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应人、刚柔并济、以美利利天下的治国方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易·丰卦·象传》《周易》尚变，认为宇宙间一切为变所适，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系辞》。作为人事社会活动，《周易》治国方略以天道作为出发点，提出“顺天应人”的变革规律。
《周易》以乾、坤为首，以既济、未济为尾，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种类历史形态，每一个历史形态处于往复无穷的循环交流中，在此之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又自成一个小循环，“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周而复始；认为“原始反终”乃是一种规律。不过，《周易》也提出“生生之谓易”的重要思想，“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认为历史的进程是一个不断生息的过程，阴阳的变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论所能行涵盖的。在《周易》看来，国家治乱兴衰的本质是“蛊”，即腐败与革新。随卦倒象成为蛊卦，随和容易产生合污和腐败，蛊是器皿中的食物腐败生虫，象征一个政权的腐败。“蛊，元，亨。利涉大川”，腐败就要革新，包含着元始与亨通，预示着一个新的政权的到来。“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在革新开始实行那天以前的三天，全面宣传新政策新办法；在革新开始，新政策新办法开始实行那天以后的三天，反复强调新政策新办法，旧局面结束，新局面形成，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革”卦进一步说明变革，“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唐孔颖达《正义》称：“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者也”。政治革命，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实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但是，如果“剥床以足，以灭天下也”(《剥·初六·象》)，统治者的“位”好比是一张床，庶民百姓好比是床之足，统治者骄奢淫佚腐败过甚，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在下的臣民可以行“革”道，以暴力革命加以扫灭。《周易》将其概括为“顺乎天而应乎人”， “天”即天命，从历史的运动发展来说，指的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从政治活动的要求来说，也就是政治家发动群众、号召群众的旗帜， 是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源泉。“应乎人”就是以民为本，民是国家的根本。在《周易》看来，能与“天地、四时、鬼神”“合一”的大人----执政者，对于有关人民的事情，要非常认真、谨慎，一点也不能懈怠，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舟与水的关系，“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剥卦.象传》，以为“泽灭木，大过”(《大过·象》)。《周易》设计的是君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君主主义以民本主义为基础，国家的主体是君，但在实行统治的时侯，要以民为主体-----民本主义，在这样的君臣关系之下，作统治者的应宽厚待民，谨慎从事。后来荀子对此做了概括，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特别是唐代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明确人民是主人，所有当官的都是人民用自己的税收雇佣的仆役，对于不称职的官员，人民有“则必甚怒而黜罚之”（《送薛存义之任序》，见《柳宗元集》第616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革卦是“革命”一词的滥觞和改革思想的源头， 蕴涵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治国论中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易》体系本身在周朝时期及以前，是从自然万物出发赋予八卦各种含义，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六十四卦之间也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不平等。儒家思想占主导的《易传》对《周易》加以理论升华，把本来先天平等的六十四卦 ，变成存在严格 等级序列的结构。《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易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210)说,整个世界都是若干不同层次的对立事物构成的,世界先有天地的对立，产生了自然界的万物；有了自然界的万物，然后有人类社会，体现于人类社会就是“男女、夫妇、君臣”这几种两两对立的政治关系，提出了“天尊地卑”、“长尊幼卑”、“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等系统的等级思想。这就是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根本理论基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为几千年统治阶级的治国方略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了统治的需要，《易传》把宇宙统一于“易道”之下，君子“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名耳，是六家同归于正，但所从之道殊途，所学所行，或能使人名察而行，或不能而”《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明了虽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的学说所主张的途径不同，议论精审各异，但在天下的治理上都归到易道上，“乾坤，其易之门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阳为尊、阴为卑”，“阳主阴从”， 得出的结论是：天尊地卑,是乾坤确定不移的地位。尊者贵者在上,卑者贱者在下。自然界的规律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的秩序也应当如此，从而确立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汉朝董仲舒把《周易》的宇宙模式精细化，设计出一个全新的天人宇宙对应图，从理论上严密论证了“君权神授”思想，把君主主义的合理性变成一种谁也不能怀疑的宇宙本然结构的必须结构，同时又把君权的权力进行了适当的约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总结性指出：“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第147-148页汉武帝独尊儒术，《周易》跃居五经之首，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工具。然而，如果以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只讲儒家思想，而彻底抛弃了法家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中国专制统治的最大秘密是儒法结合，也就是《易传》的“刚柔并济”，荀子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也就是霸、王道的结合。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与义是王道的标志。对此笔者从二个方面分析，一是以“仁”为核心的治国思想。乾卦文言曰“君子体仁”，爱人民是“仁”，体现在治国政策上就是以以德行、仁义为治国之本。“颐贞吉……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王道认为执政者必须具备“养贤以及万民”的德行。《师卦,卦辞》说:“贞，丈人吉，无咎。”《彖辞》解释说：丈人指国君。师，众也。贞，正也，强调执政者必须具有中正之德，才能“行险而顺”，“而民从之”。《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有王道政治，每一卦的大象都指王道的参政策略和参政场所，屯大象“君子以经纶”，参政于初九；蒙大象“君子以果行育德”，参政于九二，如此等等。然而，政治的较量是心术的比赛，谁高瞻远瞩察深知心，谁的政策得民心，谁就能成功执政。对此，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提出，君主们没有必要具备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的优秀品质，如果具备这些本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本质行事是有害的，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些本质，因为“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盖这种兽性，并且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的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的支配”，“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中国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显然有着深刻地认知，无论王道还是霸道，作为统治之术它们的运作前提是相同的，那便是维护君主专制。换句话说，霸道是君主专制的霸道，王道是君主专制的王道，作为统治之术，都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只是达到君主专制的路径不同而已。汉宣帝时期是整个西汉政治结构最为顺畅，政治效率最高、社会也最安定的一段时期，素有中兴的美称，史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汉书本纪第九元帝纪》国家法制很严，但又不纯任酷吏，皇权政治积极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所谓汉家制度。这是中国两千年治国的成功之本，也是中国古代专制的秘密所在。
二是以“义”为使命的治国思想。《系辞》曰：“崇高莫大乎富贵”， “何以聚人曰才”，“变而通之以尽利”，认为追求财富、生产财富并达到富有作为一种伟大的的事业，执政治国应“以美利利天下”《乾文言》为总方针，实行富国政策。因为“物畜然后可养”、“物大然后可观”、“物畜然后有礼”，有了强大的财富，才能养万民、使民通情达理，实现国泰民安。对此，《易传》提出“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发展生产是“理财”， 保持政令和教化措施的清明是“正辞”，维护社会安居乐业的稳定秩序是“禁民为非”。简言之，发展生产，获得财富要坚持一定的道义准则，遵守一定的法律，以为百姓做贡献为“义”。在具体措施中，强调轻徭薄役、节用有度为治国安邦的方略。《周易》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彖传》指出适当作些经济让步看来似乎是损失，而这种损失却是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增益，有利于整个统治阶段的长远利益只有深刻理解这一道理，才会认识节用爱民的重大意义。于是又提出了节制的问题，“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象传》节，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卦象是用泽去节制水。以泽节水，塞而不流则溢出，流而不塞则干涸。最得当的办法是将水节制在适中的水平线上，使泽既蓄水又流水，既不干涸又不溢出，这就叫：节制得适度。对百姓的经济管理也有一个节制得适度的问题，要想节制得适度，就必须“制数度”。数，即计量单位，用以衡量适中与不适中。但数与度的计量是靠人去掌握，还必须“议德行”，领导者个人应懂得“施禄及下” 《夬·象》具有高尚的道德，又要推而行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彖传》执政者如能量财之所入，计民之所用，将税收法度定在适中的水平线上，这样既不损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妨害百姓继续生存，整个社会才会安宁。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周易》“以美利利天下”的正确思想被历代治国者所抛弃，说到底是 “霸王道杂之”的本质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主义，它的主体是君，但在实行统治的时侯要以民为主体-----民本主义，专制统治者与民休养生息发展措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真正希望人民富强。人的本性是无限追求财富的，如果任其发展，必须会走向市场经济，也必须导致民主主义，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体，从而否定君主的主体地位，这是封建专制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历代统治者以“重农轻商”、“重农轻工”作为治国的既定方针，把人民彻底地束缚在小农经济的框架内， 实行经济上愚民，这也是中国古代两千年治国的秘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