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诺斯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上课的老师顺便提到他的名字，说他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变迁”。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存社会中的文化、行为规范，你要去问为什么的话，一定只能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因为现在总是过去的延续，今天的现状正是昨天的结果。但是，尽管后来我下载了他的书，但一直未看，也不知道有关诺斯的情况。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纯粹是我的爱好，或者说打发时间的游戏，对我的工作与收入毫无用处，我也没有期望能想出个什么结果，同时也总是有那么多的杂事来分心，难得抽出时间来看一看。第二方面的原因则源于我的先入为主。我以为诺斯只是分析制度的演化，而当时我认为更深的逻辑应该在文化的演变中去寻找，制度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甚至只是文化演变的结果。所以一直没有很大的了解动力。

　　真正让我开始了解诺斯的是源于一句话：“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这恰恰与我的观点一致。于是产生了强烈的了解的欲望，更加上刚好有时间。一了解，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知己，我们两人观点有太多的相似。

　　诺斯不仅仅关注作为正式规则的“制度”，同时也关心非正式的约束，像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这跟我不谋而合，但我比他更关心后者。但我一开始就把突破口放在考察社会的“观念”上，因为我有一个判断，就是观念的形成在我们文化、制度的演变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甚至起决定作用。看他们怎么形成的，然后再分析对制度、文化的影响。

　　诺斯也注意到了观念。他把它定义为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ciphering）,实际是一个意思。在他早期的思想中，并没有给与很高的重视，只是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来分析。到了晚年，诺斯越来越重视人们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作用。跟笔者走到一块来了。

　　诺斯认为“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乃是制度变迁最重要的来源”，正因为如此，在诺斯的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影响，同时纳什博弈论思想的影响也随处可以见到。

　　诺斯创造了一个词：路径依赖。用我的话就叫做秩序的偶然性与稳定性。

　　笔者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动力有三大来源：

　　1.社会中个体的自利。

　　2.个人理性和集体的无理性的冲突。

　　3.观念的产生与更新。

　　这三大动力往往交织在一起，任何一次制度、非正式规则的变迁都分析才能知道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什么。

　　先来看看第一个：社会中个体的自利。

　　动物界一样是存在“制度”的。这种制度既有人类社会非正式规则的特点，又有正式规则的特点。他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每个个体基本上都知道有问题，同时他又有明显的强制性，一旦违反就会遭到惩罚。可以考察群居动物的生活习性，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促使动物形成规则的最简单的逻辑可能就是个体的“自利”。用其他的解释好像有点牵强。动物会有观念吗？动物会因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而改变规则吗？

　　因为后两者要求一个前提：个体有足够的智慧，动物能思考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如果说动物界还让人困惑的话，我们看看另外一些“制度”。水总是往低处流，河流总是奔腾倒海，随着海拔的升高，植物分布有明显的变化，森林种的树总是尽可能的长高，于是很多树，很细长。等等。这实际都是“制度”，都是规则。只有一个理由解释：个体的自利。

　　人类社会一样。

　　每个个体都想要获得利益，如果各方力量差不多的话，可能会协商；如果实力悬殊的话，可能就会强制。

　　这里的个体具体所指不同的事件中各有所指。历史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

　　皇权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源于强者的自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源于自利。

　　商鞅变法，实际就是制度的变迁。我们不去深究历史细节。两个人物起着关键作用。第一个就是商鞅，他要求功名、实现自己的抱负；第二个人就是秦孝公。想要富国强民。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很早的变法开始了。后来，商鞅被杀，实际也是源于另外一些人的“自利”。但是，很多做法还是保留下来了。“人民”在里面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再看看削藩制度、思想控制的做法，如文字狱，典型的个体的自利。

　　至于社会的一些潜规则、行为规范、观念等等，他们的形成与扩散尽管原因很复杂，但跟“自利”有着莫大的关系，由于篇幅就不展开讨论了。

　　诺斯提到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之所以引发变迁根本上有时就是源于自利。

　　再看看第二个原因：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奥尔森说，三个和尚很可能是没水喝的，然而，肯定不会渴死。当渴得不行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办法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变迁”。

　　当集体都无理性的时候，改变是肯定要发生的。

　　注意跟第一点区别，这里也有自利的因素，但最大的动力是：已经无利可图，不得不改变。

　　我们看看两次变法。

　　一次是王安石的变法。看看变法前的状况。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激涨，真宗景德年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导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保守主义盛行，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

　　北宋初年给予军、公人员极大优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对外方面，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仁宗庆历年间军队人数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使得北宋的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沉重。

　　下面是岁入＼岁出表（单位：匹贯石两）

　　 年岁入岁出

　　1021（天禧五年） 150,850,100 126,775,200

　　1048（庆历八年） 103,596,400 89,383,700

　　1049（皇祐元年） 126,251,964 126,251,964

　　1065（治平二年） 116,138,405 131,864,452

　　明显可以看到入不敷出。

　　第二个变法就是戊戌变法。情况更加明显。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大清帝国与列强的“相处”情况。

　　甲午战争后，列强各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895年，法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

　　1896年，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

　　1897年，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

　　1897年，法国不允许清政府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德国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1898年3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并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俄国以东三省和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取得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法国以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8年6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7月，租占威海卫并取得津浦铁路南段的修筑权，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中国已经到了无路可走，无处可逃的地步。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老百姓，农民还是商人，只是情况有轻重而已。另外这里要注意一个观念：国家、民族的气节。

　　这两次变法，实际都可以看到不得不这样做的无奈。

　　再看看两次中国近现、代两件意义非凡的事。

　　第一件、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要求，并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只是导火线，真正的原因实际是中国受尽列强的欺凌、掠夺，国内也由于各种原因民生凋敝、经济萧条。

　　第二件事、改革开放。

　　看看1978年的一些数据就知道，实际当时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当集体无理性的时候，不管这种结果是什么原因，必然带来不管是作为正式规则的“制度”还是非正式规则的变迁。

　　在一个很小的集体里，就像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临时组成的、为完成某个特定目的的团队，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

　　诺斯屡屡提到的“交易成本”实际有时就是指的这个。

　　最后来看看观念的产生与更新。

　　观念一方面是规则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推动规则的变迁。

　　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只是一颗很普通的恒星等等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必然带来观念的变化，对宗教的统治会产生冲击。

       任何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伟大理论简单说来就是告诉我们几个观念。

　　君权神授的观念必然带来专制。

　　自由、平等、博爱必然会带来民主。

　　法的观念必然会推动法治的到来。

　　对法的观念同时也决定一个国家法治的具体内容。

　　集体主义的不当的宣扬与诠释，必然带来专制。

　　看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吧，马克思的观念被接受、被宣传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两件很有意义的事。

　　商鞅变法前为了取信于民，以便新法能顺利地贯彻、实施下去，想了一个办法。

　　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国可是从来没有出这么重的奖赏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奖金，但总有一些吧。他扛起木头，搬到北门，跟随的观众很多。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第二天，商鞅颁布新法，并使新法顺利地实施了下去。

　　商鞅很聪明，懂得先改变人的观念。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

　　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仅仅持续了83天。

　　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持续上演了几千年的戏演不下去了？很简单。民主的观念。不管他是否成熟，但帝王是肯定无法生存下去了。何况还有外国力量的干涉。不过，不要以为帝王没了，专制就没了。帝王制度与专制制度是两回事。

　　观念的变化，对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样会到来“规则”的变迁。

　　至于诺斯思考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

　　为什么制度变迁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经济发展，但有时候就达不到目的？

　　为什么看是相似的制度结果有如此的差别？

　　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人可以很好的解释。笔者也正是试图来解释。

　　笔者想到了一个词“秩序”，也许他可以解释许多现在我们没法解释的现象。

　　讨论规则的变迁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在后续文章里还有讨论。不过都因为篇幅的原因不能做深入的分析，笔者正在计划一本书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跟诺斯的会有不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