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方向性：二元智力论
——兼析高中文理分科与中国诺贝尔获奖者的难产
武 杰
摘 要：人们关注的只是智力的水平性，没有认识到智力发展的方向性。文学思维和数学思维是儿童智力发展的不同方向。音乐水平高低是衡量个人属文学型智力还是数学型智力重要而可靠依据。智力方向是人类早期形象和抽象表达思维的延续。
关键词：智力方向;文学型智力;数学型智力;音乐
作者简介：武杰，男，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儿童智力与学习能力（江西南昌 330046)。
一、引论：文学思维和数学思维是儿童智力发展的不同方向
人类认识自身智力差异有文字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中国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孔子就曾指出：“唯上智下愚不移。”[1]认为人的智力有高低之别。而具有统计意义的比较智力差异的认识则是从近代西方智力测量开始的。[2]然而，一百余年以来，人们关注的只是智力的高低，即智力的水平性，没有认识到智力发展的方向性。由此人们几乎形成这样的共识：儿童语文学习成绩好，数学成绩也一定好，反之，亦然。
然而，1985年本人承担原国家教委初教司委托课题“弱智儿童智力潜能开发研究”时却惊奇地发现，弱智儿童语文学习能力大大超过数学学习能力；轻度弱智儿童通过教育可以初步掌握常用汉字和简单的语文知识，而数学方面他们最多只能掌握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且无法真正建立乘、除法概念；弱智儿童唱歌水平和正常儿童没有区别，有些弱智儿童唱歌音准和节奏的准确性令人惊叹。[3][4]
弱智儿童由于大脑器质病变造成智力低下而少有正常儿童将社会因素掩饰或修饰个体生理因素的现象，在他们身上更容易体现包括智力发展在内的人的本质特征。我们从弱智儿童智力发展特点上已经明显看到，文学（语文）与音乐的孪生关系以及文学（语文）对数学的排斥关系。
以上结论和认识忽然敲开了我对人的智力仅仅是水平式发展疑虑的研究大门。弱智儿童表现出来的文学（语文）、数学、音乐方面的学习差异是否预示儿童智力发展除高低方面外还有其它什么差异？文学（语文）、数学、音乐的学习特征在儿童智力发展中是否存在各自不同特性？在儿童智力发展中文学（语文）、数学、音乐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从此在我心头萦绕难断。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进行学习困难儿童教育干预研究时进而发现：语文学习成绩优秀儿童，大都有数学学习困难，作文特别优秀儿童一定会有代数学习困难；数学学习成绩优秀儿童，大都不会有语文学习困难，而数学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儿童作文都缺少文采。我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学思维对数学（“算术”和几何除外）学习有较大的抵触性，数学思维对文科学习有较大的兼容性。一个人要么倾向文学思维，要么倾向数学思维，即使是文、数相兼思维特点的人，也还是会表现出两者中更加倾向一方的特点。[5]
由此，我形成了新的认识：思维倾向代表着人的智力方向，个体智力除有着水平性特征外，同时还具有文学型和数学型不同发展方向的特征。
二、音乐：文学型智力与数学型智力发展方向的分水岭
在认识到弱智儿童文学(语文)学习水平明显高于数学学习水平，音乐(唱歌)水平趋于常态水平的特点后，我将这一认识放置学习困难儿童教育干预研究中，结果进而发现：数学学习困难儿童(作文优秀儿童)大都音乐(唱歌)水平较高，语文(作文)学习困难儿童大都“五音不全”，音乐(唱歌)水平较低。
我们不妨先从“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学习经历和特点中检验一下这样两种关系的可靠性：
袁隆平院士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多次坦然回忆自己学生年代数学学习成绩不好。以下是2008年《鲁豫有约》之《“并不流行”的袁隆平》访谈实录的部分内容。
鲁豫：学农应该理科特别好，您理科好不好？
袁隆平：学农以后，数学不好，数学不好。
鲁豫：您数学不好？
袁隆平：数学最不好了。我给你讲个故事，不是我们最高科学奖嘛，我是首个的，跟那个吴文俊，他是个数学家嘛，我们两个第一个，就是最高科学奖。
袁隆平：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数学是科学之母，做任何的科学技术发展最高阶段，都要数量化，要公式化，我可惜，数学没学好，到现在负负得正我还搞不清楚。
鲁豫：真的，您真数学不好？
袁隆平：真的不好！
鲁豫：您考试考多少分？
袁隆平：听我讲，每次补考。我为什么对数学不好，学负负得正的时候，负负得正我不理解，我就问老师为什么，老师他说你要记。
鲁豫：对呀，你管他负负得正，我就这么记的。
袁隆平：是啊，我就不懂，那怎么记呢，那纯属对数学不感兴趣，晓得吗。
鲁豫：您还补过考呢数学？
袁隆平：都补考。后来我就问他（吴文俊），我说这个数学是科学之母，他就很谦虚，他说你农业是数学之母。
………
袁隆平：我后来教作物遗传育种，开始半年教俄文，我们那个湖南有四个农业学校，就是中等专业学校，东南西北，我是西边那一个，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我去的时候呢，那是解放初期嘛，都学俄文嘛，那俄文老师找不到，结果就把我滥竽充数，因为我学了一点俄语，从发音开始。
鲁豫：怎么样您教的？
袁隆平：那就是最简单的教，教字母了。
鲁豫：您连自己都不会，您怎么教啊，您都不会，您怎么教啊？
袁隆平：我会，卷舌音我会的。
鲁豫：您会？
袁隆平：我发音那是可以的，他们说我是天才呢！[6]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袁隆平的音乐水平：
“袁隆平的音乐情结缘自青少年时代。还是在大学期间，班上有几个业余小提琴爱好者，他也喜欢上了拉小提琴。他最喜爱的曲子是《梦幻曲》、《蓝色的多瑙河》和舒伯特的《小夜曲》。2001年2月16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科技部、中国科协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科学在中国’大型文艺晚会。袁隆平与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合奏了已故科学家李四光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会场上下，一片叫好声，掌声长久地回荡。”[7]“2005年1月30日晚，‘科教兴国迎新春文艺晚会’在长沙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执小提琴与钢琴演奏家刘诗昆联袂演奏《我的祖国》。”[8]
2002年袁隆平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更是作过这样的陈述：“我喜欢外语、地理、化学，最不喜欢的是数学，数学成绩一直不好。”“现在的高考可能会把真正有创造力的学生箍死，埋没一些人才。”[9]
我们在此只是因为取材方便，以袁隆平院士为例验证一下音乐智力与文学智力的关系。实际上，只要大家稍作留意就会发现，所有歌唱家或艺术家在回顾自己学习成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自己是数学学习困难者。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智力的方向性与水平性是同时并存的两种特征。在认识音乐是文学智力与数学智力分水岭时候，同样不能例外。笔者某次学术报告后，一位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告之，他是学数学的，为什么歌也唱得好。我当即问他，你高中学得最轻松、最好的学科是哪门？回答是化学。再了解，他朗诵、打球等文体活动也都很不错。于是我告诉他，生物、化学、物理都属文数相兼学科（生物文数相兼偏文，物理文数相兼偏数，化学是典型文数相兼学科）。你学的是数学，但你不属数学型智力，你属文数相兼型智力，你能就读数学专业，说明你很聪明，但你专业成绩一定不是班上最优秀的。听者频频点头。对此，作者自己最有切身体验：本人读书成绩不偏科，会写论文，不会写散文，属文数相兼型智力。我唱那英的《山不转水转》一点不走调，但周杰伦的《菊花台》我怎么也学不会。显然，智力水平的高度性有时会掩饰智力的方向性，而只要突破智力的高度，一定会还原智力方向的真相。音乐是文学思维与数学思维两者之间的试金石，音准、节奏越优秀者，越倾向文学思维，音准、节奏越困难者越倾向数学思维。
中国教育一直流传“文艺（体）不分家”的传统说法，并始终得到教育实践的验证。这如同中医，虽然西医理论现在还不能对它作出符合现代科学的理论解释，但这丝毫不影响建立在数千年经验总结基础上的中医理论及其疗效。我们深信，“文艺（体）不分家”的传统说法正是音乐与文学孪生关系的真实写照，音乐水平高低是衡量个人属文学型智力还是数学型智力重要而可靠依据。
由于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都还是新兴学科，我们暂时还不能从解剖学角度认识音乐智力和文学智力在大脑结构和认知神经过程的关联性。然而，分子运动基因研究现在已经完全能够从分子分解角度预测和判断一个人是具有优秀短跑运动员还是优秀举重运动员的素质，我们深信从基因角度预测或判断一个人属文学型智力还是数学型智力的日期一定不会太远，我们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三、检验：二元智力对教育失败的解释
高考失败、中国诺贝尔获奖者难产，这是当前人们谈论中国教育成败时无法避开的两个热门话题。我们认为，除去其它因素外，无论是高考失败，还是中国诺贝尔获奖者难产都同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忽略个人智力方向性差异特点有直接关系。
先说高考失败。
纵观当代中国教育，从幼儿教育直至高中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学生家长大都对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个学科都是用“满分”的要求来衡量学生学习的成功与否。特别是“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犹如现代工业的“流水线”，将每一个学生按每科“满分”标准进行“加工”，多“切除”，少“补足”，毫不手软，绝不含糊。这一通行做法的直接结果是：
文学型智力儿童在小学阶段只要努力（勤能补拙），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算术），都可以成为学习成绩优秀学生；进入初中阶段，从学习代数式、因式分解代数知识开始，文学型智力儿童被突然发现为学习（数学）困难儿童；进入高中阶段，学习函数、数列、二项式定理等高中数学，文学型智力儿童对数学学习已是寸步难行，数学教材似“天书”，勤能补拙这时完全失去意义。尤为致命的是，文学型智力儿童会将数学学习失败情绪扩大至整个高中学习，导致放弃高考或高考失败。文学型智力儿童当然地成为今天中国高考失败的“主力军”。
这里，我们顺便提醒家长和老师，儿童智力的方向性和水平性，如同人的高矮胖瘦一样，主要源于遗传因素。一些家长和老师在文学型智力儿童数学成绩落后的情况下，第一反映就是儿童学习不努力并据此责难他们。其实，造成他们数学学习落后的原发因素是他们的文学型智力，学习不努力等不良品质是继发因素。前者是第一位，后者是衍生的。用对待儿童高矮胖瘦的态度看待儿童的学习困难才是我们应取的正确态度。
数学型智力儿童会因为语文教师对作文的高要求，被轻易地贴上“学习（语文）困难儿童”的标签。在标签的影响下，数学型智力儿童，特别是智力水平偏下或是缺乏学习主动性的数学型智力儿童，在受到教师或家长不恰当评价中，最容易失去语文学习信心，进而殃及其它学科，并由此不能在各个阶段的各科学习中取得自己本应该取得的成绩。结果在“高考”中，除了数学成绩能获高分外，因为其它学科考分“拉后腿”，数学型智力儿童依然考不取本应考取的大学。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现行教学与考试体制，特别有利于文数相兼型智力儿童的学习。他们不会做数学的偏题、难题、怪题，他们写不出有文学色彩的作文，但他们最向每门学科“满分”靠拢，只有他们才能成为“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的考试状元，他们最容易考取现在的清华、北大。但是，因为智力发展缺乏典型方向性，他们中间一定出不了优秀作家、出不了杰出数学家。
与此相反，在中国现行以每门学科“満分”为标准的考试体制下，智力方向越是极端发展者，特别是极端文学型智力儿童，越是容易成为教育失败者。80后著名作家韩寒因数学“红灯高挂”而高中失学的学习悲剧正是这一普遍现象的典型写照。
中国为什么诺贝尔获奖者难产？其实，这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
我们不妨以中国美术教育和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学生宁铂学习经历为例，寻找一下为什么中国诺贝尔获奖者难产的答案。
笔者在中国美术高考享有很高知名度的职业高中调研时获悉，学校每年专业考试前7－10名的学生是考不取美术院校的，考取重点美术院校的学生大都是在普通高中高考落榜后”改行“的考生。试想，这些”改行“考生同专业考试前10名者相比，其美术天赋显然天差地别，他们进入美术院校，虽然能提高学校的整体文化水平，却一定会导致专业水平的下降。
另据报载，“2000年，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著名教授陈丹青）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生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10]
一般地说，智力越极端发展者，越容易出学术成果。所有学术集大成者，无一不是如此。如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数学15分”，“国文成绩和英文成绩都是特优，英文还得了满分”。[11]进入清华后，选学英语专业，如鱼得水，成为清华著名高材生，一生醉心于文学艺术，学贯中西，成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艺术大师。
然而，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中国现行教学与考试，无形中冷遇了所有学习偏科、即智力方向极端发展者。无论这一做法有着多少主、客观理由使之成立，但其结果容易导致中国大学学科专业水平下降，特别是阻碍学科顶尖人才的脱颖而出，却是不争事实。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国“文革”后恢复高考“神童”第一人、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学生宁铂的学习经历。
“宁铂，两岁半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能数数到100，4岁认得400多个汉字。5岁，他在赣州提前进了供电局子弟小学，没多久随父母下放，去了于都县梓山公社河坑大队第4生产队。那是‘文革’岁月，宁铂当时没学可上，在家待着“乱翻书，翻大人的书”。他翻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还能授三五子；他看唐诗宋词，即能吟诗作对，时年9岁。”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1978年3月，14岁生日还没过的宁铂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习理论物理。”[12]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13]2004年再度出家至今。
以上资料显示，宁铂从小喜欢古诗词、下围棋、中医药，并且对文学类知识有较高天赋，物理及理科学习成绩不佳，属典型的文学型智力者。一个高智商文学型智力者被选进人们对培养“诺贝尔获奖者”期望值最大的教学实验点——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习理论物理专业，除了给学习者带来不可逾越的学习困难外，剩下的只是由此而造成的无尽痛苦。何谈培养“诺贝尔获奖者”？宁铂的学习经历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不符合儿童智力方向特点的教育注定是失败教育的规律。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已认识到教学与考试制度一定要符合包括智力方向在内的个体发展特点需要。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各项制度改革都在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申请-考核’博士招生多元化制度”即是其中非常成功的一项。
2009年4月28日报载，“复旦大学拟破格录取38岁三轮车夫读博士”。蔡伟父母都是工人，出于天生兴趣，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锡圭先生（中国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他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它科目的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1994年，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2007年，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蔡伟开始蹬三轮。业余时间醉心于古文字。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告知“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佐子”应读为“嗟子”》，称蔡伟“其言甚为有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裘先生告诉记者：“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评价蔡伟读博一事说“蔡伟心无旁骛，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14]
我们无法对蔡伟的学术水平和将来专业成就作任何评价，但上述这段文字使我们千真万确地认识到蔡伟属非常典型的文学型智力者。他在古文字领域如痴如醉，无师自通，心领神会，完全得益于个人智力方向与学术专业的高度一致。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学术大家成功的根本，也是他们的学术必由之路。
至于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高中教学是否文理分科的问题，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其实就是一个满足个体智力发展方向需要的问题；说复杂，是它牵涉到国家高中乃至整个教学与考试体制改革问题。作者认为，在当前教学与考试的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高中文理分科比不分科更能满足个体智力发展方向需要，即利大于弊，特别是会减轻对文学型智力者的伤害，避免“韩寒悲剧”事件的发生。如高中教学实行真正意义的“学分”和“会考”制，大学同时实行“自主招生”，高中教学理所当然不分文理教学好，因为这样的教学与考试对每一个不同智力水平和智力方向者都能做到顾其之短，扬其所长，真正还原教育本质和实现教育公平。
四、智力方向：人类早期形象和抽象表达思维的延续
人类智力的发展起源于形象思维。
为论述方便，我们先大体回顾一下人类文化发展史：五万年前，即第四冰期最高峰时期，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也许他们根本不会说话，或是说得很少，少得还不成其为我们所谓的语言”[15]。大约在五千或一万年前，最初是中石器，然后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磨光石器、开始利用植物和种子、驯养家畜、出现陶器和编织[16]。这一阶段后期，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中国的黄河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斯河流域的两河文化、尼罗河谷的埃及文化、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文化。由此，“人类从群体定居之后，生活安定，彼此学习，文明由此而逐步发展”；[17]大约从二三千年前到1700年－1800年左右，人类历经了主要以人力和兽力为能源的古代社会；从1700年－1800年开始，在蒸汽机、焦炭、钢铁的发明和生产带动下，人类从此步入现代文明的工业社会。
从中外考古研究中我们得知，人的相互表达（无论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起源于形象思维，我们不妨从新石器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陶器文化考古成果来了解一下这一起源：
“陶器是我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深深根植于原始社会的沃土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最早发掘出土了一批带有刻划符号的陶器。”“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字，刻划符号是‘用以标记他们对一定的客观事物的意义，与我国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18]
陶器符号按其形式，可分为数字类、单字类和象形类三种。数字类，即指类似数码的陶器符号，如“—”、“二”、“三”、“”、“”、“”、“”、“”、“”、“”、“”、“”、“”等符号，这些符号分别在大地湾、马家窑、齐家、辛店文化等遗址中有出土。
单字类，指不属于数目字的单个符号，属于这类数量很多。其中，符号较规正的有“”、“”、“”、“”、“”、“”、“”、“”、“”、“”、“”、“”、“”、“”、“”。
形象类，指自然景物某些物体形状的模仿，如“”、“”、“”、“”、“”、“”、“”、“”、“”等符号，分别象三征天上的太阳、月亮、云彩，地上的山川、丘陵、河流波涛、树木、草叶等自然景物。这些符号分别在四坝、辛店、寺佳文化有关遗址或墓地中出土。[19]
另外，西安客省庄和张家坡的西周遗存中，发现了分别带记号“”、“”、“”、“”、“”、“”的数件骨镞。无论古代和近代的原始氏族，人们在特殊场合或传递信息过程中，往往使用箭或是加刻了记号的箭，以此作为记事、表意的一种习惯方法。[20]
另外，社会学家认为“图腾崇拜应该是人类最早的宗教形式，也即图腾崇拜应是人类宗教的起源”。[21]“什么是图腾？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图腾（toten）’一词是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氏族的方言，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22]北美洲辛尼加部落的八个氏族分别以狼、熊、龟、海狸、鹿、鹬、鹭、鹰八种动物为图腾。[23]“前人曾根据古文献、殷墟甲骨文以及商代的金文‘论证过远古的商氏族是以玄乌为图腾的’”。[24]可见，由古至今绵延不断的人类宗教同样起源于人们对形象的理解。
毫无疑问，人类智力发展不会停留在形象思维而驻足不前。随着居住环境改善和生产工具的改变，人类生活和生产质量继续提高，人类智力同样得到提高。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古代社会开始之际，人类智力明显完成了由形象思维衍生出抽象思维的质的飞跃。我们以最能表达人的思维形式的文字起源和发展来论证这一时期人的智力起源于形象，发展于抽象。
“史前人类在生产、生活、宗教和交往等活动中，为帮助记忆、表达意愿和传递信息，很早以来就出现了记事的方法。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最多的是一种具有单元形体的符号，系列刻划或绘写而成，绝大多数见于陶器，一般是在未烧之前的陶坯上完成的，刻划者之中也有些是在陶器烧成后所作。”“图画记事是原始记事的另一种方法。它与装饰性的形象绘画、几何图案不同。作者是通过图象专门用以记事、留念或表达意愿的。代表性的如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的‘水鸟啄木鱼图’、临汝阎村的‘鹳鱼石斧图’，秦安大地湾的‘四兽扑咬图’，都以陶器为载体，刻划或绘画几个具体或抽象的图画，形成一组画面，包含的内容远比单元之形体的符号要复杂得多。上述有的动物图像很可能代表了先氏集团的图腾、徽号，它记录了集团间的重大斗争或正常交往的史迹。”“除此外，我国相传有古老的结绳而用、刻木为契的原始记事方法。中外的民族学材料不乏其例。”[25]
“原始文字的发明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原始记事方法包括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方面。新石器时代考古明确发现的物证主要属于符号记事，其它也有少量存在。”[26]
“总之，史前时期接近甲骨文的个别最早符号，目前所见在贾湖的龟甲契刻已初露端倪；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当属于原始方字范畴。其中有的还有明显的合体字涵义，可能与祭祀、礼仪或族团标帜有关；龙山时代后期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文化先进地区，以多字一起的句意文字为重要标志，文字在向成熟性方面发展中跨进了一大步，使用文字表达的能力也有提高。”[27]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偶见的一些符号”， [28]但是它们还不是“成为文句的文字”，“四川的巴文化，青铜器上常出现几个符号，有的如手掌形，有的如心形，但是也只是个别的符号，不能成为文句”。[29]“中国古代文字已确切可读的，则是商代的占卜文字及青铜器上的铭刻文字”。[30]
以上这些认识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写下这样的话：从新石器时代的“符号”到古代社会的“文字”，既是人类智力从“形象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漫长过程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智力发展必由之路的最好见证。
在人类文化的漫途中，因为生存和生产的需要，人类智力经历了从混沌思维到形象思维，从形象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再至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同行的过程。个体智力因此而产生水平差异，同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具有不同类别的文学型智力和数学型智力发展方向的差异。这是我们今天对人类智力差异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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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tyzkd17 发表于: 2007-2-23 20:01 来源: 你好音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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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第郁
Direction of Intelligence: Dual Intelligence Theory
——Analysis of Dystocia between Humanity and Science Divis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and Difficult Birth of Nobel Winners in PRC
Wu Jie
(Jiangxi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Nanchang,Jiangxi 330046)
Abstract: People are concerned only with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and fails to recognize the direction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Literary thinking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are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Music is a important and reliable measure of individual the level: literary intelligence or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ce is the extension of image and abstract expression thinking in human early.
Key words: intellectual direction; literary intelligenc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music
智力方向性：二元智力论
——兼析高中文理分科与中国诺贝尔获奖者的难产
武 杰
摘 要：人们关注的只是智力的水平性，没有认识到智力发展的方向性。文学思维和数学思维是儿童智力发展的不同方向。音乐水平高低是衡量个人属文学型智力还是数学型智力重要而可靠依据。智力方向是人类早期形象和抽象表达思维的延续。
关键词：智力方向;文学型智力;数学型智力;音乐
作者简介：武杰，男，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儿童智力与学习能力（江西南昌 330046)。
一、引论：文学思维和数学思维是儿童智力发展的不同方向
人类认识自身智力差异有文字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中国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孔子就曾指出：“唯上智下愚不移。”[1]认为人的智力有高低之别。而具有统计意义的比较智力差异的认识则是从近代西方智力测量开始的。[2]然而，一百余年以来，人们关注的只是智力的高低，即智力的水平性，没有认识到智力发展的方向性。由此人们几乎形成这样的共识：儿童语文学习成绩好，数学成绩也一定好，反之，亦然。
然而，1985年本人承担原国家教委初教司委托课题“弱智儿童智力潜能开发研究”时却惊奇地发现，弱智儿童语文学习能力大大超过数学学习能力；轻度弱智儿童通过教育可以初步掌握常用汉字和简单的语文知识，而数学方面他们最多只能掌握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且无法真正建立乘、除法概念；弱智儿童唱歌水平和正常儿童没有区别，有些弱智儿童唱歌音准和节奏的准确性令人惊叹。[3][4]
弱智儿童由于大脑器质病变造成智力低下而少有正常儿童将社会因素掩饰或修饰个体生理因素的现象，在他们身上更容易体现包括智力发展在内的人的本质特征。我们从弱智儿童智力发展特点上已经明显看到，文学（语文）与音乐的孪生关系以及文学（语文）对数学的排斥关系。
以上结论和认识忽然敲开了我对人的智力仅仅是水平式发展疑虑的研究大门。弱智儿童表现出来的文学（语文）、数学、音乐方面的学习差异是否预示儿童智力发展除高低方面外还有其它什么差异？文学（语文）、数学、音乐的学习特征在儿童智力发展中是否存在各自不同特性？在儿童智力发展中文学（语文）、数学、音乐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从此在我心头萦绕难断。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进行学习困难儿童教育干预研究时进而发现：语文学习成绩优秀儿童，大都有数学学习困难，作文特别优秀儿童一定会有代数学习困难；数学学习成绩优秀儿童，大都不会有语文学习困难，而数学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儿童作文都缺少文采。我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学思维对数学（“算术”和几何除外）学习有较大的抵触性，数学思维对文科学习有较大的兼容性。一个人要么倾向文学思维，要么倾向数学思维，即使是文、数相兼思维特点的人，也还是会表现出两者中更加倾向一方的特点。[5]
由此，我形成了新的认识：思维倾向代表着人的智力方向，个体智力除有着水平性特征外，同时还具有文学型和数学型不同发展方向的特征。
二、音乐：文学型智力与数学型智力发展方向的分水岭
在认识到弱智儿童文学(语文)学习水平明显高于数学学习水平，音乐(唱歌)水平趋于常态水平的特点后，我将这一认识放置学习困难儿童教育干预研究中，结果进而发现：数学学习困难儿童(作文优秀儿童)大都音乐(唱歌)水平较高，语文(作文)学习困难儿童大都“五音不全”，音乐(唱歌)水平较低。
我们不妨先从“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学习经历和特点中检验一下这样两种关系的可靠性：
袁隆平院士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多次坦然回忆自己学生年代数学学习成绩不好。以下是2008年《鲁豫有约》之《“并不流行”的袁隆平》访谈实录的部分内容。
鲁豫：学农应该理科特别好，您理科好不好？
袁隆平：学农以后，数学不好，数学不好。
鲁豫：您数学不好？
袁隆平：数学最不好了。我给你讲个故事，不是我们最高科学奖嘛，我是首个的，跟那个吴文俊，他是个数学家嘛，我们两个第一个，就是最高科学奖。
袁隆平：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数学是科学之母，做任何的科学技术发展最高阶段，都要数量化，要公式化，我可惜，数学没学好，到现在负负得正我还搞不清楚。
鲁豫：真的，您真数学不好？
袁隆平：真的不好！
鲁豫：您考试考多少分？
袁隆平：听我讲，每次补考。我为什么对数学不好，学负负得正的时候，负负得正我不理解，我就问老师为什么，老师他说你要记。
鲁豫：对呀，你管他负负得正，我就这么记的。
袁隆平：是啊，我就不懂，那怎么记呢，那纯属对数学不感兴趣，晓得吗。
鲁豫：您还补过考呢数学？
袁隆平：都补考。后来我就问他（吴文俊），我说这个数学是科学之母，他就很谦虚，他说你农业是数学之母。
………
袁隆平：我后来教作物遗传育种，开始半年教俄文，我们那个湖南有四个农业学校，就是中等专业学校，东南西北，我是西边那一个，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我去的时候呢，那是解放初期嘛，都学俄文嘛，那俄文老师找不到，结果就把我滥竽充数，因为我学了一点俄语，从发音开始。
鲁豫：怎么样您教的？
袁隆平：那就是最简单的教，教字母了。
鲁豫：您连自己都不会，您怎么教啊，您都不会，您怎么教啊？
袁隆平：我会，卷舌音我会的。
鲁豫：您会？
袁隆平：我发音那是可以的，他们说我是天才呢！[6]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袁隆平的音乐水平：
“袁隆平的音乐情结缘自青少年时代。还是在大学期间，班上有几个业余小提琴爱好者，他也喜欢上了拉小提琴。他最喜爱的曲子是《梦幻曲》、《蓝色的多瑙河》和舒伯特的《小夜曲》。2001年2月16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科技部、中国科协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科学在中国’大型文艺晚会。袁隆平与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合奏了已故科学家李四光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会场上下，一片叫好声，掌声长久地回荡。”[7]“2005年1月30日晚，‘科教兴国迎新春文艺晚会’在长沙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执小提琴与钢琴演奏家刘诗昆联袂演奏《我的祖国》。”[8]
2002年袁隆平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更是作过这样的陈述：“我喜欢外语、地理、化学，最不喜欢的是数学，数学成绩一直不好。”“现在的高考可能会把真正有创造力的学生箍死，埋没一些人才。”[9]
我们在此只是因为取材方便，以袁隆平院士为例验证一下音乐智力与文学智力的关系。实际上，只要大家稍作留意就会发现，所有歌唱家或艺术家在回顾自己学习成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自己是数学学习困难者。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智力的方向性与水平性是同时并存的两种特征。在认识音乐是文学智力与数学智力分水岭时候，同样不能例外。笔者某次学术报告后，一位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告之，他是学数学的，为什么歌也唱得好。我当即问他，你高中学得最轻松、最好的学科是哪门？回答是化学。再了解，他朗诵、打球等文体活动也都很不错。于是我告诉他，生物、化学、物理都属文数相兼学科（生物文数相兼偏文，物理文数相兼偏数，化学是典型文数相兼学科）。你学的是数学，但你不属数学型智力，你属文数相兼型智力，你能就读数学专业，说明你很聪明，但你专业成绩一定不是班上最优秀的。听者频频点头。对此，作者自己最有切身体验：本人读书成绩不偏科，会写论文，不会写散文，属文数相兼型智力。我唱那英的《山不转水转》一点不走调，但周杰伦的《菊花台》我怎么也学不会。显然，智力水平的高度性有时会掩饰智力的方向性，而只要突破智力的高度，一定会还原智力方向的真相。音乐是文学思维与数学思维两者之间的试金石，音准、节奏越优秀者，越倾向文学思维，音准、节奏越困难者越倾向数学思维。
中国教育一直流传“文艺（体）不分家”的传统说法，并始终得到教育实践的验证。这如同中医，虽然西医理论现在还不能对它作出符合现代科学的理论解释，但这丝毫不影响建立在数千年经验总结基础上的中医理论及其疗效。我们深信，“文艺（体）不分家”的传统说法正是音乐与文学孪生关系的真实写照，音乐水平高低是衡量个人属文学型智力还是数学型智力重要而可靠依据。
由于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都还是新兴学科，我们暂时还不能从解剖学角度认识音乐智力和文学智力在大脑结构和认知神经过程的关联性。然而，分子运动基因研究现在已经完全能够从分子分解角度预测和判断一个人是具有优秀短跑运动员还是优秀举重运动员的素质，我们深信从基因角度预测或判断一个人属文学型智力还是数学型智力的日期一定不会太远，我们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三、检验：二元智力对教育失败的解释
高考失败、中国诺贝尔获奖者难产，这是当前人们谈论中国教育成败时无法避开的两个热门话题。我们认为，除去其它因素外，无论是高考失败，还是中国诺贝尔获奖者难产都同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忽略个人智力方向性差异特点有直接关系。
先说高考失败。
纵观当代中国教育，从幼儿教育直至高中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学生家长大都对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个学科都是用“满分”的要求来衡量学生学习的成功与否。特别是“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犹如现代工业的“流水线”，将每一个学生按每科“满分”标准进行“加工”，多“切除”，少“补足”，毫不手软，绝不含糊。这一通行做法的直接结果是：
文学型智力儿童在小学阶段只要努力（勤能补拙），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算术），都可以成为学习成绩优秀学生；进入初中阶段，从学习代数式、因式分解代数知识开始，文学型智力儿童被突然发现为学习（数学）困难儿童；进入高中阶段，学习函数、数列、二项式定理等高中数学，文学型智力儿童对数学学习已是寸步难行，数学教材似“天书”，勤能补拙这时完全失去意义。尤为致命的是，文学型智力儿童会将数学学习失败情绪扩大至整个高中学习，导致放弃高考或高考失败。文学型智力儿童当然地成为今天中国高考失败的“主力军”。
这里，我们顺便提醒家长和老师，儿童智力的方向性和水平性，如同人的高矮胖瘦一样，主要源于遗传因素。一些家长和老师在文学型智力儿童数学成绩落后的情况下，第一反映就是儿童学习不努力并据此责难他们。其实，造成他们数学学习落后的原发因素是他们的文学型智力，学习不努力等不良品质是继发因素。前者是第一位，后者是衍生的。用对待儿童高矮胖瘦的态度看待儿童的学习困难才是我们应取的正确态度。
数学型智力儿童会因为语文教师对作文的高要求，被轻易地贴上“学习（语文）困难儿童”的标签。在标签的影响下，数学型智力儿童，特别是智力水平偏下或是缺乏学习主动性的数学型智力儿童，在受到教师或家长不恰当评价中，最容易失去语文学习信心，进而殃及其它学科，并由此不能在各个阶段的各科学习中取得自己本应该取得的成绩。结果在“高考”中，除了数学成绩能获高分外，因为其它学科考分“拉后腿”，数学型智力儿童依然考不取本应考取的大学。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现行教学与考试体制，特别有利于文数相兼型智力儿童的学习。他们不会做数学的偏题、难题、怪题，他们写不出有文学色彩的作文，但他们最向每门学科“满分”靠拢，只有他们才能成为“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的考试状元，他们最容易考取现在的清华、北大。但是，因为智力发展缺乏典型方向性，他们中间一定出不了优秀作家、出不了杰出数学家。
与此相反，在中国现行以每门学科“満分”为标准的考试体制下，智力方向越是极端发展者，特别是极端文学型智力儿童，越是容易成为教育失败者。80后著名作家韩寒因数学“红灯高挂”而高中失学的学习悲剧正是这一普遍现象的典型写照。
中国为什么诺贝尔获奖者难产？其实，这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
我们不妨以中国美术教育和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学生宁铂学习经历为例，寻找一下为什么中国诺贝尔获奖者难产的答案。
笔者在中国美术高考享有很高知名度的职业高中调研时获悉，学校每年专业考试前7－10名的学生是考不取美术院校的，考取重点美术院校的学生大都是在普通高中高考落榜后”改行“的考生。试想，这些”改行“考生同专业考试前10名者相比，其美术天赋显然天差地别，他们进入美术院校，虽然能提高学校的整体文化水平，却一定会导致专业水平的下降。
另据报载，“2000年，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著名教授陈丹青）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生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10]
一般地说，智力越极端发展者，越容易出学术成果。所有学术集大成者，无一不是如此。如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数学15分”，“国文成绩和英文成绩都是特优，英文还得了满分”。[11]进入清华后，选学英语专业，如鱼得水，成为清华著名高材生，一生醉心于文学艺术，学贯中西，成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艺术大师。
然而，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中国现行教学与考试，无形中冷遇了所有学习偏科、即智力方向极端发展者。无论这一做法有着多少主、客观理由使之成立，但其结果容易导致中国大学学科专业水平下降，特别是阻碍学科顶尖人才的脱颖而出，却是不争事实。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国“文革”后恢复高考“神童”第一人、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学生宁铂的学习经历。
“宁铂，两岁半能背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能数数到100，4岁认得400多个汉字。5岁，他在赣州提前进了供电局子弟小学，没多久随父母下放，去了于都县梓山公社河坑大队第4生产队。那是‘文革’岁月，宁铂当时没学可上，在家待着“乱翻书，翻大人的书”。他翻中医书，很快就会开药方；翻围棋书，没多久就能与大人对弈，还能授三五子；他看唐诗宋词，即能吟诗作对，时年9岁。”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1978年3月，14岁生日还没过的宁铂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习理论物理。”[12]
“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不仅擅长围棋、中医，还是张树新组织的‘星期天’诗社的成员。”
“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
“其实当时宁铂就不行了。”27年后，当年的同学彭兴说，“他的成绩很一般，而且表现出来的性格很怪。”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13]2004年再度出家至今。
以上资料显示，宁铂从小喜欢古诗词、下围棋、中医药，并且对文学类知识有较高天赋，物理及理科学习成绩不佳，属典型的文学型智力者。一个高智商文学型智力者被选进人们对培养“诺贝尔获奖者”期望值最大的教学实验点——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习理论物理专业，除了给学习者带来不可逾越的学习困难外，剩下的只是由此而造成的无尽痛苦。何谈培养“诺贝尔获奖者”？宁铂的学习经历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不符合儿童智力方向特点的教育注定是失败教育的规律。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已认识到教学与考试制度一定要符合包括智力方向在内的个体发展特点需要。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各项制度改革都在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申请-考核’博士招生多元化制度”即是其中非常成功的一项。
2009年4月28日报载，“复旦大学拟破格录取38岁三轮车夫读博士”。蔡伟父母都是工人，出于天生兴趣，他自幼热爱书法，学生时代迷上了唐诗宋词，高二时在《文史》上偶然看到裘锡圭先生（中国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的一篇论文，从此被传统“小学”吸引。他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它科目的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1994年，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2007年，妻子生病，为挣更多的钱，蔡伟开始蹬三轮。业余时间醉心于古文字。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告知“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佐子”应读为“嗟子”》，称蔡伟“其言甚为有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裘先生告诉记者：“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评价蔡伟读博一事说“蔡伟心无旁骛，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14]
我们无法对蔡伟的学术水平和将来专业成就作任何评价，但上述这段文字使我们千真万确地认识到蔡伟属非常典型的文学型智力者。他在古文字领域如痴如醉，无师自通，心领神会，完全得益于个人智力方向与学术专业的高度一致。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学术大家成功的根本，也是他们的学术必由之路。
至于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高中教学是否文理分科的问题，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其实就是一个满足个体智力发展方向需要的问题；说复杂，是它牵涉到国家高中乃至整个教学与考试体制改革问题。作者认为，在当前教学与考试的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高中文理分科比不分科更能满足个体智力发展方向需要，即利大于弊，特别是会减轻对文学型智力者的伤害，避免“韩寒悲剧”事件的发生。如高中教学实行真正意义的“学分”和“会考”制，大学同时实行“自主招生”，高中教学理所当然不分文理教学好，因为这样的教学与考试对每一个不同智力水平和智力方向者都能做到顾其之短，扬其所长，真正还原教育本质和实现教育公平。
四、智力方向：人类早期形象和抽象表达思维的延续
人类智力的发展起源于形象思维。
为论述方便，我们先大体回顾一下人类文化发展史：五万年前，即第四冰期最高峰时期，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也许他们根本不会说话，或是说得很少，少得还不成其为我们所谓的语言”[15]。大约在五千或一万年前，最初是中石器，然后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磨光石器、开始利用植物和种子、驯养家畜、出现陶器和编织[16]。这一阶段后期，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中国的黄河文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斯河流域的两河文化、尼罗河谷的埃及文化、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文化。由此，“人类从群体定居之后，生活安定，彼此学习，文明由此而逐步发展”；[17]大约从二三千年前到1700年－1800年左右，人类历经了主要以人力和兽力为能源的古代社会；从1700年－1800年开始，在蒸汽机、焦炭、钢铁的发明和生产带动下，人类从此步入现代文明的工业社会。
从中外考古研究中我们得知，人的相互表达（无论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起源于形象思维，我们不妨从新石器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陶器文化考古成果来了解一下这一起源：
“陶器是我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深深根植于原始社会的沃土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最早发掘出土了一批带有刻划符号的陶器。”“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字，刻划符号是‘用以标记他们对一定的客观事物的意义，与我国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18]
陶器符号按其形式，可分为数字类、单字类和象形类三种。数字类，即指类似数码的陶器符号，如“—”、“二”、“三”、“”、“”、“”、“”、“”、“”、“”、“”、“”、“”等符号，这些符号分别在大地湾、马家窑、齐家、辛店文化等遗址中有出土。
单字类，指不属于数目字的单个符号，属于这类数量很多。其中，符号较规正的有“”、“”、“”、“”、“”、“”、“”、“”、“”、“”、“”、“”、“”、“”、“”。
形象类，指自然景物某些物体形状的模仿，如“”、“”、“”、“”、“”、“”、“”、“”、“”等符号，分别象三征天上的太阳、月亮、云彩，地上的山川、丘陵、河流波涛、树木、草叶等自然景物。这些符号分别在四坝、辛店、寺佳文化有关遗址或墓地中出土。[19]
另外，西安客省庄和张家坡的西周遗存中，发现了分别带记号“”、“”、“”、“”、“”、“”的数件骨镞。无论古代和近代的原始氏族，人们在特殊场合或传递信息过程中，往往使用箭或是加刻了记号的箭，以此作为记事、表意的一种习惯方法。[20]
另外，社会学家认为“图腾崇拜应该是人类最早的宗教形式，也即图腾崇拜应是人类宗教的起源”。[21]“什么是图腾？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图腾（toten）’一词是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氏族的方言，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22]北美洲辛尼加部落的八个氏族分别以狼、熊、龟、海狸、鹿、鹬、鹭、鹰八种动物为图腾。[23]“前人曾根据古文献、殷墟甲骨文以及商代的金文‘论证过远古的商氏族是以玄乌为图腾的’”。[24]可见，由古至今绵延不断的人类宗教同样起源于人们对形象的理解。
毫无疑问，人类智力发展不会停留在形象思维而驻足不前。随着居住环境改善和生产工具的改变，人类生活和生产质量继续提高，人类智力同样得到提高。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古代社会开始之际，人类智力明显完成了由形象思维衍生出抽象思维的质的飞跃。我们以最能表达人的思维形式的文字起源和发展来论证这一时期人的智力起源于形象，发展于抽象。
“史前人类在生产、生活、宗教和交往等活动中，为帮助记忆、表达意愿和传递信息，很早以来就出现了记事的方法。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最多的是一种具有单元形体的符号，系列刻划或绘写而成，绝大多数见于陶器，一般是在未烧之前的陶坯上完成的，刻划者之中也有些是在陶器烧成后所作。”“图画记事是原始记事的另一种方法。它与装饰性的形象绘画、几何图案不同。作者是通过图象专门用以记事、留念或表达意愿的。代表性的如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的‘水鸟啄木鱼图’、临汝阎村的‘鹳鱼石斧图’，秦安大地湾的‘四兽扑咬图’，都以陶器为载体，刻划或绘画几个具体或抽象的图画，形成一组画面，包含的内容远比单元之形体的符号要复杂得多。上述有的动物图像很可能代表了先氏集团的图腾、徽号，它记录了集团间的重大斗争或正常交往的史迹。”“除此外，我国相传有古老的结绳而用、刻木为契的原始记事方法。中外的民族学材料不乏其例。”[25]
“原始文字的发明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原始记事方法包括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方面。新石器时代考古明确发现的物证主要属于符号记事，其它也有少量存在。”[26]
“总之，史前时期接近甲骨文的个别最早符号，目前所见在贾湖的龟甲契刻已初露端倪；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当属于原始方字范畴。其中有的还有明显的合体字涵义，可能与祭祀、礼仪或族团标帜有关；龙山时代后期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文化先进地区，以多字一起的句意文字为重要标志，文字在向成熟性方面发展中跨进了一大步，使用文字表达的能力也有提高。”[27]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偶见的一些符号”， [28]但是它们还不是“成为文句的文字”，“四川的巴文化，青铜器上常出现几个符号，有的如手掌形，有的如心形，但是也只是个别的符号，不能成为文句”。[29]“中国古代文字已确切可读的，则是商代的占卜文字及青铜器上的铭刻文字”。[30]
以上这些认识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写下这样的话：从新石器时代的“符号”到古代社会的“文字”，既是人类智力从“形象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漫长过程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智力发展必由之路的最好见证。
在人类文化的漫途中，因为生存和生产的需要，人类智力经历了从混沌思维到形象思维，从形象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再至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同行的过程。个体智力因此而产生水平差异，同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具有不同类别的文学型智力和数学型智力发展方向的差异。这是我们今天对人类智力差异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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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tyzkd17 发表于: 2007-2-23 20:01 来源: 你好音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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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第郁
Direction of Intelligence: Dual Intelligence Theory
——Analysis of Dystocia between Humanity and Science Divis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and Difficult Birth of Nobel Winners in PRC
Wu Jie
(Jiangxi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Nanchang,Jiangxi 330046)
Abstract: People are concerned only with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and fails to recognize the direction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Literary thinking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are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childre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Music is a important and reliable measure of individual the level: literary intelligence or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ce is the extension of image and abstract expression thinking in human early.
Key words: intellectual direction; literary intelligenc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mu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