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民族主义将对岳飞的评价搞得歧义丛生外，还有一个把岳飞搞成翻天覆地的理论，就是阶级斗争理论，这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理论。1951年，中国开始讨论如何评价岳飞，当时最刺激人的一个标题是：《岳飞，他对人民是有罪的》。理由呢？因为岳飞是“封建奴才”。虽然当时一些学者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是，阶级斗争理论依然把岳飞定位成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忠”的奴才。这种论调长期都没有消除，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岳飞剿灭盗贼，被说成是“镇压农民起义”，所以“有罪”。直到2007年，号称国内宋史第一专家的邓广铭先生，在他修改后再版的《岳飞传》中，依然将岳飞“扑灭农民起义”的行为称为“血腥”与“罪恶”。然而，邓广铭先生又不得不承认，岳飞的军队即便在“扑灭农民起义”的时候，依然秋毫无犯，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戴。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一位老妇女欢迎岳飞，人们问她丈夫在哪里，她说，丈夫因为造反，被岳飞的军队杀了，但她还是欢迎岳飞，并不恨岳飞。虽然邓广铭先生总体上还是将岳飞称为“民族英雄”，但是，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笼罩下，岳飞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成为无法获得共识的难题。有人考证岳飞出身佃农，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似乎并不能否认岳飞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奴才”。
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把岳飞描绘成“有罪的”，很难让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于是，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调和，说岳飞和秦桧都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只不过分成了两派，一派愿意抗战，另一派愿意投降。由此，岳飞和秦桧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岳飞的悲剧命运也被打上“封建意识局限性”的标签。因此，有人说，对于有“忠君”思想的岳飞，对于岳飞的爱国主义应该“批判地继承”。但是，当今著名的“红楼附会学”家之一，冯其庸先生在60年代初指出：岳飞的“忠君思想”是不能批判性地继承的，因而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把岳飞说成是“统治阶级的奴才”，并没有完全占据舆论。此后不久，周谷城早先写的历史著作中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遭到了广泛的批判。周谷城确实有贬低岳飞的倾向，于是，批判文章指出，周谷城是替“议和派”翻案，是赞成投降，是丑化岳飞这一“民族英雄”。这一批判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周谷城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宣传“卖国无罪”。所以，我们看到，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岳飞形象的一个大起落：先是因为岳飞“镇压农民起义”而成为“罪人”；然后，又因为岳飞的“爱国”而成为批判“卖国”行为的旗帜。但是，还没有完。1966年，《中国青年报》刊登文章，标题是：《岳飞不值得崇拜》，使用的还是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于西方，用它解释很多西方社会问题，大都还能适用。但是，把阶级斗争理论机械地搬到中国，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往往不适用。比方说，反动的统治阶级愿意投降，革命的劳动人民愿意抗金，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必然结论。如果岳飞代表统治阶级，那么，岳飞的处境岂不非常尴尬？再说，统治阶级愿意投降也不尽然，宋朝皇族赵姓宗室人口众多，随着“二帝”被掳往北方，还有很多赵姓宗室没有被掳走。宋史《英烈传》中有大量赵姓宗室奋不顾身抗金而牺牲的记载。当某些人对于是否抗金而犹豫时，经常有赵姓宗室站出来说：我是宗室成员，我不抗金谁抗金？我不为国捐躯，谁该捐躯？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赵姓宗室是真正的统治阶级，那么，捐躯的宗室成员与愿意投降的宋高宗、秦桧等人又是怎样的关系？所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往往错误百出，谬误千里。对于岳飞来说，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搞不清楚岳飞究竟属于哪个阶级。虽然有人考证说岳飞是佃农出身，但是，岳飞年纪轻轻，一到大地主家“上班”，就遇到了强盗，武艺高强的岳飞打败了强盗。然而，依照阶级斗争理论，对抗大地主的强盗就是代表先进的农民阶级，甚至还可能是“起义军”。本身也是无产农民出身的岳飞，他的这种做法难道是从一开始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那么，岳飞的抗金为何又受到无数百姓的支持？因此，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评价岳飞，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这个理论不完全适合中国历史。
另一个给岳飞评价造成巨大混乱的，是同样来自西方的历史进步论。历史进步论简单来说就是，历史永远向上走，现在永远比过去进步、文明。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中国近代的落后，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的核心就是儒家学说。于是，对于岳飞和秦桧，又产生一个大问题：他们谁代表儒家思想？由于历史进步论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凡是落后的，一定是儒家；凡是儒家学说，一定是落后反动。从这一概念出发，秦桧、宋高宗主张投降，所以是落后的，所以秦桧代表儒家。而事实上正好相反。我在《一桧虽死，百桧尚存》一文中已经说过，秦桧明确反对儒家思想，岳飞到是不断以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一些历史学家即便不承认岳飞是百分百的“儒将”，也不得不承认岳飞是重视儒家的军事人才。
很多著名的宋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晕头转向。为了适应历史进步论削足适履的方式，有些大学者只好不顾现实，硬把秦桧说成是代表儒家，却不看看，最早主张“请斩秦桧”的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大批被秦桧残酷迫害的，都是儒家知识分子；此后几百年将秦桧定位在“奸臣”行列的，都是儒家正统的知识分子。说秦桧代表儒家，完全是睁眼说瞎话。当铁的事实证明岳飞远比秦桧更接近儒家，岳飞一心想用儒家思想来充实自己，在“历史进步论”的绝对作用下，又出现了一个荒唐的结果：由于儒家就是落后，就是反动的代表，因此，信奉儒家思想的岳飞，他的抗金行为也成为落后、反动的行为，也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贬低岳飞，为秦桧翻案，又成为批判儒家思想的一个必然产物。“历史进步论”这一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绝对化，就这样导致了大量的荒唐，人们的思维和评价标准被彻底搞乱。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进步论”？它在某些地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该成为绝对真理，不该成为评价一切的准绳。历史进步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最明显的反证，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果欧洲教会统治的中世纪是比古希腊、古罗马更进步、更文明的社会，为何还要“文艺复兴”？为何还要复兴1000多年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传统？按照历史进步论所说，历史永远是直线上升，现在永远比过去先进、文明，那么，“文艺复兴”难道不是历史倒退？如果文艺复兴是历史的倒退，为何还要大书特书，大力肯定其进步意义？如果狡辩说，历史的进步也会有暂时的起落，那么，1000年教会统治的中世纪，这个“暂时”也太长了吧。况且，在这1000年中，又有几个人认为教会统治是“暂时”的落后？几乎所有当时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比古希腊、古罗马更为先进的文明。教会思想统治欧洲一千年，最终被历史证明是落后的，它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回到历史时间轴更早时期的文艺复兴，才是重新回到进步和文明的轨道上。那么，西方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不过才100年，谁能保证50年、100年后，历史不会证明，现代畅行于中国的西方思想也是一个“暂时”的错误？
把历史进步论绝对化，运用到岳飞身上，就可以得出上述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除此之外，历史进步论还在另一个方向上，继续搞乱我们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历史进步论”彻底认定中国的古代历史就是落后与野蛮，因此，向国外学习，抛弃本国传统，就成为正确的选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岳飞抗金就等于拒绝外来文明，秦桧议和就等于与外来文明携手相安。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不久，立即发表文章说，秦桧几百年来是被“冤枉”了，目的无非是拿秦桧和岳飞说当前的事情，希望中国不要抗拒外来文明，而要像秦桧一样，对外来文明“以诚相待”。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包括汪精卫。因此，胡适为秦桧翻案的主张，或者成为错误理解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价值的必然，或者成为某些公开或秘密出卖中国利益者的护身符，其最终结果，都是为秦桧翻案。
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乃至今后，所有为秦桧翻案的人或主张，无一能逃出上述几种西方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强行改造，其结果总是荒谬和矛盾。可悲的是，以中国自身历史发展为主体的评价标准和方式，在这一百年中，几乎毫无踪影，没有市场，被彻底批到批臭。自清朝灭亡一百年来，西方思想的传入，搞乱了中国人的思维。它的核心在于：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严重缺乏自信，看不到真正的价值，无力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盲目相信外来文化，盲目地把外来文化当成绝对真理，不顾中国的现实，生搬硬套，削足适履，造成对中国历史评价的无数混乱。
当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多优秀的遗产，有人便以极端方式反驳道：难道要回到过去？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欧洲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名义上是复兴1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并没有完全复古。欧洲“复兴”的对象，是1000多年前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化。我们今天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彻底妄自菲薄，便看不到自身历史、文化的真正价值，盲目崇外就是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岳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800年来没有多少混乱，中国人的结论和评价清清楚楚，中国老百姓对岳飞的喜爱也实实在在。但是，在思想和观念上盲目地崇洋媚外，在最近的100年间，把岳飞和秦桧的关系搞得混乱不堪，颠三倒四，在其他更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其混乱更是可想而知。这个话题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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