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世界因有领头人而受益的想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有时候事实就是如此。没有公认的领袖，就会出现争论、不满，最糟糕的是，会出现危险的真空。一战和二战之间就出现这样的真空——在美国摆脱其故意的孤立、凭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扮演完美的领导角色之前，这个真空没有被填补。请记住，美国无须为了获得这一身份而对别人推推搡搡：如果说通往全球主导的一条路径是竞争，那么可以说另一条路径是较弱势力自愿屈从，它们首要关心的是安全和稳定。

　　通往中国世纪的路径很可能和通往美国世纪的路径相似——在经济必要性的驱动下，加上别国犯错及误判，中国实现曲折的上升。这条路的开端已经可见。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在没有意识到美国注定成为主导势力的情况下，开始适应美国。21世纪初的世界已经开始为中国这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进行文化、政治和经济调整。

　　当世界向中国伸出手，中国也向世界伸出手。这种相遇在全球各地发生，包括在美国的后院南美发生。

　　中国世纪是否意味着美国前途悲观？美国人普遍感到不安，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也可能是有用的刺激。如果美国某天醒来，发现自己不再是第一，如今盘踞榜首的中国人，那么美国人可能最终不得不进行必要的但长期以来遭遇阻力的改革，例如真正改善其教育和社会政策体系。问题不外乎是美国如何适应局势。

　　说中国成为头号经济体意味着美国经济不能继续以健康的步伐增长是不合逻辑的，除非中国领导人决定扭转经济政策，关上与外界贸易之门。美国在太平洋海岸的企业已经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它们可能过得特别好……

　　说到美国失去霸权的伤痛，那更多是心理上，而不是钱袋子的损失。但在后美国时代的种种可能性中，美国人将不得不作出重大心理调整。如果进入中国世纪，调整之一就是承认现代世界的领导权已经被一群来自远离美欧文明的地方的非白人所取得。这是一种特别尴尬的调整。这种承认本身就滋长了有害的焦虑和种族偏见，刺激诸如“他们比我们更聪明？”之类的无益的询问。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世纪可能是对美国多元文化宽容度的终极考验。（作者：Paul Starobin；原标题：美国之后：中国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