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思想控制之路。

　　世上有很多坏制度、坏规矩、坏规则、坏道德、坏观念，然而，排在榜首的无过于思想控制。

　　第一，它限制智慧的产生。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复杂、与充满奥秘，人类会面临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只有靠智慧来帮我们解开从而指引我们前进。而思想的控制使一切都成为不可能。原因很复杂，这里提一提。首先解决办法有可能对现实中的强者构成威胁，于是即使想出来了，也可能被压制甚至灭绝。何况在思想控制严厉的社会中，智慧的产生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产生需要宽容与自由。其次，智慧产生的动力在哪里？要知道，如果智慧的产生不能使思考者生存的话，谁会去努力。人不是神仙，是要吃饭的，何况还有许多人可能要问他吃饭。第三，思想的控制会愚化他的国民，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失去智慧产生最需要的东西——好奇。

　　第二、她使他的国民逐渐失去独立思考、质疑的能力。也同时变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新事物缺乏敏感与宽容。接受改变就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层面会变成一潭死水。这会产生一个极坏的后果，坏秩序超乎寻常的稳定，好的秩序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

　　思想控制只是专制的一种，只要存在，他就必然会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过。中国尤烈。

　　秦始皇的焚书只是开了一个头。秦很快就灭亡了。

　　董存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真正拉开中华民族思想控制的大幕。

　　一个国家、社会是如此的复杂，靠一种思想想要治理好，本身就是一种幻想、一种错误的观念。中国的诸子百家真的很了不起，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像儒家、法家、墨家，尽管他们的理论都有缺陷、在逻辑上都有明显的漏洞，可是我们要想一想，那是几千年以前，如果我们踏着祖先的足迹不断的追寻、探索，我们今天的会是怎样？可惜，我们没有光宗耀祖。

　　而最大的思想控制、效果最好的就莫过于科举制度了。

　　科举制度无论从思想上来看、还是从目的来看都是一大创举、一大智慧。

　　从目的来看就是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让有才能的人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

　　从思想上来看，通过考试来考察人的才能，虽然也有一定的缺憾与弊端，但是相对于世袭制度、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来说，明显更加合理。

　　因此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然而，真正实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好想法的实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科举的发展历程我就不讲了。我讲讲它的内容。

　　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在一张卷子中，这类题目往往多达30至50道。口试则是口头回答与墨义同类的问题。

　　帖经，有如现代诗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

　　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策问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

　　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有人认为明经多抄义条，议论只谈旧策还是表现不出真才实学，建议加试杂文两篇，于是开始了诗赋考试。

　　经义，是围绕书义理展开的议论。如果说策问还有考生发挥的余地，经义便已经无所谓个人的思想，考生惟朝廷指定的“圣贤书”是遵。

　　看看，上面的考试那一项能促进思想、智慧的产生呢？能选拔出真正有能力之人吗？占一点边的就只有策问了。

　　聪明、博闻强识、情感细腻、观察敏锐就能产生智慧？

　　诗词做得好，就能当好管理者？

　　“圣贤书”背得好就有智慧管理好社会事务？圣贤书本身就问题不少，难见智慧，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你就是让圣贤再世也没用。

　　正如武举出不了军事家、优秀的统帅一样，科举一样出不了真正的人才，产生不了智慧与真正的理论。诗人倒是会出几个。书呆子、“百无一用”的书生更是会层出不穷。

　　看看他的后果。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可有大的理论创新、科学发现，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没有。小的都几乎没有。

　　地球是圆的不是我们发现的。

　　地球会自传、公转不是我们发现的。

　　地球有引力不是我们发现的。

　　钟摆理论不是我们发现的。

　　进化论不是我们发现的。

　　勾股定理不是我们发现的。

　　精神分析我们概念都没有。

　　牛顿定律是牛顿发现的，英国人。

　　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发现的，美国人

　　管理理论、经济理论等等社会学科，更是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连名称都是学来的。

　　我们有什么？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二十四史，《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类。勉强可以提一提的就是四大发明了。然而这不能与理论挂钩的。

　　实际诸子百家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惜，作为子孙，我们真的不争气。

　　祖宗崇拜。崇拜本身有他的道理，然而，祖宗崇拜怎么说都没有道理。有一点逻辑思维的人就明白。祖宗有什么好值得崇拜的？最多祭奠一下。我们应该从世界、社会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依靠祖宗。可惜，我们崇拜了那么多年，现在，影响好像还是没有完全消失。

　　失去质疑的观念。这个就复杂了。考试考“圣贤书”，要想中“状元”，必须熟读，一字不差，自己发挥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失去一种最好的感觉——好奇。这是智慧之源。一门心思扎在圣贤书中，好奇会窒息而死。

　　失去了科学精神。这个较复杂。我只提几点。首先，要有强烈的探索、追寻欲望。自然、社会充满奥秘，只有深入的探索才会让他露出真颜。其次，逻辑严密的思考。简单的推理只是想当然，真理从来不会藏得那么浅。我们的古人有吗？甚至现在的人？科学几乎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历史中出现过。

　　最致命的是，让全社会许多聪明人的时间都放在毫无用处的死书上，从来不把眼光放到大自然、社会中。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怎么可能出现？

　　至于，圣贤书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影响就不说了。

　　所以，西方人上门欺负来了。

　　西方一样有思想控制。看看被迫害致死的科学家、思想家吧。

　　哥白尼：是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著有《天体运行论》，遭到教会残酷迫害。

　　布鲁诺：意大利科学家。接受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思想，在教会的迫害下四处流亡。后被教会诱捕，1600年2月7日被烧死。

　　海帕西娅:希腊女几何学家.415年,基督教的暴徒们凶残地袭击了她，他们用贝壳剥掉了她的皮肤，然后将她烧死。

　　维萨里，意大利科学家。1564年，因解剖尸体而为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虽获赦免，但仍被迫去圣地朝圣，这位《人体结构》的伟大作者失踪于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之中。

　　 阿斯科里：意大利科学家。仅仅因为论及地球是球形的，1327年就被宗教裁判所用火烧死。

　　塞尔维特：医生，因写了一篇文章‘论三位一体的谬误’，强调一体不能有三位，而且耶稣是人不是神，结果被教会追捕并判死罪，1553年，并被教会下令用慢火烧烤二小时后死去。

　　康帕内拉：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被教会关押长达27年，1626年方才出狱，代表作为《太阳城》。

　　 伽利略：意大利科学家。因捍卫科学真理，于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迫害，1642年不幸病逝，其时已双目失明。

　　阿莫里：巴黎大学教授，1210年，因宣扬泛神论被死后追审，墓穴被挖，十个弟子全被处决。   

　　 西克尔：巴黎大学教授，因在物理研究上有所谓异端言论，被教会活活打死。

　　罗哲尔.培根：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因从事科学研究，被教会长期关押，1292年78岁时才出狱，两年后逝世。

　　薄加丘：意大利小说家，因书写《十日谈》揭露社会黑暗，遭到教会迫害，几乎焚烧自己的著作。并于1375年去世。

　　 拉伯雷：法国文学家。因撰写《巨人传》，讽刺教会，遭到迫害，其出版上朋友被烧死，他被迫流亡国外。

　　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因宣扬自由思想，被教会迫害，两次被抓入巴士底狱，并遭受酷刑。

　　可是，还是迎来了文艺复兴。专制者从此开始走上失败之路。原因很简单。西方的专制者没有我们的祖先聪明，想出科举这个办法。

　　除了科举之外，中国的专制者还有其他的办法来控制思想——文字狱。

　　《汉语大词典》将文字狱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

　　《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只是程度轻重而已。

　　 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万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等等.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

　　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双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励，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窃改为己作，定名《明史辑略》。因所续诸传多有冒犯清朝开国事，被落职知县吴知荣在敲诈未遂后举报京城，从顺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历时二年，重辟７０余人，凌迟１８人，已故庄廷龙，也被“戳其尸”。

　　因《读书堂西征随笔》，汪景祺被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悬挂了十年！

　　同时对书籍进行查禁、销毁和篡改。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至于篡改就不提了。

　　太多了，略举几例。我们仔细了解之后，会发现如下特征。

　　首先，获罪之事非常小。就像徐骏的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有多大的事呢？叫做思想控制实际是有点牵强了。

　　其次，处罚非常重。斩首、凌迟处死、诛九族、牵连甚广。

　　第三，文字狱有时候只是一个借口。

　　第四、目的与标准只有一个——利于加强、巩固统治，至于国家的强盛不再考虑之列。

　　相比之下，西方的思想控制处罚要轻得多。只要认罪，都会从轻。一般不会牵连。

　　科举制度、文字狱、书籍的被禁、毁、改，让我们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黑暗、腐朽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