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所得税不大可行
降低公司所得税似乎也不大可能提高股本资本回报率。美国公司的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只能算作D 类，A、B、C 类分别被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持有， 代表的是他们征收所得税的权利。虽然这些“投资者”不会占有公司资产，但是他们在公司收益中分得一大部分，包括留存收益导致股本增加所产生的收益，留存收 益本该归属D 类股东。
这些A、B、C 类股票的另一迷人特点是，只要任何一类“股东”进行单边投票，那么他们在公司收益中占有的份 额将会立即大幅增加，而且不需付款，比如，对A 类股票持有人(联邦政府)而言，只要国会采取行动即可。更有趣的是，有时其中一类股票持有人会投票追溯提 高其占有企业的份额，纽约的公司1975 年就很沮丧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每当A、B、C 类“股东”投票提高他们在企业中占有的份额时，剩余归属D 类股 东——普通投资者——的部分就将下降。
展望未来，长期来看，认为A、B、C 类股票控制人会投票降低他们的份额是不明智的。D 类股票持有人可能将不得不努力维持他们自己的份额。
FTC 统计显示通胀上升经营利润率下降
上面我们提到的五种增加股本回报率的方法中，最后一种是提高经营利润率。一些乐观的人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大幅提高股本回报。没有证据显示他们错了。但 是，1 美元的销售额中只有100 美分，在我们得到剩余价值、税前利润前，这1 美元的销售额中还要扣除多项支出，主要项目包括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 各种除所得税外的其他税种。在通胀时期，这些成本的相对重要性似乎很难下降。
而且，最近统计证据也不支持上述认为通胀时期利润率扩大 的说法。在1956-1965 这段通胀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每季度报告的制造业公司平均每年税前销售利润率为8.6%。 1966-1975 年间，平均利润率是8%。换句话说，尽管通胀率大幅上升，公司利润率还是下降了。
如果企业能够按照重置成本定 价，利润率在通胀时期将扩大。但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尽管大多数大型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得到人们普遍信任，但是他们未能做到按重置成本定价。重置成本会计 方法几乎总是显示过去十年中公司利润大幅下滑。如果像石油、钢铁和铝等主要行业的垄断能力名副其实，那么我们只能认为他们的定价政策备受制约。
上面可能提高公司普通股回报的五个因素都分析完了。在我看来，在通胀时期，这些方法的效果都不大。也许你在分析完之后更加乐观，但请记住，12%左右的回报率已经伴随我们多年了。
未来收益三因子：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税率和通胀率
也许你同意上述12%左右的股本回报率多多少少是固定的，尽管如此你仍希望在未来岁月中取得良好的回报。这一点也无可厚非，毕竟，很长时间以来，很多投资者的收益都不错。但是，你未来的收益将取决于三个变量：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税率和通胀率。
我们先来简单地算一算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当股票价格一直等于账面价值时，一切都非常简单。如果股票的账面价值是100 美元，平均市场价值也是 100 美元，企业12%的收益将为投资者带来12%的回报。如果派息率是50%，投资者将获得6 美元的股息、并且从企业账面价值增加中获得另外6 美 元，这6 美元自然会反映在该投资者所持股份的市场价值中。
如果该股票的价格是账面价值的150%，整个情况就变了。投资者同样将收 到6 美元的现金股息，但是其回报率只有成本的4%。企业的账面价值同样也将上升6%至106 美元，该投资者所持股票的市场价值类似地也上升6%至 159 美元。但是，投资者的总回报——包括股票升值和股息——只有10%，低于企业原本12%的回报率。
当投资者以低于账面价值的 价格买入股票时，这一过程正好反过来了。比如，如果股票价格是账面价值的80%，假设收益和派息率和上例相同，那么股息收益率将为7.6%(6/80)， 股票升值6%，总回报为13.5%。换句话说，折价买股的回报率要高于溢价买股，这是常识。
“二战”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市场价值 1974 年最低，仅为账面价值的84%，1965年最高，是账面价值的232%，大多数时间，这一比率高于100%。假设未来这一比率接近100%，这 意味着股票投资者将获得企业全部12%的回报率，至少他们含通胀、含税收益率为12%。
通胀是一种税，扣除后的收益有多少?
通胀是一种比我们立法机构制定的任何税的破坏性都更大的税种。通胀税有吞噬资本的奇妙功能。
如果我的通胀率假设接近正确，那么即使市场上涨，结果仍然令人失望。上月道指大约为920 点，相对于10 年前上涨了55 点。但是，经通胀调整后， 道指下跌大约345 点——从865 点跌至520 点。即使是为了得到这一结果，道指成分公司中已经有大约一半的收益未派发给所有者，而是进行再投资。
未来十年中，单单算上12%的股本息票、40%的派息率和目前110%的市净率，道指就将翻番。考虑到7%的通胀率，在1800 点出售股票的投资者在支付资本利得税后的实际状况要比现在贫穷的多。
说到这里，我几乎可以听得见投资者对我的悲观预测的反应了。他们可能会认为，不管未来投资环境中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他们总会努力为自己交上一份优异的投 资答卷。他们成功的可能并不大，当然，投资者整体而言，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随心所欲买进卖出一只证券，并且收益超过通胀率，我倒愿意做你的 经纪人，但不是合伙人。
即使所谓的免税投资者——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也逃脱不了通胀税。如果我假设的7%的通胀率是正确的，那 么大学会计应当把每年收益的前7%仅仅视作对购买力的补充。捐赠基金的回报率如果低于7%，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挣得。如果通胀率为7%、整体投资回报率为 8%，那么，这些自认为免税的机构实际上支付了87.5%的“所得税”。
通胀影响实际资本积累，派息后业务扩张资金所剩无几
为了理解通胀对实际资本积累的影响，需要稍微计算一下。我们暂时回到前面提到的12%的股本资本回报，这一盈利水平扣除了折旧，应该允许现有产能的重置。
我们假设一半的盈利以股息形式派发出去，剩余6%作为未来增长的股本资本。如果通胀率低，公司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实物产出的真实增长。因为在这种情况 下，为了复制今年的实物产出，第二年投入到应收账款、库存和固定资产的资金必须增加2%，这样只剩下4%投资于实物产出的增量部分。也就是说，2%为虚幻 金额增长提供资金，反映的是通胀;剩余4%为真实增长提供资金。如果人口增长1%，那么实际产出增加4%带来人均净收入增长3%。过去我们经济体的人均净 收入增长基本上就在这个水平。
现在我们来做另一个运算。如果通胀率是7%、派息政策和杠杆率保持不变，那么考虑通胀成分后，剩下的实 际增长为零。12%的盈利中一半用于派息，剩下的6%全部用于为维持去年的业务量而增加的资金。许多公司在正常派息后实际上没有留存盈利为业务扩张提供资 金，他们开始问，我们如何才能降低分红同时又不会惹怒股东?我给他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方案了。
近年来，发电行业分红 能力甚微，甚至没有。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投资者同意购买他们的股票，他们就有能力派息。1975 年，电力行业支付普通股股息33 亿美元，要求投资者返 还34 亿美元。当然，他们略施小计，拆东墙补西墙，这样得以避免重蹈Con Ed 公司的覆辙。1974 年，Con Ed 公司非常干脆地告诉投资者 无力派发股息。这家公司坦率但不明智的做法在资本市场上换来的是灾难。
精明一点的公用事业类公司维持甚至增加季度派息水平，然后要求新老股东把钱汇过来。换句话说，公司发了新股。这种做法将巨额的资本送给税务部门和承销商。但是，似乎每个人都兴致高昂，特别是承销商。
或许政府是解铃人
随着企业努力应对实际资本积累问题，预计这种削减派息的方法将会被更广泛地使用。但是，控制股东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7%的通胀率和12%的回报率导致用来满足公司未来真实增长所需的现金流减少。
因此，随着传统的私人资本积累方法在通胀面前变得岌岌可危，我们的政府将越来越多地试图影响行业的资本流入，他们也许会像英国那样失败，或者像日本那样 取得成功。美国不具备日本式的、政府、企业和劳工密切合作所需要的文化土壤和历史背景。如果幸运，我们或许能避免步英国后尘，在英国，各个集团围绕如何分 配蛋糕而非协力做大蛋糕争斗不休。
总之，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关于投资不足、滞胀以及私人领域不能满足需求的故事。
附：通胀环境中有望表现较好的公司
既然通胀对企业盈利影响具有普遍性，那么哪些公司受伤害较小?在1983 年致股东信中，巴菲特指出，虽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那些自然资源、厂房、机器或 其它有形资产丰富的企业最能提供通胀保护，但情况并非如此。任何需要有形资产净支出进行运营的无杠杆企业均将受到通胀伤害。需要很少有形资产支出的企业受 通胀伤害最小。重资产企业通常回报率低，其回报率通常不足以满足通胀带来的企业现有业务运营的资金需求，没有剩余资金来支持真实增长、向股东分配股息、获 得新业务。相比之下，在通胀岁月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中，那些对有形资产需求较小、拥有持久价值的无形资产的企业占比较大。在通胀时期，经济商誉(而非会计商 誉)能够持续创造价值，因为真实经济商誉的名义价值通常与通胀成比例增长。
在1981 年致股东信中，巴菲特提到，其旗下伯克希尔哈 撒韦公司收购的两类公司结果非常亮丽，其中一类恰好是能够很好地适应通胀环境的企业。这类企业必须有两个特点：(1)有能力在无需担心市场份额和单位产量 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轻易地提价(即使当产品需求平稳、产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时也能如此)，(2)有能力将企业产出额大幅增加(更多是归因于通胀而非真实增长) 与较少的额外资本投资需求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