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残废流离更自羞
葛兆光说：如果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陈寅恪就是中国最痛苦的学人。此言近是。
之所以如此，就陈寅恪而言，除了遭逢世乱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原因，是他中年目盲、晚年足膑，身心额外遭受一份深重的苦难，生活失去了很多便利和乐趣，更给研究和著述带来极大不便。
陈先生诗云：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确实是血泪真言。
在陈寅恪79年的生命史中，有两个阶段是最艰辛、最痛苦的，一个是八年抗战，一个是文革时期。
1937年7.7事变，引发中日全面战争。9月15日，散原老人在故都北平逝世。寅恪料理父丧，哀伤过度，致伤双目。“满七”后，挈妇将雏，仓皇逃离北平，途径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汉口、武昌，几经展转、数历艰困才终于在11月20日夜间到达目的地长沙。
当年8月，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清华、北大、南开这几所我国最好的大学南迁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
没过多久，战火南延，长沙将成为前线。“临大”又奉命西迁云南，组建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开始颠沛流离。头顶雨雪风霜，披星戴月，乘坐长途汽车、江轮，经衡阳、零陵、桂林、乐平、梧州、虎门，在1938年春节前夕才到达香港。这时唐夫人出现心脏病症状，体力不支；幼女美延又患病发高烧，不能再走，只得租房在香港暂住。幸得好友许地山（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夫妇悉心照顾。陈寅恪春节后只身经滇越路赶往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授课。初到蒙自，又不幸染上疟疾。伶仃孤苦，情绪落寞。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夏天，拟去国赴英讲学。端午节，好友吴雨僧于昆明“海棠春”设宴饯别并赋七律一首相赠：
国殇哀郢已千年， 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 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 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 蛰居愁与俗周旋。
陈衡哲女士曾评论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暑假期间，陈寅恪离开昆明到达香港，拟全家搭坐轮船前往英伦。孰料人算不如天算：他抵港的次日，恰逢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因此未能成行。秋天，回到昆明，重新担任西南联大教职。此后直到抗战胜利，虽曾几度打算再往英国，但因为旅费难筹等原因，终未如愿。
战时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后几年，更是百物腾贵，物价飞涨。薪水既不能按时发放，更是经常打折扣。作为最高级别的“教授中的教授”，身病目残，家累亦复不轻，陈先生也不时感叹：“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基本物质条件无法得到保障，营养很差（一个学生馈赠3罐奶粉，居然就让老教授很开心），灯光昏暗，是造成陈寅恪目疾加重、终致失明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等人思想急遽左转的一个转折点。
1945年春天，陈寅恪惟一可用的左眼视网膜剥离趋重，不幸失明。住进成都存仁医院，开刀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反而造成战后到英国医治时更难措手。
陈寅恪当时沉痛悲苦的心情，有诗为证：
天其废我是耶非？ 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 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 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 蔡威唯有血沾衣。
所谓“著述自惭甘毁弃”， 自嘲而已，并非由衷之言。学术著作几乎就是学者的生命本身，何况是王、陈两先生这样神州文化系于一身的大儒呢。其实，最令他伤怀痛心的，就是其大量书籍、笔记的遗失，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陈先生离开北平时曾将一批书托付友人寄到长沙，但当书陆续寄达时他已离湘辗转赴滇。后来长沙“三大政策一把火“，这批书都化为灰烬。而陈先生随身携带的两箱最珍贵的书籍（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录有关资料及心得，可以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也在他由香港经越南赴滇途中被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唐夫人谓陈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得了精神病”。这不光是陈寅恪的损失，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大而言之，亦是我中华文化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1949年后，陈寅恪长居岭南。虽有种种困扰不满，但生活一度安静而较有保障。他心情也有比较明媚的时候。
陈寅恪“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这个话题，当年余英时与刘斯奋杀了个七进七出，煞是好看。一个是陈先生的“异代相知”，一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弦箭文章”。两者高下，不问可知。但是，刘文并非一无可采。我认为，余英时对目盲足膑对陈先生心理的影响，就注意不够。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将陆续在下文有所涉及。
1962年，岁次壬寅，是陈寅恪的本命（虎）年。寅恪自谓：“生于光绪庚寅，推命家最忌本命年。”但壬寅年适逢元旦日食，刚好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按传统说法，又是盛世祥瑞。故作诗曰：“虎岁傥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
6月10日，在家中沐浴时，陈寅恪不慎摔跤，右腿骨跌折。住进中山二医院留医半年，因年老未动手术。当时，陈氏及门弟子、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陈先生不肯，终未治愈。次年1月21日回家疗养。但从此不能下楼，更不能在中大校园散步，困居一室。古稀之年，目盲之外，更添足膑。苍天待陈寅恪何其酷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狂涛奔涌，洪流泛滥，陈寅恪遭受灭顶之灾，终难幸免。
就是在这样的时势和身体条件下，陈寅恪教授学生之余，仍以极大的毅力，出众的才识，对中华文化的极度热爱，克服重重困难，著述等身，在文史的诸多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文史大师。
寅恪先生是极为自负的。他完全有这个资本。在《赠蒋秉南序》中，他写道：“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确实，如果不是遭逢战乱，又目盲足膑的话，我不知道：此翁的成就，将伊于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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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浮海宣尼未易师
1948年12月15日，几经周折后，一架来自南京的小飞机终于在解放军重兵围困之下的北平南苑机场冒险降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逃离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的故都北平。也就此拉开了国民政府“抢救学人”活动的序幕。
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这就是被鲁迅称作“奴隶总管”、“元帅”、“工头”的周扬后来所谓：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派飞机去接他……的由来。
此后，胡适等人去了美国。更多的人去了台湾。陈寅恪虽然多次为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唐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从此豹隐岭南。先任岭南大学教授。后来，岭南大学为中山大学合并，改任中山大学教授。红朝建立后，曾以各种方式并几次派专人来穗敦请陈寅恪回北京任职，都被先生委婉而坚决地予以拒绝。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台湾当局能偏安一年以上。白宫已通知其外交人员，作好台湾落到毛泽东手里的准备，并声称美国不会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由大哥而小弟的唐宁街10号本来早已习惯跟在美国人后面跑，这次却更加激进，1950年初就已经扭扭捏捏地宣布打算承认新中国。
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循规蹈矩。它往往是诡异的、出人意表的。“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读史早知天下事”……之类大话，是不宜太过当真的。
国民党政府并不象一些当代学人标榜鼓吹的那么好、那么漂亮。它亦曾一度靓丽并赢得人心。但在内忧外患交困下，执政者未能开诚心，布公道，采取符合民意而切实可行的内政外交措施，而是倒行逆施，贪污腐化，结果友邦唾弃，人心丧尽。诚如周恩来所谓“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它终于进退失据，众叛亲离，土崩瓦解，丧失政权，并非偶然。
当代学人的另一个误区，是过于强调“去”者与“留”者的高下得失。简言之：去者高、得；留者下、失。这是极为皮相的见解。如果不是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呢？台静农当年留在台湾未返回大陆的惟一原因，十分简单：家累太重，买不起船票。如此而已。这种例子很多。学人们很多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其实都是在大胆假设，自说自话，经不起小心求证的。
抗战期间，陈寅恪西迁昆明，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垣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在为陈垣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言中，寅恪先生写道：“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事情很清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孰去孰留，而在于是否“树新义，负如来”。
梁某认为：1949年后，去者如胡适、殷海光……，留者如陈寅恪、储安平……，应该等量齐观，完全无须强分高下。“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树新义，负如来”者如陈援庵辈，另当别论。
就陈寅恪本人而言，他本来就对蒋家王朝多所不满。随着政局的不断恶化，他对政府不仅失去信心，甚至感到愤恨。这从《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南朝》、《青鸟》、《哀金圆》……等诗中不难得到确证。在某种意义上，陈先生的诗其实也是“诗史”。我还注意到：陈寅恪不惟是立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这两者互为表里。
研究陈寅恪，余英时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但他为了强调陈先生对共产党的不满，过于刻意推求其诗文中的微言大义，得出的结论却是陈对国民党一往情深，念念不忘，这就未免太过先入为主，走火入魔，过犹不及了。陈先生对五星红旗的态度自不待言（后文将专门论及），但他又何尝喜欢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余先生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胶柱鼓瑟，对号入座，拿唐夫人坐实柳如是，显得书生气十足，非常不伦不类，闹出不少笑话。我有点奇怪：余英时研究红学也颇有成就，他何以不是“索隐派”呢？一笑。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按汪荣祖的说法，约可分为3个时期：前8年生活安静，教学与研究工作尚称顺利；中间8年遭到文字上的批判，不再教书，但仍然撰文，生活也受到照顾；最后4年受到文革狂风暴雨式的袭击，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以至含恨逝世。
这种说法表面看似乎不错。但对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对专制政治和文化、尤其是对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系统性的政府行为的切齿痛恨，对一代大师由此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如果不是视而不见，起码也是轻描淡写。余、汪两位先生都是高才博学的硕儒，均为陈氏功臣，在下敬服不暇。但他们各有预定立场，或右或左，则皆为梁某所不取。
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不说是姿态，不算是统战，又当如何？又算什么？清高自负如陈寅恪者，会拿这些当回事？
陈先生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写的“序言”中说：“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自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这完全可以当作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
社会、生活现实给陈寅恪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领略新凉惊骨透”；
是“浮海宣尼未易师”；
是“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
……
先生渡岭后，在广州度过了他79年生命中最后、最艰难然而也是最璀灿的20年（1949至1969）。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亦由此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