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外部性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收益。”（P28）如果强加的是成本，则是负外部性；反之，则为正外部性。萨缪尔森承认，外部性是市场非效率的第二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完全竞争）。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外部性广泛存在的话，就意味着市场广泛地非效率，从而与市场导致效率的基本假设相矛盾。对此，萨缪尔森的处理是将非效率的范围缩小到两类事件，一类是污染，负外部性；一类是公共品，正外部性。结论是，只要政府制定政策控制污染，提供公共物品，则市场仍然是有效率的。
但是，由于现代世界各种事件间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几乎每一个行为都具有外部性，而且行为的层次越高，外部性越大。农民打农药的外部性其实是微小的，所有农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都打同一种农药，其积累的外部性才会比较明显，而农药厂为降低成本农药配方的一个小小改变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外部性，权威的实验室宣布某一种化学成份有毒或无毒，则具有更大的外部性。如果政府宣布解除对农药配方的管制，其外部性将进一步增大。因为这意味着各农药生产企业可以按照最低成本、最有效灭虫的配方生产，而不管这种配方是否对人畜有害，是否会产生长期积累的副作用。如果经济学家建议政府解除一切管制，例如张维迎先生说要像戒除毒瘾一样戒除管制，为此张先生获得了一笔稿费并增加了在经济学界的声誉，则一旦该建议被采纳，其外部性将不亚于原子弹爆炸。如果张维迎先生是听从哈耶克的教导，则哈耶克先生的外部性又大于张维迎。
不仅是科技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在市场竞争中，每一个竞争行为都是面向对手，即外部的。例如长虹彩电降价，看上去像是长虹与消费者之间的内部关系，实际上却是长虹与康佳、海尔之间的关系。降价使消费者转而购买长虹彩电，从而使康佳、海尔的彩电积压在库房，资金难以回笼，甚至有可能面临亏损、破产。类似的如广告，它似乎只是企业与广告商之间的关系，广告商与媒体的关系，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但它所针对的却是其他同行企业。像可口可乐每年50亿美元的广告费用就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全球各地有实力的饮料商纷纷转产、破产，可口可乐得以垄断世界碳酸饮料市场。当然广告的外部性不仅于此，事实上广告是不需要受众付费的，因此受众所产生的感受都属于媒体与广告商和企业交易所强加的收益或成本。受众的感受不仅是经由广告而对某一种产品产生心理定势，而且会受广告所传达的其他信息的影响，例如个人感官至上等。这种价值观渗透到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则受众既有可能变得更加勤奋地工作，又有可能因为挣不到钱却想享受生活而去犯罪。这都是广告的外部性。迈克·波特的竞争战略讲到一个企业所面临的五种竞争力量，一是同行企业的竞争，二是供应商的竞争，三是消费者的竞争，四是替代产业的竞争，五是潜在进入者的竞争。这就意味者企业处在广泛而复杂的外部性之中，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外部性。
事情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当我们说由于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因此每一笔交易都是不平等的时候，其实这就意味着每一笔交易都对于交易双方都是有外部性的。这种外部性就是强势者的力量积累，弱势者的力量削弱。在每一笔交易中强势的积累可能都是微小的，正如单个农民施用农药其副作用很微小，或单个冰箱所释放的氟利昂很微小一样，但无数笔交易中强弱势的自各积累，就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食物链，构成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贫富差距。萨缪尔森举例说，“当你去理发时，理发师得到了相应的时间、技术和店屋租金的全部价值”（第28页），因此这笔交易就是没有外部性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理发师能得到多少酬金，取决于理发师与顾客之间的强弱力量对比。高明的理发师能让顾客甘心情愿地多掏腰包，一个令顾客满意的发型，也许能让顾客在演出或谈恋爱时获得更好的效果（外部性），顾客就愿意让理发师分享自己的外部性，在这一关系中理发师处于强者地位。反之，如果高明的理发师很多，理发师可能就处于弱者地位。虽然为了学得理发技术，理发师花费了大量时间、金钱和心血（这是理发这一交易的负外部性），但是却不得不接受很低的报酬。事实上，交易甲方如果能确切了解乙方可能得到的正负外部性，让乙方看不到负外部性，并夸大正外部性，则成交价格就会极有利于甲方。这正是信息不对称，乃至信息遮蔽，或信息欺诈的经济意义。由此可见，外部性与内部性是密切交织，无法分割的。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对于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的深刻认识。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有些学者甚至强调所谓蝴蝶效应。当系统处于不稳定平衡时，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平衡被破坏）就可能引起大西洋上空的一场风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希望实现所谓“外部性内部化”，其实就是要割裂事物间存在的相互联系，是非常可笑的。
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来自科斯定理。在科斯以前，庇古以后，亚当·斯密开创的主流经济学已经承认市场会失灵，因为有外部性存在，为了使“看不见的手”继续起作用，必须加入“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但科斯却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亦即不存在外部性，或外部性可以内部化。因此在有外部性存在的地方，政府不需要干预，只需要明确初始产权即可。比如苹果园附近有一个养蜂场，由于蜜蜂授粉使苹果增产，而苹果园的增产却并不给养蜂人以回报，因此养蜂人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即亦有外部性存在。这时，养蜂人就会向苹果园主要求分享苹果园主的收入，并威胁说，如果你不给我分享，我就不在这里养蜂。而苹果园主则会反唇相讥，说你的蜂吃了我的花粉，我还没有向你收费呢。这样双方就会吵起来，甚至两败俱伤。养蜂人撤走，没有了蜂蜜收益，而苹果也减产。庇古会认为，这时候应该由政府奖励养蜂业，使养蜂人的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而科斯则会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产权不明确，如果规定苹果的全部收益归苹果园主，则养蜂人就不会再提出要求。而苹果园主为了使苹果增产，会主动与养蜂人谈判。或者规定苹果的增收部分产权归养蜂人，则养蜂人会主动和苹果园主谈判。最终养蜂人与苹果园主都会按照一定比例分享增产收益，即达成最有效状态——当然，谈判必须是不存在成本的。这样，外部性就内部化了，“看不见的手”就又灵验了。
许多批评者认为，科斯定理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是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因此不可应用。二是初起产权的分配非常重要，因为涉及到谁向谁付费的问题。这诚然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在事物之间的损益关系极为复杂，亦即外部性极为复杂的条件下，产权明确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刚才养蜂人和苹果园案例中，养蜂人诚然给苹果园主带来了收益，但没有苹果园，养蜂人的蜂也失去了蜜源。那么，养蜂人究竟是否拥有蜂蜜的所有权呢？显然养蜂人并没有以侵犯苹果园主人财产所有权的方式进入苹果园，只是他的蜜蜂进入了苹果园。苹果园主可以拒绝养蜂人进入苹果园，却无法驱赶蜜蜂，即无法保卫其苹果园的完全所有权。这里，蜜蜂打破了传统所有权关系。因此产权无法明晰。又比如刚才那个理发师和顾客的关系，理发师为顾客理了一个漂亮的发型，使顾客的收益大增。那么这个发型的产权应该归谁？归理发师吗？还是归头发的主人？再比如，长虹彩电降价，侵犯了康佳的市场份额，使康佳资金积压，权益受损，康佳是否有权控告长虹侵犯产权？国家是否应该把企业每时每刻变动着的利益都界定清楚？由于复杂的外部性的存在，事实上不同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产权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侵犯，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股票市场上最典型，大庄家进场，跟庄的散户们都从其价格上升的外部性中受益，大庄家清仓，散户们又跟着倒霉。如果产权完全明确，外部性完全消失，则任何交易都无法发生，任何市场都无法存在。也就是说，科斯的产权明确不但不能捍卫他所欣赏的市场经济，反而会取消任何经济活动，使世界凝固起来。
谈到市场经济交易成本为零的可能性，更是天方夜谭。道理同样很简单，市场的本质是冲突，冲突的成本当然是最高的。事实上，世界上庞大的武器库和军队的存在，都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更不要说无数的政治家、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新闻媒体、商业体系，甚至巴黎时装表演的模特，都是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事实上，如果一个工厂的所有员工能够相互之间排除交易成本，排除相互算计，排除相互钻空子、下绊子，则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不知道科斯先生有没有考虑过，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才有可能做到交易成本接近于零。
但这样的社会不正是科斯要批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