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家庭储蓄并非导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家庭储蓄占GDP之比基本保持在两成左右，上下浮动不大。企业和政府储蓄的大量增长才是真正的推手。　如何才能让中国的高储蓄率降下来？智库们各有高见，但“均贫富”似乎是共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认为，中国企业储蓄率过高，如果通过分红的方式，将企业利润转移给政府和民众，将对储蓄率降低大有裨益。周小川也表示，为了让民众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要让公众更多地分享企业的高收益”。
    解读：其中大部分观点都是老生常谈。倒是拥有数据优势的周行长的观点新颖。但是对于居民储蓄和企业，政府储蓄比例各占二八的情况我很质疑。这些年国有企业改制改组，个人财富得到极大的膨胀，而且一定程度上说某些企业储蓄就是个人储蓄，这样个人储蓄怎么会有这么低的比例呢？而且更为甚者如果政府和企业储蓄真的那么多的话，我们知道至少政府是有购买冲动的，怎么经济难有起色，我想正因为个人储蓄占大头，而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投资，消费意愿都不强烈，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局面。而对于刘校长的建议通过分红的方式达到财富转移，首先民众不是一般公司的股东，没有分红权，另有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最大化自身利益是根本，不会受政府左右，而且即使民众持有股权，债权也不会很多，因而对于均贫富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这样的想法很天真，但是应该让民众该得的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