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坏更坏”的迷恋与顺从


在文学艺术领域,性的表现一直是有着巨大争议的问题。

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因为描写性而被禁毁的作品,中国的《金瓶梅》、意大利薄迦丘的《十日谈》,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美国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

当然这些作品后来都被解禁。

解禁的理由是:它们是艺术。艺术也能让性话语拥有特权。艺术能够通过特有的修辞手段,将性加以妥善掩饰和转化。

美学是一种解禁的巫术,通过这种巫术,任何污秽的和有害的事物,包括性,都能够得以净化和升华。

劳伦斯作品的解禁,就是以“美”的理由的。这个被称作“色情文学”作家,自己也竭力把自己往“美”上靠。他给色情文学下了一个定义:“是对性的侮辱和糟蹋”。

这就形成了他跟萨德的区别:虽然都写性,劳伦斯所写的性基本上属于人的正常的、自然的性行为。

这种性行为虽然超出婚姻的范围,然而是爱情的产物,至少也是自然的情欲吸引的结果,是“美”的。比如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的丈夫患有性无能症,无法完成自然的性行为,不能满足康妮的正常情欲,梅乐士就帮助康妮实现了自然的情欲。

于是康妮与梅乐士之间的性,就是建立在对非自然的两性关系的否定和对自然情欲的肯定的基础之上。

而萨德,他却给他笔下的女人留下了虐待的伤痕:

残忍的淫棍举起健壮有力的胳膊,荆条落下,鞭笞着呈现在他眼下的任意部位,先打25鞭,那娇红的细皮嫩肉顿时一片血肉模糊。

他让女主人公鞠斯汀娜被烙上耻辱的烙印,并被挖苦:

她赛似路克瑞琪雅,同时她肩头上还有淫妇被打上的烙印!她那个良心还像圣处女一般坦率天真……

路克瑞琪雅,古罗马美女,无疑是美的象征。如果在美女身上打上的烙印也可以被视作“花”的话,那它就是“恶之花”。“恶之花”亵渎了美德。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劳伦斯的另一部作品《普鲁士军官》,其中也有个虐待后的印迹:上尉给士兵的大腿上留下了踢打的肿块。但是导致上尉虐待士兵的原因,也是他对性爱的憧憬、渴求又不知所措,他还是希望正常的爱,因此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说,劳伦斯是讴歌了人类的美好,那么萨德则是渲染了人类的邪恶、病态和恐怖,于是他的冒犯已经远远超出了性,必然十恶不赦,他是对人类价值具有颠覆性的洪水猛兽。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也具有颠覆性,但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萨德都比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更具有颠覆性,他颠覆的是整个人类制度——婚姻制度、审查制度、娼妓制度和同性恋制度,他唾弃公共体面,他打开潘多拉德盒子,向社会倾倒毒液。

相比之下,“弗洛伊德只是在我们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大门前礼貌地徘徊了一下;马克思不过重新分配了一下家务劳动而已;而萨德侯爵却兴高采烈地摧毁了全部私人与公共大厦,并宣称——那些碎砖乱石才是我们真正唯一应得的命运。”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初衷只是做个精神病学的医生,他的理论只是客观上冲击了这个世界,那么萨德则是蓄意的;在马克思那里,虽然否定当时的社会制度,但他还有着诸如共产主义之类对人类社会前景的向往,萨德则完全没有。

他高喊“把美德打倒在地!”他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反抗资本主义的丑恶。他视金钱和资本主义为黑暗的权力,认为封建贵族相比之下要干净健康得多。

在萨德所创造的一幕又一幕的戏剧中,一再重复出现自我彻底自由解放的主题,人的冲动是没有限制的,每个人都应得到自由的宣泄。萨德歌颂的是没有责任的自由。

他肯定“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那里,偷盗、谋杀、强奸和强权统治都得到了赞许,对这些行为的惟一限制,不是来自道德伦理或自我规范,而来自受害者反抗的能力。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就以光荣和尊严自居——人不是自己原罪的奴隶,人是自由的,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是仅次于上帝的创造者,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人向往追求和能够取得个人的荣耀。

蒙田说:“我从来还没有见到比我自身更伟大的奇迹。”这种对人的肯定,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但是在莫索克笔下,情 形并非如此。莫索克是另一个虐恋文学的经典作家,与萨德不同的是,莫索克表现的是对暴力的屈从和迷恋。在他的《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贵族男子萨乌宁自 愿成为女人旺达的奴隶。他愿意受旺达驱使,愿意被她惩罚,把对自己的生死大权交给她。他给她订了协议:

萨乌宁•凡•库什姆斯基先生今天结束旺达•凡•杜拉耶夫人未婚夫的生活,放弃作为她爱人的权利。凭着一个男人和贵族的名誉发誓,他自愿从此以后成旺达•凡•杜拉耶夫人的奴隶,直到她恢复他的自由为止。

这个萨乌宁叫道:“请鞭打我吧,这样我才感到快乐。”

名誉——奴隶,多么奇 怪的逻辑。不是逃避鞭打,而是请求鞭打;不视被鞭打为屈辱,而视被鞭打为快乐。假如只是施暴,并不可怕。有施暴必然有被施暴者,只要我们对被施暴者加以同 情和怜悯,我们的尊严就得到了保存;只要被害者控诉暴力,或者只要老老实实被置于被同情被怜悯地位,屈辱就得以洗刷。因为否定邪恶就是弘扬正气,惩恶就是 扬善。

但是莫索克却告诉人们,他需要暴力,需要被虐待。后来福柯将之解释为是人的自愿选择,是人对快乐的追求。在莫索克的世界里,人根本不是什么“天之骄子”,而是贱骨头。某种意义上说,莫索克比萨德更具有颠覆性。

如果说萨德是倒出了令 人恐惧的毒液,莫索克则是证实了,这毒液是我们的营养品,他从邪恶的对面证实了邪恶的正确性;萨德的作品里充满了淫秽的描写和直接的行动,而莫索克则是对 身体秘密的深入的探索,他更像一个不动声色的阴谋家、严谨的学者,他触动了我们的软肋,点到了我们的暗穴:

「没有他人对我们存在的强暴和侵凌,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这简直有点拉康的意味了。我们与其是恐惧莫索克,勿宁是恐惧我们自己。

关于萨德和莫索克们,我们可以借用福柯对疯人的描述:

“疯人复现了人堕落到兽性狂乱的极点的历程,暴露了潜在的非理性领域。这个领域威胁着人,在极大的范围内包围着人的各种自然生存形式。”

于是,我们才对他们极其忌讳,于是他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只能被禁闭,被打死。即使在宽容的目光下,他们也被遮蔽为情色作家,他的作品是情色文学。

饶有趣味的是,许多革命者(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信革命教者”)慷慨接受敌人酷刑的场面,简直就是莫索克笔下的性受虐场面的翻版;而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的受难,也充满着虐恋情结。

艾丽•伏尼契的《牛 虻》里的主人公牛虻,他脸上的伤疤(令人想起萨德给鞠斯汀娜留下的那个伤痕),简直就是他炫耀的资本。那些在阶级压迫的名义下发生的暴力,特别对女性的暴 力,跟萨德笔下的情节几乎同出一辙——《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和《贞洁的厄运》里的鞠斯汀娜,她们同样被奴役,受鞭笞,同样有着徒劳的逃跑,反复落入魔 掌,她们身上都被打上了受虐的印记,而在被解救之后也都同样向同情者展示,甚至连地牢、刑具和场景的设置都惊人的相似。

在这两个故事中,还同样都存在着权力关系。不同的是,萨德将这种关系性欲化,而《红色娘子军》将这种关系政治化,于是遮蔽了虐恋真面目。

实际上,虐恋并不是什 么不可思议的“变态”。撇开劳伦斯式的、甚至是施托姆《茵梦湖》式的单纯的“美”,我们不是也很欣赏(甚至更欣赏)“崇高美”吗?什么是“崇高美”?康德 则说得很明白,是“通过不断战胜痛苦而来的一种快适感情”,明白地说,就是由痛感转化成的快感。他说:

甚至就种类而言,后一种愉悦与前一种愉悦也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前者(美)直接带有一种促进生命的情感,因而可以和魅力及某种游戏性的想象力结合起来;

但后者(崇高的情感)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所以它作为激动,并不显得像是游戏,而是想象力的工作中的严肃态度。

因此它也不能与魅力相结合,并且由于内心不只是被对象所吸引,而且也交替地一再被对象所拒斥,对崇高的愉快就与其说包含积极的愉快,毋宁说包含着惊叹或敬重,就是说,它应该称之为消极的愉快。

“这种愉快只有通过某种不愉快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崇高体现的是一种受难之美。

在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里,同样是面临饥饿和凶恶,可他不但不反抗,而且自动接受这种凶残。前者是常态,后者是变态;前者是代表正义的、进步的,后者则是软弱甚至是邪恶的。我们还知道作者的价值取向大不相同,前者是肯定的价值取向,后者则相反。

在前者这里,正如康德所说,让人物遭受不幸,是要“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固然,这里强调的是人在强暴之下的勇气,但是,难道不也客观上肯定了强暴的作用吗?

这里的逻辑是:暴力越是强大,我就越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句话说:我的美是建立在残暴之上的。

于是,残暴的价值凸显了,残暴造就了美,悲剧完成了美。也许用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里的说法更合适:悲剧人物“在悲剧中而不是在悲剧外的解脱”。

受难即是美。这倒很适合福柯对虐恋的定义了。福柯也不承认虐恋是“变态”。对痛苦的感觉,我们的生命就是对痛苦既压制又发掘的产物,一方面在本能上逃离痛苦,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捍卫痛苦,保持遭受痛苦的刺激和再生产。

有道是,对痛感的体验,对悲剧感的阐释,使得我们的生命从自然状态中区分开来,我们的精神生命才得到了的呈现。正如乌纳穆诺所说:

“只要我们不曾感受到不舒服、苦难或者悲痛,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拥有心、肺、胃等器官。生理上的苦难或怆痛,它能向我们展现自己内心的精髓。而精神上的苦难或怆痛也同样真切。因为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经拥有一颗灵魂。”

在对痛感没有知觉的快乐境界里,我们是不能深刻感受到生命存在的。

在巴门尼德那里,在柏拉图主义那里,在本体论主义那里,真正的理想的存在是普遍的一般,而个体、个别或者是派生的和处于服从地位的,或者是虚构的。

但是,这个经验的世界只是一般的王国,法律的王国,必然的王国,普遍原则对一切个体和个性暴力的王国,而另外一个精神世界是个体、个别、个性的王国,用康德的术语是自由的王国,而存在感才因此而生。

所谓痛感的存在,不过是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精神性阐释,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客观身体的遮蔽。

Via:慧田哲学编《陈希我<被妖魔化和被遮蔽的虐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