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一个世纪以来在市场与计划、竞争与垄断、干预与自由的问题上，其实一直在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个走势从张伯伦
凯恩斯在推进其国家干预理论的时候，理论前提就是认定价格刚性，即价格机制丧失作用，但是凯恩斯并不接受反对派的攻击，不承认自己是在搞“国有化”，他认为自己推动的只是“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的合作”。
新奥地利学派同样不认同马歇尔提出的完全的竞争与垄断的理论。他们看到了完全竞争带来的负面作用，因此并不认同完全竞争具有最高效率的说法，他们提倡的是适度竞争与适度垄断的结合。为此，他们反对政府制定的、旨在防止垄断鼓励竞争的“反托拉斯法案”，积极推动企业兼的兼并重组，而其与兼并导致垄断的思路完全相反，认为兼并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市场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显然，他们要的自由，是企业自由地垄断市场的自由。
实际上，自张伯伦
2008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近些时日的讲话，明显地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政府推进干预经济计划行为的理论支持。就在克鲁格曼获得诺奖的当日，他还盛赞英国首相布朗为拯救危机而推行的银行国有化是英明之举，是“拯救了世界”。与此同时，克鲁格曼还强力批评了布什政府避讳国有化的救市计划，抨击这是“两个凡是（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的意识形态偏见。
克鲁格曼在博客中就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发表意见称：“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我们的祖父们也想了很多，也许现在是我们应该要重读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时候了”。
这种状况与其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经济学人跟在政府政策屁股后边打哪指哪的实证化注释。
这种务实原则下各国政府的决策，在当今中国换了一种说法，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其实还是被萨缪尔森称为“混合经济”的模式。
但是一些中国经济学人看不到西方经济学主线了连贯性，认为各流派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甚至认为是相反的。在中国，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已经很多年了，同样有不少人还是在心目中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冤家对头，完全看不到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9827垄断与竞争在市场效率方面所具有的高度一致性。
有人将新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看作是对立的两种经济学理论，声称要借此次应对经济危机的时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忽视了新奥地利学派对完全竞争市场的批评和对垄断的认可。可以这样说，凯恩斯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都是认同垄断具有的优点的，不同点在于，凯恩斯将这种垄断的权力赋予了政府，主张国家干预。而新奥地利学派更乐意将这种权力交给兼并膨胀后具有垄断能力的巨型私人企业。
实际上，很多西方经济学的流派划分并不是生物分类那么严格。自由主义者V·HAYEK师承“奥地利经济学院派校长”的米塞斯，但也常常被划到芝加哥学派，然而，芝加哥学派当中很多人物的主张并不是以反对垄断为标签的。
近年来，“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联系在了一起，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指将经济推理的应用方法推向传统上认为是其他领域的特区，如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哈耶克正是一位以经济学家身份在这些非经济学领域出尽风头的人物。
芝加哥学派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人专断和“权威”；但却无法否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退而求其次，认为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也就是把“国家干预”这种一般会被视为“人治”的东西变成“人治合法化”。而今，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论是布什的七千亿还是奥巴马的八千亿，还是欧洲各国的注资计划，无一不是经过一定的法治程序的。
芝加哥学派的思路是，政府对于垄断行为，要根据市场绩效来判断对策。厂商追求做大做强，就说明垄断经营是最有效率的，垄断地位就是效率的证明。芝加哥学派认为，企业规模大就能提高经济效益，如果市场效益良好，政府可以不必管制。但是前提是市场不会失灵——“市场效益良好”。可以说，除非能够证明市场不会失灵，这种理论给国家干预留下了充分的机会和理由。
而对于HAYEK津津乐道的平等、自由，在萨缪尔森看来根本就不属于经济学问题。萨缪尔森说过：“经济学家对于平等问题的争论有何见解呢？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回答这类伦理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有多少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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