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观堂而后信公贤
二.旧时王谢早无家
三.吾侪所学关天意
四.残废流离更自羞
五.浮海宣尼未易师
六.老岁为诗欠斫头
七.著书唯剩颂红妆
八.斯文自有千秋业
一.观堂而后信公贤
1927年，岁次丁卯，是个不寻常的年头。
单说这年的6月2日，农历端午节前两天，一代文史大师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1927）百岁功名才及半，，却突然出人意料地在北京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沉，当时约是上午11点。相隔十余米处，刚好有个清道夫目击此事，当即跃入水中将人救起，前后不到两分钟时间。池水甚浅，甚至连王国维背后的衣服都未浸湿，他并没有呛水。但湖底满是淤泥，王国维入水时头朝下并用了相当力量，以致口鼻都为淤泥湮塞，清道夫托他出水后又不知道如何及时抢救，观堂终于窒息而死。
莫道昆明池水浅，一样呜咽送大贤。
王国维给儿子贞明留下了一封一百余字的遗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犇葬，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观堂遗命：“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陈、吴指陈寅恪、吴宓。两人都是王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同事、好友。
亦师亦友的王国维正当创造力旺盛、成果迭出的壮盛之年，忽然含恨自舍。陈寅恪感到压抑和悲哀。他在挽诗中沉痛至极地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并对亡友作出了崇高评价。
岁月如流。
32年后的1959年，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非常想念阔别多年的生死之交、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吴雨僧乃狂狷之士，学贯中西，目无余子，偏是对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心服口服，无限仰慕。
吴宓怎样看待陈寅恪呢？有诗为证：
回思真有泪如泉， 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 观堂而后信公贤。
确实，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是百年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大师。而其对政局之明察、治家之严整、虑事之周密、风骨之崚嶒，尤非观堂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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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时王谢已无家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世家子弟。
祖父陈宝箴，号右铭，咸丰举人，曾湘乡门生故吏。思想开明，精明强干，累官至湖南巡抚。戊戌变法时，他是封疆大吏中惟一公开表态支持维新者。戊戌6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即是由陈荐用。湖南当时革新风气特别浓厚，百业兴旺，人才济济。名震一时的时务学堂，即由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旨在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材。学生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白帽轻衫最少年”的邵阳蔡松坡。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光绪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等职。是坚定的维新派。但陈氏父子受曾国藩、张之洞影响很大，关系极深，他们的变法主张比较持重稳健，与激进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思想和立场，应该引起充分注意。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被清廷同以“招引奸邪”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右铭郁郁而终。散原从此绝口不谈世事，自号“神州袖手人”。转而致力于古诗创作，风格清奇拗涩，避俗避熟，成就斐然，成为同光体的首领，被近代宋诗派奉为宗祖，地位近乎北宋黄庭坚。其实他并未忘情国事，诗集中有不少反映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年间重大题材的作品，忧时伤世，爱厚悲深。散原后来居于故都北平。7.7事变后，拒绝日寇的威胁利诱，绝食而死。
这种家庭出身和政治、文化背景，对陈寅恪影响至巨。
1928年，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体育教师唐筼相识、相知并结为百年之好。好友吴雨僧写了一首七律，祝贺陈、唐新婚。诗曰：
廿载行踪遍五洲， 今朝萧史到琼楼。
斯文自有千秋业， 韵事能消万种愁。
横海雄图传裔女， 望门耆德媲前修。
蓬莱合住神仙眷， 胜绝人间第一流。
唐筼是前清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师范毕业，沉静贤淑，博学能干。从此两人琴瑟和鸣，相依为命达40余年，直至生命的终点。这是历经世难、目盲足膑的陈寅恪平生的最大幸运。
我从来不信王静安“殉文化”这种说法，更不要说是“殉清”了。要不，中华文化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空前浩劫，平生心高气傲而终于饱受屈辱都远在王国维之上陈寅恪为什么没有自杀？陈寅恪不是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衰竭。自杀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很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内心受到极大的折磨和委屈。具体到王国维，我相信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家庭的麻烦和苦恼才是第一位的。直接的祸首，舍“上虞老贼”（傅斯年语）而谁？
他们有3个女儿：长流求，次小彭，幼美延。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在广州逝世。11月21日，唐夫人去世，终年71岁。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简直就是上苍赐给陈寅恪的一个天使。
多年以后，陈、唐夫妇得以合葬匡庐。
1999年大约是春天，梁某特意去了一趟广州。主要目的，就是到银河公墓凭吊萧红的埋骨之地；到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的故居。
在陈先生故居，绕室彷徨，心事浩茫。不由想起何士光的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里面的句子：
要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人预先地告诉你，说你后来能有的日子不过只有这样的一条远远的楼廊，那你会怎样想？那时你还愿不愿意再望前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春草芊芊，燕子呢喃，阳光暖洋洋的，微风中略带一丝薄寒。
人去楼空，旧游飞燕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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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吾侪所学关天意
1902年春天，12岁的少年陈寅恪随长兄师曾（即陈衡恪。著名画家，亦精于金石篆刻，是鲁迅的好友。其岳父范肯堂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文士，尤擅对联）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后因病回国疗养并就读于复旦公学。这时，其国学根柢已相当扎实。据他的表弟兼同学俞大维（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说：寅恪对十三经大都能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但他的志趣不在通经，而在研究历史。1909年秋天，赴德国留学。
此后十余年间，游学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有意思的是，1915年春，寅恪曾回国至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不过为期甚短）。在哈佛攻读3年后，又离美赴德，“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这次在柏林历时4年，直至1925年应聘回国。
陈寅恪在欧美读书的重点是研究语言文字，目的在于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亦即汉学家所谓“读书必先识字”的门径。德国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语文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建立信史的最近途径。
寅恪曾这样概括静安之治学方法：
1.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2.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3.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这其实也可看作是陈氏的夫子自道。
当时留学之风大盛。潜心问学者固然不乏其人，混混儿却也为数不少。陈寅恪曾私下向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据杨步伟（赵元任夫人）回忆说：当时大家公论，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1925年秋天，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利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大事扩充。在胡适的大力推动下，校长曹云祥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主任，主持日常事务；聘请国内泰山北斗级学者，充任教授。于是“清华学院多英杰”，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一时之盛。
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早就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名满天下；赵元任文理兼修，学贯中西，1918年即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留学生中的翘楚人物。只有陈寅恪寂寂无名，只写过很少几篇文章，而且没有任何学位。这在现在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事实证明了这个决定的高明。
1925年，陈寅恪自德返国。因父病及经营母、兄葬事，直到1926年8月25日新学期临开学前才抵达清华园，从此开始长达43年的教学生涯。不惟学术成果斐然，而且桃李满天下。
陈寅恪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一说20余种）。对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研究。史学造诣尤为深厚。对梵文、突厥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下文将有专章论述。
陈先生是中古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文化、种族、家族、门第（即社会阶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把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融为一体并推向深入。他在研究隋唐史时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径。“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早己常识化。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这也是他特别推崇白居易的原因。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他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诠释了钱、柳诗文。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证史的典范。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使学者们困惑不解。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对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亦有新见。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被认为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他对藏学、突厥学研究精深，但从不轻下断语，总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背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评价历史实事求是。
陈先生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有口皆碑。史学界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陈寅恪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但他一生处于硝烟弥漫、祸乱丛生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膑，以致夙愿未克完成。这是极可惋惜的。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在国外也备受推崇。
日本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等著作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说明，可见其普及之广与受重视程度之深。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又如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正如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汪荣祖教授所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藐予小子，搜罗胪列略事简介已感吃力，何敢赞一辞。令人喟叹的是，其中不少已成绝学。
时下，国内学文史吃饱了混天黑的博导博士后博士们比肩接踵，多如牛毛。但多是“行货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更适合去卖猪肉。
所以，梁某对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脊续’国学”的宏伟抱负深表理解，但很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