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群：信息技术革命作为新经济最致密坚实的内核，顽强地保存了下来，并日益走向深化。知识的资产化突出地体现了信息经济时代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新特点。在信息经济时代，行为主体对于知识资产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当然，由此也带来许多新的挑战。

　　价值中国：您在《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的译者后记里写到，作为译者来说，“优秀的译者甚至可以成为原作者在学术或艺术上的诤友……译者最能体会作为创作者在表达过程中的约束与自由”。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您有怎样的感受？

　　张群群：在回答您的提问之前，我要感谢价值中国网对博伊索特的《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这本书的关注和推介。在此书的译者后记里，我写下了那段话。其中一半是说理，一半是感慨。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翻译过一些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每次体会都各有不同。译完这本书，我的感受是“翻译首先是一种最为深刻的阅读，其次是一种最受限制的创作。”

　　之所以提到优秀译者可以成为原作者的知音，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内心里，一直把中国许多杰出的翻译家兼学者视为榜样，学术界和文化界也有不少有关译者与原作者之间顺畅沟通的美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在与本书原作者博伊索特教授的联络中有所体会吧。在原作者、译者和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译本改正了英文原版中的某些错误，这对中文版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也是译者感到欣慰的一点。

　　为什么译者最能体会作为创作者在表达过程中的约束与自由？艰深的原文文本给阅读理解造成的困难自不待言，关键在于学术著作的翻译者要做的工作是一种学术创作——不是对已知的东西进行语言转换，而是为新知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其中既包含发展已知的成分，也须臾不可或缺探求未知的要素，甚至主要的工作内容属于后者。同时，这项工作又必须在原著文本的约束下进行，完全不能改写或随意发挥。不懂行的人听说别人翻译了一本学术著作，往往归结为译者外语好，其实学术翻译又何尝不是对研究实力和中文表达水平的考验呢？！

　　在翻译这本书时，我还有一个切身感受，那就是学术著作的翻译几乎是一种完全无私的知识分享行为。译者不是为了自己做这件事，而是为了整个的中文学术界。不管别人怎么看，作为研究者，我对那些认真严谨的译者们始终深怀敬意。只有那些把学术当成天下公器，乐于无私分享探求新知的果实的人，才会愿意做这件事，并且不计报酬地认真做好这件事。而那些采取知识蓄积策略的人，巴不得自己弄懂新东西而不让别人知晓，他们会把廉价甚至无偿地分享知识的人当成傻瓜的。尽管如本书中所述，在不同情况下分享或蓄积都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竞争策略，但人类共同拥有的公共知识的传播、发展和创新，却要更多地依赖分享知识的无私行为。而一个真正的创新型社会，也应该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鼓励而不是漠视甚至是打击分享知识的合法行为，使之可以持续发展。
     
                          
　　价值中国：怎么理解新经济？如何理解知识资产？怎么看待知识的资产化？

　　张群群：对于所谓“新经济”，人们谈论得已经够多的啦，完全不需要我在这里再做一番回顾。这个概念本身自然有多种多样的含义，多少也体现着前些年人们对于经济平稳运行并维持长期繁荣所一度抱有的过度乐观情绪。然而，经历了网络泡沫的崩溃和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现在人们已不再相信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神话。尽管如此，同时也可以对经济领域中的进步史观保持清醒的怀疑态度，但对经济形态本身的变化却应当保持足够的敏感——无论是身处繁荣阶段，还是在危机的沼泽中泥足深陷。虽然经济周期不可能完全消失，形形色色的经济泡沫膨胀复破灭。但是，信息技术革命作为新经济最致密坚实的内核，却顽强地保存了下来，并日益走向深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强有力地改变着经济行为和社会运转的组织方式。

　　在信息经济时代，知识以及知识资产的作用格外突出。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论三个世界》一文中曾系统地论述过，物质客体和物理能量所构成的世界为世界1，心理实体或主观感受的世界为世界2，而“世界3是指人类心灵产物的世界，例如语言；传说、故事与宗教神话；科学猜想或理论以及数学建构；歌曲和交响乐；绘画和雕塑。”信息和知识是人类心灵的造物，又区别于物质和意识世界，乃是世界3的主要构成成分。

　　按照博伊索特在《知识资产》一书中的论述，“知识建立在从数据中提取的信息的基础上”，它通过融入实物资源之中，组织实物资源，增强与实物资源互动的具有智能的行为主体的理解力这三条途径，实现对空间、时间和能量这些实物资源的节约使用。用博伊索特的话来说，“行为主体所掌握的知识，构建了隐含于有形实物、文件或个人头脑之中的信息结构。知识资产是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带来一连串有用服务的知识积累，同时，这些知识积累可以实现实物资源的节约使用。”

　　用哲学术语来说，知识和整个世界3的客体都是抽象客体，其物质表现则是具体客体。同理，作为知识积累的知识资产，其客体是抽象客体，其表现形态则既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个人头脑之中积累起来的，能够长时间地服务于实物资源集约使用的信息结构，大多数是无形的，只能从行为主体的外部行动特征来推断。能够成为具体客体的，则是知识资产的物质表现形式，比如包含技术创新因素的新型生产工具、规范成熟的工艺流程和生产过程中一部机器的操作规程、一种新型病毒所导致的流行病的诊断标准等等。

　　知识的资产化突出地体现了信息经济时代生产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新特点。在《知识资产》一书中，作者博伊索特运用内含知识的演化的生产函数，对此做出了精彩的解说。他运用数据要素和物质要素两维框架，阐述了演化的生产函数所能揭示的深刻内涵。他指出，不断演化的系统通过——（1）以数据要素替代物质要素，（2）从数据中提取信息，降低其物质资源的消耗比率，从而实现系统演化。其中，从数据中提取信息，需要借助编码和抽象两条途径，进而建立起知识资产。有关本书中知识的生产函数这一主题的深刻意义，汪丁丁教授曾撰写了一篇精彩的长篇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阅读。在信息经济时代，行为主体对于作为物质资源替代物的知识资产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当然，由此也带来许多新的挑战，需要几乎所有的行为主体来积极应对，寻觅良策。　　

　　价值中国：人类的知识是否可以或者应当被资产化？

　　张群群：人类知识的资产化是客观发生的现实活动过程。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过程既然早已发生，并且正在拓展，将来也很有发展前途，由此可见，人类的知识是可以被资产化的。至于应当与否，你我都说了不算。现实的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转过程，千千万万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和试错尝试，决定着知识资产化过程的萌生、进展和深化。尽管博伊索特在此书中结合演化的生产函数，利用系统论的一些分析工具，指明了减小熵、降低复杂性和清晰表达知识的重要性，但我觉得，也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变迁中的教训，来做相对通俗化的理解。

　　过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我们曾犯过不少漠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和不讲科学的错误。比如在社会运动中，把承载着传统文化与知识积累的古代典籍和文物，当作“四旧”破坏掉；把整理、教授和传承已有知识同时努力探求新知的知识分子，视为必须加以不断整治的异己力量；让跳芭蕾舞的去挑大粪，让种地的去治理政府，让工人和军人掌管文化机构；以人海战术、土法炼钢来替代原有的生产技术……

　　作为一种从理论到现实的系统的社会实践，过分强调作用于物质实体的简单体力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和神圣性，极端漠视和贬损知识积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管理劳动等复杂劳动形态的特殊意义，不讲科学、贬低知识甚至取消文化的做法，造成的是生产力的破坏。由此形成的思想上的反智主义、经济增长方式上的粗放特征、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对环境的严重破坏等等，至今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遗产。有意无意地增加一个系统的内耗，加剧系统运行的内部知识的复杂性，阻碍甚至破坏知识资产在组织体系内部的积累和正常运转，凡此种种必然破坏生产力，阻挡社会的进步，窒息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

　　这些教训都提醒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知识的资产化过程，妥为处置，善加利用，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既是生产力本身的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作为人类创造物的知识自身演进的逻辑必然。　　

　　价值中国：怎么看待知识产权经济和传统经济的不同？

　　张群群：传统经济对于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绝大多数物质要素（如劳动和资本），拥有比较成型的制度框架和分析手段，但在研究和处理知识与技术问题时，则没有太多的分析工具和相应的制度措施。知识产权经济则充分尊重和重视知识产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努力设计相对完善合理的制度框架体系，促进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提高知识资产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推动有关知识产权明确归属和适当分享的公共政策和研发策略的制定。知识产权经济积极适应了信息经济时代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并力求应对挑战，解决相关难题。透露一点个人看法，我更喜欢“智慧财产权”这个译法，觉得它比“知识产权”一词更能启发研究者的思路，并可涵盖波普尔所讲的世界3包含的丰富多彩的智慧成果。　　

　　价值中国：怎么看待知识作为经济资源的价值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

　　张群群：需要说明一点，知识不只是可以作为经济资源。知识也是社会进步、政治昌明、文化繁荣以及自我和谐的重要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知识也不只是仅仅作用于企业层次。当然，《知识资产》这本书是以企业层次为例，分析知识资产作为经济资源在企业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此书的绝大部分章节都是在深入分析和讨论这个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

　　简单来说，知识作为经济资源，知识资产作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形成和巩固企业的核心能力，持续地获取可观的利润收入，获得在相关行业内的领导地位，在同业界伙伴的合作中取得强大的影响力。当然，其前提是对企业自身知识资产的正确认识和估价，对行业特点和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对经济体系和经营环境变化的足够敏感，对知识资产和组织成长互动关系的准确把握，对蓄积与分享策略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知识资产本身的有效管理。至于所涉及的多方面的知识细节，我建议读者能有耐心认真地读一读《知识资产》这本书。　　

　　价值中国：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企业的利润来源正在从有形的产品和服务转向与产品、服务相关的知识资产上。对企业而言，拥有知识资产的目的是为了占据竞争优势，创造价值，获取利润。那么，企业进行知识资产管理的关键是什么？

　　张群群：应该强调的是，企业在知识资产的管理上要充分意识到，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生产和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技术以及为企业管理其技术提供架构的组织过程，都能够支撑社会学习周期，进而促进知识资产的成长。博伊索特指出，一个企业必须管理多种多样的社会学习周期，并保持其协调，维系一个组织体的创新活力。然而，“企业如同国家和其他大型的结构一样，其制度设计一直是为了创造它们的个体继续存活下去。因此，在本质上，它们是用来维持现状的手段。”但是，在信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边界和屏障常常会充当阻挡自适应和创新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管理知识资产上就要形成一种有关组织学习的文化观念，即获得新的知识资产，适时放弃旧的知识资产，而不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或者说，知识资产是学习过程的成果，而在创新活动中，创造性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应当具有适当的学习战略和有效管理手段，积极地做出应对。　　

　　价值中国：怎么看待虚拟组织里的知识流动？

　　张群群：我对虚拟组织没有太多的研究经验，只能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敬请方家指正。虚拟组织的有效运作需要信任、协同、分享和相互依赖。因此，虚拟组织中的知识管理方式必须能够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提高各成员的协同程度，促使不同成员之间分享知识、经验和创意，从而在一个以机会为基础的统一体内部，有效维系和巩固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虚拟组织里的知识流动管理难度较大，原因是这种组织的特点、运作流程和知识资产形成与维护的方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的组织实体。同其他类型的组织体相比，类似网络这种虚拟组织中的知识，常常具有极高的扩散性、比较具体的特点和编码程度偏低的特征。为了促进成员之间核心能力的共享，除了设计高效的激励机制之外，还应当有意识地消除不必要的信息扩散障碍，保持具体形态的信息与知识所蕴含的丰富特质，制定适度的编码策略要求，以利于分享核心能力，巩固知识资产。　　

　　价值中国：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边界逐渐演变成能力的边界。未来的以创造力为组织边界的企业里，大多会是一群拥有共同兴趣的爱好者，怎么处理个体兴趣和组织目标的关系？

　　张群群：以创造力为组织边界的企业，肯定不是那种等级森严、强调权威与服从、面孔刻板的传统组织形式。如果处理得好，员工之间的个性差异和个体兴趣，不但不是妨碍组织目标实现的障碍，反而会成为这个组织创新活力的源泉。

　　我曾在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当然现在已经搞完了股份制改造）的总部里了解到，办公楼里每个职员座椅和其他办公家俱摆放的位置都是严格固定的。如有员工为自己方便挪动了位置，第二天上班时就会发现，那把椅子或小桌子已经回到了原位。我也曾在访问荷兰一家大型日化企业的研究中心时得知，他们的研究室里，每个研究人员的办公位置都是不固定的，他/她可以在任何一张无人占用的办公桌上开始工作，只要把手中的一把钥匙插入桌下的一个插孔里，办公桌就会自动调整到这位职员最习惯的桌面高度。这两种组织文化，哪一种更能容纳员工个体的个性、兴趣和爱好，哪一种更能促进知识型员工之间新鲜创意的碰撞，并进而引导到组织目标的有效实现，其答案几乎不言自明。

　　同时，以创造力为组织边界的组织体（其实不只限于企业），既可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同时又能形成自身持续传承的传统和独具特色的组织文化。我们在当今的网络世界、蓬勃兴趣的非政府组织、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企业或工作坊群体以及极具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集群身上，看到了组织边界延伸演化、创造能力持续增长、组织适应性大幅度提高等引人注目的现象。活泼睿智、个性强烈而又善于分享及合作的知识型员工，将在这些组织中找到自己中意的事业发展空间。他/她们再不是传统组织里的刺儿头和另类，反而成了新型组织中的财富和宝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