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贩子获罪受刑仍难解“一号难求”问题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案一审宣判，9名被告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30个月。从指控的内容看，这些号贩子获罪受刑，并非仅仅因为倒号行为本身，更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试图垄断倒号市场，并且收钱帮人加塞，从而破坏挂号窗口前的排队秩序。

毫无疑问，打击号贩子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秩序，但仅仅打击号贩子绝对无法解决“一号难求”问题，因为“一号难求”的根本原因是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而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要解决公平问题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公平这个概念，不同的人实际上有不同的理解。多掏钱多享受是公平，按先来后到排序是公平，按疾病的轻重缓急分别对待也是公平。

笔者不反对预约挂号商业化，是因为只要这笔钱能确实去到医院手中，确实能起到激励供给的目的，那么它就不是那么可恶。有些评论认为，预约挂号商业化是“劫贫济富”，减少了穷人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机会，但要知道预约挂号商业化富人是多掏了钱的，“价格歧视”歧视的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关键问题在于，稀缺资源所获“租金”到了谁的手上，是号贩子还是医院，影响如何，有没有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起到缓解供需矛盾的作用？如果落到像前文那“9名被告”手中，当然不能起到增加供给的目的；但如果钱最终主要到了医院手上，促进了供给，那么就不能算是件坏事。

挂号制度改革和排队秩序强化可有效清除号贩子，但医院里的挂号队伍并未消失。有人辩解说，即使这样对穷人还是有些好处，理由是穷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在竞价和排队之间，穷人宁愿选择排队。但富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虽高，难道非要自己排队不可？他完全可以雇佣时间机会成本很低的人来替他排队，而挂号排队是不可能实行完全实名制的。

因此，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还是要靠扩大供给，而这就需要改变目前不恰当的激励机制：“租金”不能真正落到资源拥有者手上。现在很多人老拿医院的公益性说事，曲解公益的意思，好像要公益性就不能赚钱。可一个组织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它又怎么能长期存在呢？没有收入来源，医院的医疗设备、专业人才、治疗药品从哪里来呢？所以，像其他任何需要长期存在的组织一样，医院也必须考虑其收入来源，必须考虑成本，确保每一笔钱的使用价值。因此所有者对医院的剩余权是非常重要的。

而当前我国医院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所有者缺位，所有者缺位就给内部人控制创造了机会，结果本来属于所有者的利益大部分都被内部人瓜分。医院管理者面对优质医疗资源短缺，根本没有兴趣扩大供应，反而乐于从短缺中获得更高的“租金”。结果是拥有优质资源的医院与普通医院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拥有优质资源的医院所拥有的优质资源越来越短缺，而普通医院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都难以让人放心。

幸而新医改里提到对医院将管办分离，只是不知道分离以后管办的各自目标是什么，真希望将“办”的一方变成真正的股东，像其他正常组织一样让“赚钱”变得光明正大，让规模扩张变得更有力道。

 “健康太重要，不能交给道德去保障”，这是一本经济学入门书上的话，希望能引起大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