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走了，戴着一顶他自己也不愿意戴的 “国学大师”的帽子。
    我从来没有读过季先生的文章，所以在自己的范畴里不能确定他究竟是不是国学大师。不过，既然全国上下都称先生为“国学大师”，我也就认为季先生是国学大师了，可见“众口铄金”在中国的重要性。更何况季先生还有一个在《百家讲坛》红红火火的关门弟子钱文忠，钱氏在当今中国差不多也快成大师了，他的恩师称为大师也不会勉为其难吧。不过，我对“关门弟子”这个词向来鄙夷，因为这颇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架势，殊不知古时绿林人物在打架时先报上门派，看能不能把对方吓住，吓住了自然是好事，吓不住再做厮杀，中国文化界自古重视师承，与绿林人物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抬高自己，大概是为了争夺文化界的话语权。钱氏已有地位，仍需如此，文化界那些宵小之辈，无需论也。钱氏学问，我非常敬重，唯一让我感觉其人不妥的就是这个“关门弟子”的称号。弟子也罢了，岂不知这一 “关门”，把很多东西都关住了，包括宽容的学问。因为只要有 “关门”，便有门派成见，文化江湖上难免有厮杀，只传关门弟子，不传庶出弟子，或者对他们有保留，这关门弟子将来恩怨多矣。孔子从来不 “关门”，如果 “关门”，也就不会有“三千大弟子，七十二贤人”了。
    “大师”二字的起源不知在哪里。民国以后，“大师”的称呼渐渐泛滥，只要在某一个领域里技艺高超，均可以成为大师，不过那时的“大师”“他封”的居多，进入二十一世纪，“大师”逐渐流行“自封”起来。看来这些人看《西游记》看得多了，孙悟空“齐天大圣”的招牌伎俩颇能深入人心。《南方都市报》经常会有半版的广告，是为画家范曾大师做的，既然是广告，当然以赚钱为目的，所以毫无疑问得到了范曾“大师”的首肯。这年头默认自己为“大师”的名人，一个是余秋雨，一个就是这位范曾了。前不久，范曾“大师”写了一个什么虫子的外传，用来骂黄永玉“大师”的，这个虫子两个字，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写，看来“大师”就是“大师”，骂人也那么有国学水平，我等真是自叹弗如。在那篇文章里，范曾除了骂黄永玉为龌龊的虫子外（从人格上打击），还攻击黄永玉的国画没有入门（从学术上攻击），可怜见的黄永玉就靠这两手吃饭，范曾“大师”毫不犹豫地打碎了一个老人（先勿谈大师）的饭碗，这种做人做事的行为，大师乎，小人乎？这让我更鄙夷起大师来。再后来，根据一些资料，原来黄永玉“大师”曾经在文化圈子里的酒会上，拿着啤酒瓶子砸过范曾，毫无大师风范，难怪范曾骂他为虫子，原来也只不过一李逵而已。不过我还是挺佩服余秋雨，上海为他专门定做了一个 “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余秋雨不但默认，而且自辩，一点也没有“谦受益，满招损”的国学传统。看来“大师”称呼是不以人格为基础。至于文怀沙之流，只留下抄袭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的“三十三字”真言，能够忝居于“大师”之列，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来想调侃一下“大师”，写着写着开始悲观起来。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不缺乏大师，这是我的自信，也是对我们祖国文化的自信。但是看着那些所谓的“大师”到处招摇过市，人品之低下，做事之龌龊，实在让人不齿。大浪淘沙，谁是“大师”，谁是“小师”，再过三十年自有分晓，因为三十年后，这些自封“大师”的人物恐怕都寿终正寝了。
    不过，我还是要对先寿终正寝的季羡林先生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因为“国学大师”这个称呼，季先生是不愿意往自己头上戴的。季先生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可见季先生是多么的清醒，这比范曾之流在报纸上用广告形式吹嘘自己是大师高明多了。仅此一点，作为后生，以后一定要买一些季先生的作品，好好学习学习研究研究。只是我不知道我们称季老为“先生”的时候，钱先生高兴不高兴。
    我向来对先生这个词有好感，既表达了尊意，又没有吹捧的嫌疑。例如我们都称呼鲁迅为“先生”，非常亲切，我也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直喊鲁迅为大师的，尽管他也写出了 《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国学著作中的精品。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按照这样的说法，到处都有自己的老师，哪还敢在芸芸众生面前称“大师”？先生也就是比我们先出生了几年而已，从“学无止境”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均是平等的，所以我们有机会也有时间追赶，何必在身边树一个镌刻着“大师”的里程碑？
    所以，还是少称些大师，多叫些先生吧！

来源于：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