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更需要民主
西方往往把自由民主作为自己的私利，其实社会主义更需要民主——更高级的民主。从国家的性质分析，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参加选举、参加决策、参加管理、参加监督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从政治层面上分析，其实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更需要民主.政治制度配套。
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大家几乎得出一致的结论：市场经济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干预，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了推崇。经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总结了经验，发展模式又有了新的创新。政府从监管角色向“主导者”、“组织者”角色转变,并且成效显著。.继全国十大工程建设、几大经济开发区建设之后，现在又推进到城市组合建设。深圳求解一区四市五大中心新命题。从经济特区演变为“一区四市五大中心”——建设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城市、国际化城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示范市；向联手香港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国家战略定位，意味着深圳将由过去的单项改革向系统改革转变，由经济领域改革向全社会领域改革转变，由浅层次改革向深层次改革转变，由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向着科学的、有规划的改革方式转变。成都正在打造32条路，串联周边六城市，建立半小时交通圈。南京都市圈将从统一规划入手，在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方面实现无缝对接，使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巢湖8个城市相拥，尽显“乘数效应”。实现：基建共有一条路，节省了大笔钱；旅游共打一张牌，加大推介力度；百姓共有一张卡，八城享优惠。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仅旅游这一项，就整合了各自优势资源，突出了地方特色，共同打造区域精品旅游线路，形成能够满足国内外不同客源群体需要的旅游产品体系；实现各市官方旅游网站的相互链接，同时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官方旅游网宣传各市旅游政务、旅游产品、旅游项目和旅游节庆活动；实现南京都市圈区域内旅游资讯站(点)的资源共享，共同开展旅游咨询活动。使资源利用更加科学、更加经济。在西方为世界金融危机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中国凭借体制优势,手握巨额外汇储备,顶住西方种种压力,西出找资源、并购企业，意气风发，别开生面。这些都是借助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实现的。其实运用国家的力量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现在兴起的：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制度、调研制度以及专家论证制度使决策更加科学，经验也更加丰富，路也会越走越大。经济发展的计划性、科学性会更多地溶入市场经济之中，今后经济会组织得更好，资源会更节约，效果会更显著。再加上我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群众条件，可以期待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还将强劲地持续下去.
不要以为经济好,政治自然会好。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制度都是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引伸出来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国现在实行的物质生产方式也会影响、制约中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要承认事物都有两面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私有制为核心，奉行个人主义，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也孕育了贪婪，制造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典型的是中国发展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贯彻了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注重各市场主体间的利益有效调节和生产要素的科学组合，比较好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唯利是图”、决策过分分散的弊端，创造了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奇迹，但我们也要勇于承认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新的矛盾，反映出若干严重弱点。
.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既要有政府的积极性、科学的决策和群众的积极响应、热情地参与和权力的有效监督。这一生产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的相对集中。地方政府不仅权大、手中钱也多，筹集资金的门路也多。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以后，社会中有钱的人多起来了，比起一般群众来说,他们容易得到政府的宠爱，有些干部也喜欢他们的捧场。正如人们所说，现在的地方政府不仅有权、有钱、又有势。有些人想方设法把手中的“权“、”钱“、“势”结合起来，称王称霸。现在官场流行着一句话：“摆平”，他们政策观念淡薄、纪律和法律观念差，喜好拉帮结伙，官商勾结陋习也死灰复燃。一旦权力失去有效制衡，干部专横跋扈之风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群众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损失，群众的不满情绪上升，群体性事件也会接踵而来！解放初那种官民亲密无间的好作风少见了，“霸气“官气”屡见不鲜。杭州市办公厅曾经有过决定，不办“统缴卡”，就不给新车落户，不续费就不能参加年检。虽然杭州市在收费方式、征收对象及收费内容上都违反了国家相应法规，但却持续了10年。今年“两会”期间，多名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要求叫停“强卖”“统缴卡”，反馈来的信息是“问题正在研究，结果尚需等待。”这些事关群众利益的大事，只是某个部门提了一个建议，市政府办公会议上议了一下，市办公厅就下通知，执行了十多年。5月1日凌晨，河南州陵阳镇要修一条公路，要占用一些良田，部分农民不同意，镇政府就组织人，连夜强制铲掉该镇农民约200亩麦田，参与的干部一天上午，补贴500元。2009年7月16日，钱江晚报登载一条新闻，广东吴川委托老师征收车船费，而且与今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社会主义社会本应该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现在有些地方官强行代表人民“当家作主”，舆论监督、民主监督受到约束，民主选举、民主决筷、民主管理变得软弱无力，甚至流于形式，“民主”蜕变为“官主”。其间，“一元化”体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元化体制中，党、政、军、法都捏成一把了。这时候，如果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政治观念淡薄，“决策”太容易了！舆论、民主监督都掌握自己手中，又有“官官相护”的支撑，权力制衡机制自然而然退化了！此时此刻，干部专横作风油然而生，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加上沟通渠道不畅，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就此起彼伏。社会因为失去了“公平”、“公正”，拉帮结派之风、腐败之风将会泛滥成灾，老一代革命先辈建立起来的社会稳定基础毁于一旦！经济高速发展与群众不满情绪急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现实提醒我们，不该过分迷恋权力集中。权力可以“创造”伟大业绩，权力也可以营造危机。绝对权力孕育了绝对腐败！
这不是纯理论分析，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典型例子。
某市是一个不错的市，可是在陈某掌权时，凭借一元化体制，轻易地把“依法行政”换成了“法依行政”，法制遭到破坏，群众利益连连受损。权力腐败真是触目惊心!
1996年10月31日,一起恶性事件发生了！起因是一起很小的民事案件。该市东塍镇村民吴胜利向吴世兴借去一万元，后来吴世兴向他要钱，吴胜利否认有这回事，因此发生了纠纷。吴世兴拿着借据到法院起诉。此事法院既已受理，本应由法院解决，可是吴胜利凭借自己与东塍镇派出所长有亲戚关系，找到派出所所长，派出所所长以“诈骗罪”将在田间劳动的吴世兴抓到派出所，并派人搜查了吴世兴家，把在他家搜出来的借款借据、各种凭证等（吴当时兼任村里的电工）连同一万元钱都拿走了，没有出具任何搜查证明和扣押清单。派出所当夜就提审吴世兴。在逼、供中吴世兴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死后，死者家属带儿子找到派出所诘问，派出所不仅不让吴世兴的妻、儿看看死者遗体一面，反遭到民警毒打。后又背着死者亲属将死者火化。群众忿忿不平，围观者从几十人增加到万余名。市委副书记许某调300多名特警队前往驱散。紧接着大肆抓捕围观一些群众，办所谓的“法制学习班”，有的根本没有到过现场的也被抓进去。短的关押几天，最长的数月。最后大多数学员被迫交了巨额罚款，才得以被释放回家。吴世兴的妻弟周贻荣11月5日在杭州，不在现场，但夫妻两人也被抓了起来，分别关了68天和17天，罚款10000元。据村民讲，东塍镇有数百人被抓，罚款金额达四五十万元。而那个派出所所长先是调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担任副主任，后调任城关派出所副所长，直到1999年1月，事已过了两年多，市公安局才象征性地给一个记过处分，一年后即2000年4月记过处分被解除。
在法制学习班中，“据吴加正讲，他被抓进去关了80天，受尽折磨，一间屋子关了20多人，早晨只给一碗稀饭，有时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而每天的饭费却要收40元。名曰学习班，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学习，一点自由都没有，拉屎撒尿全在房间里进行。夜里经常不让睡觉，被罚面壁站立。天气冷的时候，还打开窗户，让冷风呼呼地吹进来，个个冻得发抖。被唤做笔录的时候都得跪着，从楼下到楼上，只能爬上去。无奈，被关押的只好按派出所的旨意回答问题。楼下的人常常能听到楼上有人喊救命。后来吴被逼交了13200元钱（其中3200元是饭钱），才逃命回了家。回家后，养了几个月才能下地干活”。“法制学习班”是省人大和省政法委明令禁止的，那个法制学习班不是学习班，是私设的“公堂”。
死者家属则不断上访，省委书记还作过两次批示，最后总算由公安局和政法委书记亲自主持以赔偿结案。也就是以“私了”结案”，没有移交给法院处理，所长也只是给行政记过处分，调职了事。（材料来自《法制与新闻》2001年第三期）。事隔几年，又发生一起类似事件。2000年7月22日夜，临海市公安局治安中队将与他人打架的年仅19岁的青年吕仁抓回去后，铐在铁窗上，拳打脚踢外，再加上警具，打得吕哭天喊地，当夜死来在拘留所，也是在这位副书记主持下，由公安局和死者家属签订了严重违法的《赔偿协议书》。由公安局一次慌赔偿死者家属12．5万元“私了”。协议书上写明，死者家属不得再为此事纠缠和上访，更不能有闹事等过激言行。
这不是孤立事件。
1999年8月，基金会整顿开始了！为了配合这次整顿，市里改头换面将法制学习班换名“打击逃债办公室”，也私设了一个拘留所，市政法委副书记任主任，同时又成立了有公、检、法参加的清欠队。清欠队所到之处，不管借款到期或没有到期的，限令立即归还；没有钱还的，就抓起来，关进“打击逃债办公室”，派武警看门。在清理中，也是“老子说了算”！该市有一个基金会。是一个乡政府申办的，1993年7月8日经市体改委批准成立的。后来基金会整顿时，国务院文件明文规定：“谁审批，谁负责，谁清理。”市里却定为“非法”。市体改委不同这样定性，拒绝接收清理，强迫基金会自己清理。市法院把它上诉中借款合同定为无效合同，利息判没收，一个好好的基金会被闹得无法收场。这是政府办，政府批的基金会，政府却定为非法，岂非天大的笑话？他们以为将它定为非法以后，政府就可以不用承担责任了，可是却无法回避这个“非法”基金会既是政府办的，政府批的，政府办了一个“非法”基金会，让群众“上当”，其法律责任不还是推卸不掉吗？由于各方意见统一不起来，整顿也拖下来。1999年8月5日基金会全面清理开始了。文件明确规定，“凡是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办金融业务的，其债务由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负责清偿。”同时又规定：“凡是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的基金会，都要纳入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范围。” 中央政策不仅重申“谁审批，论负责，谁清理”的政策不变，并且明确规定：凡是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的基金会都应纳入清理范围，享受与农村合作基金会同等待遇。按照国务院文件规定，该基金会完全符合条件、应该参加统一清理。参加统一清理后，可以享受合法地位和法律、政策的支持。善始善终做好清理工作，还可以享受某些政策优惠，借人民贷款以了结存款兑付的大难题。省里规定：需上报省审批。可是市府某些领导坚决不同意上报。就这样使这个基金会失去了合法地位，失去了政策、法律和行政的支持。贷款收不回来，存款无法兑付，群众闹起来了。基金会章程和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股东以其出资额对外承担风险。”市府领导“动用”公、检、法将股东抓起来了！强令以股金额的十倍罚款。国务院文件规定：“谁审批，谁负责，谁清理”，市里却抓工作人员当替罪羊，有的关了九个月。市检察院秉承行政旨意，名目张胆地违背国务院政策规定，将历任业务负责人列为被告，提起公诉。经过市法院开庭审理，做出无罪认定，检察院迫于无奈，只好撤回起诉。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司法部门还在做小动作。法院只是按“取保候审六个月”处理；撤诉本身说明市检察院已同意市法院作的“无罪认定”，但是检察院为了绕开国家赔偿法，不下撤销逮捕的裁定书。（因为赔偿法规定：第一步要先有司法部门认定）而是在2000年5月11日又向市公安局发出了“补充侦查决定书”，连同部分材料退回公安局，要求市公安局作补充侦查。而此时，市法院做出的取保候审期六个月的期限已超过了两个月。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期满，无罪认定生效，搞补充侦查干什么？又根据法律规定补充侦查期以一个月为限。可是这个补充侦查资料至今还压在公安局。公安局没有作补充侦查，也无意退回检察院。受害者去要求落实政策时，有关方互相推诿，实际上市检察院是在玩“花样”。逮捕令是检察院签发的,取不取消逮捕令当然由检察院决定,这是无法回避的。市检察院所以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回避履行法律程序，不愿承担赔偿责任。至于那个基金会，因有国务院《国发办》[1998]126号文件规定：“凡是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办金融业务的，其债务由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清偿”。后来市府被迫接收该基金会了，给存款人兑付了一部分存款，还有近一半没有兑付，市府说无钱赔偿，十年过去了，事情就这么僵着。为什么这么明显的违法事件市府某些领导能“我行我素”？是因为“决策者”、“执行者”、“监督者”和违法者都“打成一片”了！结果是：前政府违纪、违法事情没人追查，更谈不上按法律程序处理；上访的没有答复，也平安无事；无罪坐牢的没有地方可以讨回公道，侵权的也得不到赔偿，连一句认错道歉的话都没有。其间，副省长也带了几十人下来调查过，接待过存款户代表；他们也找人大代表反映过，都没有下文。十几年时间过去了！那个主办市长升了官，那个“打逃办”主任（私设拘留所所长）后来在一次车祸中死了，被追认为“英雄”，那个基金会的存款户还有一半存款没有兑付！
这些事，说起来情节又简单又清楚，涉及面又如此广泛，奇怪的是：该市在陈某的主持下，“法”可以在党委会中”变通”，中央政策在地方政府的办公会议上可以随意修改；司法机关心甘情愿做违法帮凶！司法机关本身触犯了法律的，因为有“相互关照”，居然平安无事！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有一个一元化体制。市委决策大家都要服从，监督工具全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会有人出来追查，也不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上访了，一切结果都在意料之中。不幸的是，中央干部管理有关文件出了一个又一个，学习、检查一次又一次，都安全过关了！是下不了手？还是管不胜管？
但是给群众的印象是，集中型体制如果权力失去监督，权力腐败泛滥，是很可怕的。我们用对干部的纵容姑息，换来群众的失望！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用军民的团结、官民的团结换来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怎忍心因某些干部的专横而毁了官民的亲密关系？
没有民主政治，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在那里？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要实现的是共同富裕。我们天天讲共同富裕，可是我们的社会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有资料说，我国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在我国，超过上亿元的人员中，高干子女占大头。我们的中小企业也是地位低下，日子难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中国企业的总数中99%的中小企业，其创造的出口占60%以上，创造的GDP增长占70%以上，接纳的劳动力近80%，每年新增就业机会的90%以上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中小企业是基层群众谋生的地方，中小企业不稳定，群众收入不稳定，内需增长当然要受到限制。我们希望转变生产方式，叫喊共同富裕，叫喊拉动内需，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中有一个主要问题是融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成为近十几年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中小企业既是群众就业的主要去处，牵涉到百分之八九十人口的民生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什么不能得到大企业同等的融资待遇？甚管各方意见很大，有关领导就是听不进去，有些不合理的政策就是不愿改，直到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矛盾终于暴露了！至于能不能彻底改，还是一个问号。这种作风有点传统性。建国初期，那时资金困难很大，我们在处理工业与农业关系时，把注意力放在工业上，而把农业放在一边。不仅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有一时期,甚至把农民工称为”盲流，设卡围墙”；改革后，在企业发展上，我们重“大”(企业)，轻“小(企业)”；说是出于“资金安全考虑”，金融体制改革时一直把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撇在一边，让它们仰仗高利贷过日子，后来索性把民间借贷也打入地下；股市也是国有企业、大企业独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最近,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文章，小银行应是穷国金融体系支柱.。他说：“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以及市场的规模与先进程度不适合低收入市场。地方小银行是向贫困国家最为重要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和家庭提供金融服务的最佳实体。”国有商业银行独大这种体制不仅妨碍了中小银行的成长，而且宠坏了这些大银行。前一时期为小额账户收费问题闹得意见纷纷，现在有些银行作出几十项新规定，要大收手续费。其中有一条规定：开张证明收费50元，群众讨依据，舆论一片哗然。大家在争论：“银行应是实体经济的“推动者”，还是完全独立的财富的创造者？”可是决策者还是：“我当官，我说了算！”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科学的决策，还要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屁股坐正了，决策就好；屁股坐弯了，就会出大问题。
共同富裕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但市场不能解决分配问题，分配问题要靠宏观调控来解决。宏观调控是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完成的。所以解决分配问题，一靠发展，二靠科学的利益协调。这些都要通过制度、政策协调来完成。首先在于决策者心中有没有群众，能否全心全意为了群众，平等、公正对待群众；还在于我们有没有一套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的协调机制。市场经济是信息经济，干部与干部周围的人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普通群众都处在劣势，如果干部思想不过硬，缺少民主监督（这才是症结所在），掌权人与他（她）自己和他周围的人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还可以“借权”，“借势”而发家致富，一般工人和农民将在竞争中会败下阵来！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除本身条件外，外部条件主要是信息、资金、政策，现在一般群众和小企业在以上三方面恰恰处于劣势，常吃败仗是意料中事。有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群众和企业只有市场关，我们的一般群众要过两道门槛，一道是市场关，一道是宏观调控关。市场关中还有市场环境、规则，也是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完成的，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的素质、作风的要求就要高一些。政治腐败，干部作风不正对经济对群众利益的影响就大得多。现在有些管理层对年薪津津乐道，主张还要拉大一些，是中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辆车，如果让满脑子想走资本主义的驾驶员来开，最终的目的地当然是资本主义。现在干部大多学西方理论长大的，学校一出来就当官，权又那么大，官气、霸气不学就会，如果我们把关稍不注意，民主监督跟不上，在这样的体制和人事制度环境中，不学坏是很难的。长此以往，可能积重难返了！《报刊文摘》2009年4月3日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俄80%官员腐败时，如何反腐。》揭露出来的俄罗斯腐败问题是触目惊心的。最近在被称为“一只蚂蚁”的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大市场整顿中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是何等严重！看了一张“腐败价目表”令人心寒！苏联的解体都没有唤醒苏联人民，普京的铁腕手段也未能解决腐败问题，足见问题的重性面。真的，“80%官员腐败时，如何反腐。”？面对反腐挑战，梅德韦杰夫总统除决心按反腐规则选拔干部外，还不止一次表示，希望吸收社会各阶层、各党派的力量加入政坛，并努力为小型政党参政创造条件。同时强调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并非一定要出自统一俄罗斯党成员。这对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们要下决心在人事制度上、体制上消除了“垄断特权”，建立起民主、廉洁的政治制度，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没有民主，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没有民主，在短期内我们经济可以上去，却会培养出一批“狂人”，中国的老百姓要倒大霉，中国经济将会夭折！
现在看来，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只解决了一般经济发展问题，还没有完全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问题，重点是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没有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不起来的，建起来了，也是不能巩固的。（200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