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八阅读札记两则
龚明德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八日，也就是上个周六，清晨，吴鸿送他的宝贝女儿亦可入我住宅旁侧的玉林中学深习功课后，来我这里玩儿。我们又约宏亮夫妇及其儿子阿兮，还有周理父女，大约十点半许，各自乘坐吴鸿和宏亮的坐骑同时到了成都东郊的三圣乡一处大型景点“荷塘月色”，在一处熟悉的“荷叶飘香”木制二楼空阔的看台安顿下来：喝茶、吃饭，还有俯赏近一千亩的翠荷美景。
美美地吃了午餐，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仍乘坐吴鸿的坐骑返回玉林住地，补睡了午觉之后，就起来随意阅读。不料，随意读到的两则深深印入我脑海的体会，却与上午的闲情完全不相关联了，
——沉重之后，还是沉重……
札记两则之一：“一九五七年后，强调外行领导内行”
从自送仙桥旧书市场贱价买回的一堆书中，随手抽出一部绸脊纸面硬精装的《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是一九八三年四月由中国大陆地区政权的组织部和文献研究室联合编选的一部中国大陆时任政权要员论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文字，是纲领性质的“文献”。
这部书名本该叫《中国大陆地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的文献集是值得一读的，尤其我看到的这一句话。
我看到的这一句话在这书的第一百三十三页，时任政权要员的关键人物之一说：“一九五七年后，强调外行领导内行，许多干部就不注意学习业务了。”
这一句话是一直时任执掌中国大陆地区的执政的现场纪实，说这话的人至少自一九五七年起就在这政权现场，所以他才敢说出这一句大实话。
我是一九六九年秋参加中国大陆地区正式的公办学校教育工作的，当时我只有十六七岁。我的亲自观察，就直感到一个惨酷的现实，就是：所有被提拔上去做“领导”的，包括当“教务主任”一类业务“领导”的人，都是不认真钻研业务的人。我现在还记得我曾经任教几个月的家乡小学和任教六七年耕读中学的那几任“领导”的详细景致。
有一个从部队调来接任耕读中学校长的转业军人，矮胖的身材，他完全不谈业务学习，一天到晚睡足了懒觉就喊来三个老师陪他玩扑克。一直到我离开这所耕读中学去读工农兵学员，几乎天天不上课的时间都看见这位校长在和三位老师玩扑克。这位校长的名字我仍然记得，但不忍心公布，毕竟是“乡情”，——三十多年前家乡风情之一啊！
一九八三年秋我从湖北教育阵线转行到出版阵线，直到我二〇〇七年年底完全脱离，见到的“强调外行领导内行”的活生生的现实也几乎没有变过。不同的是，一九九〇年前担任“领导”的“外行”多少还有点儿人情味、还不敢太造次。比如我最初在四川少儿出版社打工时，遇到的女总编虽然业务上不是内行，但她不整人。我与这位女总编大吵一次后，她就跟省出版局负责人商量，说我不适于做抄写发票之类的打杂事务，两三天后就调我到专业岗位担任“文艺理论”编辑。如果这事发生在一九九〇年后，“外行”领导就会弄得我“待业”了……
作为行政官员体制的规定“外行领导内行”，而且是“强调”，也就是是强制执行，如果不读这部《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我还真不了解这个年近花甲的地区政权的“内幕”呢！
了解了“内幕”，就该认命：一个野蛮政权的内在遗传基因是极其顽固的，要做好精神准备，以播布文化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切记要避开这些多如牛毛的“外行”领导的干扰，这“干扰”包括各类物质方面“待遇”和文化之外的“帮助”，要不忘读书人的使命。
札记两则之二：昆德拉拒绝承认是“捷克作家”
翻阅一大堆一位友人提供的他读过的我未订阅的《中华读书报》，在今年六月三日的第三版“国际”版面上，我读到一则让我心惊肉跳的讯息。
这则讯息说：八十岁的米兰•昆德拉再一次拒绝了本来是其祖国的捷克的邀请，老人执意不回老家参加为他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而且，昆德拉还给他冠呼的“恋尸聚会”的研讨会去了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他已经“自视为法国作家”，并且“坚持自己的作品应该归入法国文学的范畴，在书店应按法国文学分类”。
常识，估计大家都知道。捷克原是捷克斯洛伐克，是老列老斯操办的东欧什么阵营的有机组成。我有两个女性朋友是捷克人，这一对姐妹曾向我很艰难地述说过捷克的变迁。当时，我只有一点感受：胡闹的制度，唯一的受害者就是普通百姓。
昆德拉，八十岁高龄的米兰•昆德拉，不像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丁玲们说的什么“娘错打了儿女，娘还是娘，我们还是要热爱她”（大意）的蠢话，这位昆德拉甚至不承认自己是捷克作家。
可笑的是，截至当今，中国大陆地区印行的汉文昆氏作品全都不标明是“法国”，像捷克的布尔诺犯傻一样，我们不要再说米兰•昆德拉是捷克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