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大师(现在人都这么叫,可见大师之稀缺)仙逝，二十世纪初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件遗物已合光同尘。尽管蜀中无大将，高寿，于人于已总是件人间喜事，但不幸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又不幸偏是囿于官家学术包围之身，更不幸又被冠之以学之泰斗、国之三宝，（从毛神赞前辅仁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馆长史学家陈垣为国宝却一点也不耽误将其软禁开始，国宝一词就等于斩监侯了吧）那简直是在催人早死，不如说免去寿则多辱，省去多少被“常凯申”们口念恩师来糟蹋的机会。

同逝的还有研究挖掘宗教及藏秘史籍的任继愈，偏二人都是关乎古印度、佛教、大唐西域或梵文藏经的学人，或终身为学，或有编篡为证，伴随着西南的地震，他们的背影仿佛提醒这个时代终于不必再有什么对于教义或信仰的深究了，因为我们今天正走入一个自顾不暇的仓皇险境。

季老的梵文研究，虽称是知晓多国语言，造诣非凡，译过〈罗摩衍那〉，但闻者寥寥知之甚少，想来六十年来（即将大庆祝的这六十年，适人生一甲子，欲潜心以学问为趣的人，除去早亡于政治的，余者的一生无疑是毫无意义的悲剧主角），老人家是否已把年轻时陈寅恪胡适以及老北大处得来的一点智识迨误忘怀，那也想必是情有可原的。读不懂梵文但可以读《牛棚杂记》，还是略略有些失望。其中虽然回忆了邪恶政治操手对人性极大的勾魂能力，但终出言谨慎，无生存处境的深远思考，或许是七十不逾距的练达之必然抑或是研习吐火罗语的智慧与放下？总之我们这些血气不减的庸人似乎对一个老人七十而述的“殷殷而著”心有不甘。这要求，不是对大师，而仅仅是一个老人。这或许也是俺们向大师撒娇之一种吧。对我们的意义大约是，有态度的发言切勿等到安享晚岁，那时的中国人，包括我等自己恐怕个个都是儒教徒。

读《100个人的十年》和《民国那些人》，对比严酷的现实与璀璨的历史，牛棚杂记与普通人的血泪还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比起前辈如吴宓陈寅恪的遭遇，也从另一侧面下了人微“刑”轻的结论，这真是六十年来中国学问人的大尴尬，或不合意于王政或不慰心于庶民，无法调合。活下来的，不是被看成是愚庸无术，便是被视为狡黠人精，这真是对中国文化人寿则多辱的最好诠注。硕果或晚果侥存的大师，在“建国后作为”与“老民国坚守”两方面双重的溃不成军，深感“大师”一词基本就是活得长的一种天然奖励，这简直是没有人类干预什么事了，又回到丛林一章开篇，活着才是硬道理。季老无奈于个中味,谈到史学人邓广铭时以"后死者"自勉,或是对现实国情的揶揄.

人类从部落进期就跟来的普遍的弱者盲民的心态，在求真问实遇阻时，暴露了单个部落的不开化。新式的麻木奴化虽然是六十年来的新事物，但那种熟稔与惯性，说丑了是封建残余，说美了是文化底蕴，无数大师们走到这个节点上，“纵然‘别样’也就‘那样’了”。当别有用心地口惠而实不至地尊其大师，只是将他们迅速老化成惹灰的图腾，围观的不明真相者反观大师，发现他们始终只是别人的奶妈，在我们吃不到的地方流着高级的奶。

如此这般，大师于我真飘渺。

拐个弯,还是说回专业八卦风格学者。都是教书匠，学问也涉中印比较，写过关于〈印度的智慧〉，译过印度长诗〈薄伽梵歌〉的还有一位林语堂，巧的是，缘于这两天想念北京，我在读他笔下的北平。想念北平，这几乎是我一到深圳就会犯的痼疾，纵有海天纵有广厦，哪及大城北京那一截灰墙那一树繁花啊，这种浅薄可能一辈子也改不了。虽然草场地70号的破房东老头老太是我闯荡江湖遇到的第一宗令人发指的猥琐无信狡诈小人，但为了梦回民国达人云集的北平我可以把此二渣从现代北京地图上淡泊抹去，把推倒的城墙门楼超然幻化出来，这就是文化崇拜之一种，这一点上我和林语堂有同样的迷信。

《大城北京》无序无跋，仅从内容看是作者到台后所著，想必已经闻之新政权毁城扒墙，全市早晚赶麻雀的种种荒唐，故所有资料除赖史料更多是感性的记忆，与其说是写北平，不如说是替北平写回忆,稍带普及中国文化常识。这个福建人真是尊北抑南，或许仍有端端然庄庄然重回故城的希冀，他对五六十年代新北京的种种荒诞做作亦未置多砭，仅有诸多期盼与祝福，不限于城池而寄予以老北京人二三十年代已成型的悠闲温和热情质朴的生活方式，他甚至幻想那是“属于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预示着对所有价值的重新评估，是出自人类灵魂的独特创造”。这个愿望满足，不在政权，不在大师或大人物，而在市民，市民的喜怒哀乐关乎家园、关乎弃守、关乎生根发芽，它才是一个城市的真面目真历史，这些喜怒哀乐的原因，就是文化。当家园沙化、市民如鬼影，文化与大师，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