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庆市取消31名民族身份造假考生的录取资格，对他们的父母分别进行党纪和政纪处分，同时，宣布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不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此举引发社会热议。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同此心，是一个非常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由。但是，对于高考这样一个影响巨大、利害巨大的国家行为，还需要考虑和平衡相关的价值，譬如，高考录取制度的公正性是否需要保护？政府行为的公正性是否需要保护？无论是教育部关于“阳光高考”的规定，还是目前正在探讨中的扩大高校自主权的高考制度改革，都把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作为基本要求、基本手段，这也是众所公认的最有效的社会监督。如果重庆之例成为示范，天知道“保护未成年人”的盾牌将堂而皇之地遮挡多少“猫腻”，信息公开这个几乎是唯一能保障高考公平的法宝，是否会完全失效？联系浙江对“三模三电”作弊学生的“模糊公示”，就不难理解这一担心，那时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一义正词严的借口。推而广之，这个问题就更突出，初中毕业生是真正的未成年人了，同样需要阳光的中考，能不能通过学生信息公开予以监督？

    显然，只强调对犯错未成年考生的保护而罔顾其它是片面的。维护教育公平，也是保护更大多数的未成年人。有人较真地要求公布31人中的成年人；作为补救，我认为至少应当做到公布31名造假学生的家长姓名。必须认识，这一弄虚作假并非一般性的过失，而是相当严重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就错误的严重程度而言，已经超越了作为公务员的道德底线。他们不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党纪和政纪处分，也应当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由此，不能不说到对犯错者的处分：15名党员领导干部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谁都知道党内警告算是个什么处分，它等于是豁免了这些公务员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这样宽宏大量、充满关爱的“处分”，几乎是对弄虚作假的变相鼓励了！

    因而，重庆市对高考录取舞弊案的这一处理，具有严重的不良示范作用。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但绝不能成为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