难道不应该感到脸红吗？

其次，公务员们的幸福感与公务员的天职相对立。这次调查中，女公务员们“对‘人生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选项，选择“健康快乐”和“家庭幸福”的占86.49%，选择“事业成功”的仅4.18%。与前面稳定的工作、优厚的福利待遇、较好的社会地位相联系，有这麽好的客观条件，自然能实现健康快乐、家庭幸福的追求，幸福感很强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作为武汉市女公务员头目、也是调查主持者的武汉市机关工委副书记、市直机关妇工委主任姚晓宁并不认为这样的人生最大追求有什麽不好，而是“近年来在‘以人为本’理念的熏陶下，女公务员人生观、价值观的理性回归。”好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的理性回归”！“以人为本”这个对公务员的至高命题变成了公务员们的“以己为本”、“以家为本”。人们不反对公务员也有追求健康快乐、家庭幸福的权利，但以此作为人生最大追求，公务员的公仆身份又从何谈起？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这个对公务员的根本要求又如何体现？为人民服务这个公务员的天职又如何担当？古人尚知为官者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天挂着共产党员牌子的公务员怎么就把自己的“健康快乐”、“家庭幸福”当作了头等大事并看做是“理性回归”呢？无怪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在公务员中久盛不衰，那可是“健康快乐”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无怪乎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在公务员中屡见不鲜，那可是“家庭幸福”的物质保证。公务员们都是经过了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的排头兵，难道把自己的健康快乐、家庭幸福当做人生最大追求就是这些教育结出的累累硕果吗？果真如此，岂不是太可悲了。在这样的心态下幸福着的公务员们不应该感到脸红吗？

当然应该脸红的不仅是这些幸福着的公务员，那位主持调查并倡导这种幸福观的头头更应感到脸红，而让公务员们在求职、待遇、地位高居于平民百姓之上、差距愈来愈大的公务员制度的设计者们最应该感到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