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区域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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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在创新方面的优势，不仅仅是一些引领时代潮流改变世界的大企业，同时也往往是一个产业在这块狭小区域的高度聚集。硅谷先后在电子、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等产业领域成功的一再重现，在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一长串的效仿。

这种效仿的标志性体现就是一连串以“硅”作为称谓的创新集聚区域的出现。仅以美国为例，最有名的就有纽约的“硅巷”（Silicon Alley），这里原来不过是百老汇周边的一条街道，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兴盛诞生了一系列的网络企业，虽然网络泡沫的破裂极大的影响了该地区网络产业的繁荣，但是仍然有一批以Doubleclick.com为代表的公司发展起来，Google的第二大总部所在地就设在这里。此外还有波特兰的“硅森林”（Silion Froest），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附近的“硅山”（Silicon Hill），亚利桑那州的“硅沙漠”（Silicon Desert）等十多个新兴的仿效硅谷得名的高科技产业区域。

这股以“硅”为名的风潮当然不局限于美国国内，在世界范围内，英国的剑桥科技园被称谓“硅沼泽”（Silicon Fen）,德国的德累斯顿被称为“硅萨克森”（Silicon Saxony）,新西兰的惠灵顿被称为“硅靴”（Silicon Welly），而爱尔兰的都柏林，干脆被冠以“欧洲硅谷”（Silicon Valley of Europe）。但是，无论是从和硅谷的联系、产业的活力以及区域的创新性来讲，这些区域都在亚洲的竞争者面前略显逊色，最典型的有以色列的“硅壑”（Silicon Wadi），印度班加罗尔则由于平均海拔913米而得名“硅高原”，以及中国的新竹和中关村。这里罗列这么多地名只是试图说明，作为一个创新区域模式，硅谷代表了各国对于高技术产业进行区域组织发展的趋势。这些被冠以“硅”区域，许多和半导体产业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当地的优势产业可能是软件外包、互联网甚至是生物医药等等），得名的原因更多的反映出这些区域对于硅谷的区域创新模式的模仿和借鉴。

但是，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这些仿效者没有一个达到或超过了硅谷的成就。正如《硅谷优势》第一章里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仅仅取个名字，或者搞几个孵化器，建几家半导体、软件公司，或是PC工厂，这是远远不够的。”为此硅谷人有理由有着强烈的自豪感：“硅谷成功的原因在于本地充足的日光” 。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硅谷是不可复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带着“天定命运”味道的论调并非毫无道理，难以想象有哪块区域能在几十年里一而再的像硅谷这样引领世界。尽管如此，反倒是中关村、新竹、班加罗尔以及以色列这些基础更加薄弱的亚洲创新区域表现的更加抢眼一些。通过常年对于硅谷区域创新模式的研究和亲自在硅谷的调研访谈，可以发现，这些区域的崛起，大多和通过硅谷间的移民网络所建立的联系密切相关。同“硅谷的阳光”一样，这样的联系也几乎是天然的。

跨区域创业家与企业家社群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绝大部分移民在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几乎都是一样的空乏其身，他们怀揣着各自的美国梦，到这里来所追寻的是相当更加充足的机会。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并非每个人利用机会的能力平等，其中有个因素是“民族性”。这点在硅谷这个移民区域上表现的非常明显。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是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地方。但是各个少数族裔在本地的作用和影响不能同日而语。

据硅谷指数统计，硅谷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地方。这里的白人只占人口的40%，而亚裔却占到了28%，西班牙裔占到了25%。而本地36%的居民出生于外国，其中57%是亚裔，均远远高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以亚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数量优势，在大学里更加明显。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院有占总数33%，亚裔占绝对多数的国际学生，以及13%的亚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仅占4%。虽然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美国学者萨克森尼安的统计，1995-1998年，华人和印度人分别创办了硅谷高技术企业的20%和9%。除了华人和印度人之外，硅谷的犹太人在资本领域牢牢的控制者硅谷的命脉，这三个移民群体的创业行为不仅代表了硅谷独特的区域结构，也通过自身群体的人脉联系使得硅谷的产业和创新辐射到了其他地方。

硅谷的华人是硅谷最早的移民者。在第一章追溯硅谷华人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华人和硅谷地区的错综复杂的渊源。而对硅谷的创新和产业发展贡献最大的则主要是两拨留学生：六十七十年代到硅谷的台湾留学生和八十九十年代到硅谷的大陆留学生。这两拨留学生都是以理工科为主，本科往往就读于国内的顶尖大学，来到美国攻读专业领域内的研究生学位。由于硅谷地区产业的发展阶段不同，使得两拨留学生主要工作和创业的领域有一定的差别。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多从事于电子、半导体等行业的工作和创业。赶上了个人电脑兴起的风潮，大量企业获得了高速成长，在硅谷和台湾新竹诞生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是硅谷第一批成功创业的华人主力。而八九十年代的大陆留学生多在互联网领域进行创业，在硅谷成功的创办一批互联网软硬件及应用为主的企业同时，也通过借鉴硅谷的模式和利用技术优势在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关村地区创办了大量互联网企业。

硅谷的印度人，20世纪末硅谷地区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吸引了大量印度优秀技术移民，据统计每年多达十几万的印度人获得工作签证。与华人不同的地方在于，硅谷的印度人不光是留学生，大量在本国受教育后获得美国工作签证的技术移民是硅谷印度人主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的民族意识和英国殖民教育的影响，印度移民更倾向于，同时也更适合在大公司里发展并逐步成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这样形成了华人创业者和印度移民企业家的主要区别。而这些印度移民企业家往往成为硅谷企业外包业务在印度开展的重要力量。

在美国无论是在纽约还是波士顿，中国商人往往在抱怨“埔贵而利低”，说“钱都被犹太人赚了”。因为他们的埔位库房往往都是犹太房东的，每月租金高昂。犹太人自己往往在楼上廉租，做固定优质客户的生意。在硅谷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里中国人和犹太人组成了两个金字塔：一个是中国在硅谷人员分布的正金字塔，最下层是工程师，上面是高管，再上面是企业家，最顶层是风险投资家，从下到上依次递减，而犹太人的人员分布的倒金字塔恰恰相反。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优秀的中国人在给犹太人打工。实际上，在风起云涌的企业，一个明星创业企业成功的背后，往往意味着更多小企业的消亡，这固然反映了硅谷蓬勃的生命力，同时也反映出了创业本身的高风险和高收益。但无论是多么成功的企业，等到上市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作为创始人自身的股权往往已经被稀释摊薄，甚至在此后如果表现不好还有可能黯然离场的可能，用中国的说法，等于是“替人作嫁衣裳”，而这些坐拥股权，在幕后看着这些企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往往是这些犹太人。同其他地方一样，硅谷的犹太人紧紧的把握着资本的力量回避着风险，享受着超额的利润。甚至无法从统计数据上体现，只能从沙丘路上诸多和风险投资有关的合伙人企业名字中依稀辨认出他们存在的痕迹。

硅谷的区域辐射

以华人、印度人为代表，硅谷的这些外来移民企业家最大的特点是，无论企业重心是在硅谷还是母国，都保持和两个地方的密切联系。这往往是其他族裔较为缺乏的。这种联系既为硅谷提供了产业辐射的基地和有益补充，更带动了母国的相应区域产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时提升了几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和产业优势。

以台湾出身的硅谷华人企业家为例，即便他们将工厂、研发中心乃至总部设在新竹之后，并不就此离开或者疏隔硅谷，相反，由于在业务、技术上对于硅谷产业的深深依赖，反而是更加频繁的往来于两地之间。些经常往返旧金山和新竹两地的企业家往往被冠以“太空人”的称号。有人形容，这些企业家既不在新竹也不在硅谷，而是在旧金山机场的美联航的贵宾休息室里。正是通过价值链的密切联系和及其频繁的企业家往来，新竹在技术知识和组织模式上与硅谷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加速了台湾的技术基础设施的升级以至于产业升级。

同样，那些主要在硅谷开拓事业的台湾留学生也时刻关注和依赖着来自台湾的资源和机会。这是因为，在硅谷华人力量还很薄弱的同时，来自台湾的关系纽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人脉关系网络，从而为其创业所急需的资金、人员缺口进行了弥补。这是一个硅谷新移民创业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玉山科技协会。玉山科技协会得名与台湾中央山脉的最高峰玉山，成立于80年代，在当时就活跃于硅谷创业的第一线直至今日。美国是一个市民社会程度很高的国家，各国留学生都有大量的协会来进行自组织，从而联络感情和获得生活上的便利。而玉山科技协会的功能更是超越了这一滥觞，通过定期的组织创业研讨会，以及稍后的田长霖讲座，将创业精神和创业信息在留学生当中进行散步，更重要的是，与台湾的当地政府和工研院密切合作，从而有组织的将硅谷的留学生创业同新竹的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而在玉山协会的帮助下成功的一代硅谷创业者又投桃报李进一步资助和帮助玉山协会的成长壮大，形成了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可以说，这些来自台湾的华人创业者的成功，也是以玉山科技协会为代表的华人留学生协会的成功，并为中国留学生的后来者——大陆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大陆留学生登陆硅谷的时间较晚，主要出现在中美建交之后的八十年代，而到了90年代以后通过奖学金来到美国的自费留学生占了多数。相比当年的台湾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的经济基础和人脉网络更加的薄弱，但是在台湾留学生的经验，以及两岸中国人血浓于水的纽带，使得这些大陆留学生得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快的融入硅谷的创业氛围当中。但是，在硅谷的两岸华人间的关系受政治影响很多，两岸关系缓和的时候，硅谷的两岸华人就在一起搞协会，两岸关系紧张时，硅谷的两岸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但在硅谷创业过程中，两岸华人却可以在商言商，展开合作。但不管政治局势如何风云跌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在硅谷创业的大陆留学生常常能获得来自台湾华人移民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例如谢青、金海平等人都受惠颇多。而这些大陆留学生创业成功之后，在硅谷和大陆的投资过程中也会和这些台湾移民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例如陈大同、邓峰也都曾经是橡子园的天使投资人。大陆留学生也借鉴了玉山科技协会的成功模式，一大批以大陆留学生为主的科技协会大量涌现；同时也逐渐在由台湾留学生所创的协会中成为主流，例如华美半导体协会的会长，即将有来自大陆的留学生担任。

推动两岸华人合作的动力不仅仅是在创业和技术领域的良性互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因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得到加强。当下的金融危机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硅谷感到的冲击也尤其明显，但是在危机中全球最亮的点是大陆，大陆最亮的点是中关村。在这样的情况下，硅谷的两岸华人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放到了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关村。在我们访谈过程中，来自台湾的成功创业者和橡子园创投投资人，被称为“硅谷光纤之父”的龚行宪先生曾经这样说：“硅谷的情形不好的时候，硅谷华人可以利用亚洲的资源（主要指大陆和台湾），使得亚洲实际上变成华裔的腹地，这些华人回到亚洲做的非常成功。对最近十年来华人在硅谷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早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的时候，就有大量硅谷华人回中国大陆创业开拓，帮助一部分创业者成功的度过了低潮。例如橡子园创投的另一位合伙人王大成，就是在2001年开始登陆大陆的。针对这一趋势，硅谷最早的华人创业者李心培用美国开拓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句话“Young Men go West”来概括：美国的开拓是从欧洲人西进美国大陆开始，19世纪中开始西进太平洋海岸开拓，20世纪70-80年代跨过太平洋回到台湾，建立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90年代是大陆沿海开放特区和省份，而现在则要回到大陆深耕开拓，而高新技术产业的桥头堡自然就是北京中关村。在硅谷能深深的感受到，“到大陆去”成为了两岸华人的共识。

许多回到大陆创业或者主要业务重心在大陆的留学生创业者，也并没有隔断与硅谷的联系，他们每年都会数次回到硅谷，除了与投资人见面或拓展业务之外，更重要的是接触硅谷技术的前沿发展，搜寻新的商业模式和人才，发展在硅谷的人脉网络，感受产业的动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呼吸硅谷的创业空气”。换言之，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大陆高科技产业集聚区得以通过这样的联系得以跟上硅谷前进的步伐，“与硅谷一起思考”。

硅谷的印度移民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特点。与华人不同的地方在于，相比更多的企业高管来说，硅谷创业成功的印度人要少一些。同样，印度移民企业家也通过本族裔的协会来联络团结广大硅谷的印度移民。但与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印度协会力量更为集中，主要是通过印度企业家协会(TiE)这个协会来组织各专业社团活动。TiE下设的各种专业分会实际上扮演了硅谷华人专业性技术社团的角色。但由于有统一的协调管理，无论是募集资金的财力还是社会影响力来说，比华人社团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也发挥更大的功能，事实上，在以班加罗尔为代表的印度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印度企业家协会扮演的角色更加明显。印度企业家协会目前建立了包括班加罗尔在内的12个印度城市同全球印度移民网络的密切联系，在硅谷印度移民企业家回归印度的过程中，扮演了低效、腐败的印度政府所远远无法扮演的角色，极大的弥补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因基础设施薄弱的劣势。

同华人留学生企业家相似的是，印度软件外包业也诞生了一大批印度的“太空人”，频繁的往来于班加罗尔和硅谷之间。除了这些人的身份更多是高管，而非创业者这一点之外。当然，班加罗尔和硅谷的联系不仅仅是通过频繁往来的航班。在20世纪九十年代，印度移民到美国所形成的“人才外流”一直没有减弱。但是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以及以班加罗尔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发展，这些人又相继离开硅谷，回到印度发展，使得印度开始扭转智力流失的局面，据统计从2002到05年，每年有大约有5000在美国有超过5年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返回印度。这些人不仅填补了由于国家兴旺带来技能上的差距，加强了业已大量业已存在的和硅谷的高科技上的联系，同时也把美国硅谷的创业模式、甚至是风险投资带回了班加罗尔，使得班加罗尔也成为了创业热土。

——本文已发表于2009年6月《中国高新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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