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月30日国家发改委决定将成品油价格上调每吨600元的举动，民众似乎并没有产生“审丑疲劳”，一如既往地进行质疑，而国家发改委亦一如既往地对各种质疑“顾左右而言它”，以“与国际接轨”这个百试不爽的武器应对之。

相对于6月1号的涨价，本次涨价不仅理由更不充足，在时机的选择上亦给外界“迫不及待”的感觉，恰好凑够22个工作日之后立即上调，而且上调的幅度超过了外界的预期。从国际油价的表现看，从6月1日到6月30日，国际原油期价从每桶68美元左右涨至70美元，价格走势基本处于一个盘整期，而且据业界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原油供求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国际油价超过72美元的可能并不大；考虑到6月1日刚刚上调，特别是实际价格一直高于国际油价的事实，本次油价完全没有调整的必要。

但实际上，国家发改委不仅“及时”上调，而且上调幅度远远超过了预期。这样，经过调整，根据所谓的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的油价出现了两大尴尬的“背离”：一是与国际油价背离，中国的油价高于与中国资源禀赋相似的很多国家的油价。有学者按照税后的价格计算，按照目前每升6.37元的油价，剔除税收后的价格应为约4.08元。而美国新泽西州目前每升油价约4.56元，税收价格为3.64元。每升高出1.8元；二是实际销售价格与历史走势的背离。现在，北京汽油每升6.37元的价格，已经达到了国际油价147美元的时候的高位。

这两种“背离“意味着，如果国际油价未来继续上升，按照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和《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则国内油价必须继续 “接轨”上调，可是，现实的尴尬是，即使剔除燃油税改革的税收因素，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顶到了天花板上，这使得成品油价格在国际油价上调的情况下，上升空间极为有限，而且，按照目前的调价规律，一旦国家油价突破80美元，所谓的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将彻底被废，油价又将回到以前高不成，低不就的扭曲境地。

更为尴尬的是，就在国家发改委决定上调成品油价格之后，因为国内成品油需求的严重不足，成都、昆明、南昌、合肥、浙江、福州等地均出现了每吨200元—500元的跌幅，重庆、成都地区下跌幅度全国最大，比如，重庆柴油下跌100多元/吨，汽油价最多降了500元/吨，几乎抵消了6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时600元/吨的涨幅。这更为本次油价上调给了一个极具讽刺色彩的注脚。这意味着，成品油价格上调不仅没有民众的理解，更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很显然，这是一次极为失败的公共政策调整的经典案例。

可以说，自燃油税改革以来，民众对成品油价格的每一次调整无不质疑重重，究其根源，无非有两点：一是政策本身不透明。按照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国内成品油出厂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和适当利润确定，但国内成品油价格以那些国际原油价格为基础来制定，合理的利润和成本又是多少，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二是对政策的解释不透明。明明国内油价明显高于国际上很多国家，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仍然振振有词表示我国的油价比大多数国家低。而对于为什么不能给成品油定价一个透明的公式，却以防止国际投机来应对。这种不能真诚面对民众的“政策解释学”不仅无助于政策的公正，更有损于政策的权威。

而且，这种涨价的政策效应对整个经济复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然的。油价上涨的“联动效应”亦将激励相关行业上调服务价格，几大航空公司公开呼吁复征燃油附加费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反应，而这种传导最终的承担者就是民众。

很显然，这是一个可以足以写进公共政策教科书的经典失败案例。笔者一直呼吁成品油定价公式透明化，要么与国际彻底接轨，要么实行完全的价格管制。而现在这种既高于高级油价，又与国内石油供求基本面完全背离的价格管制，实在让人看不懂，而其中的缘由，仍然是垄断阶层的私利在作祟。凡是成品油价格机制完全透明的国家，根本不会给所谓的投机者给任何的政策空间和机会。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