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精神气质的，如男人之阳刚气质与女人之阴柔气质，如男人中温文儒雅之气质或粗旷豪放之气质，如女人中大家闺秀气质或小家碧玉气质。

国家和民族作为人的集合，也是有精神气质的。马克思·韦伯在1915 年发表的《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新教伦理吻合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他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温情与自豪。马克思·韦伯明确指出，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中国伦理的土壤中缺乏资本主义精神。西方一些学者在上世纪90 年代做了一个世界经济文化地图的研究，也发现文化因素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基本都是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经济发展具有以新教为代表的西方气质。

马克思·韦伯还写过《儒教与道教》，但在世界视野之下看中国、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之中研究“汉学”，我更欣赏丁韪良（美国人）的《汉学菁华》，明恩溥（美国人）的《中国人的气质》，林语堂的《吾国吾民》（英文写作）。丁韪良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首任总教习（相当于校长），明恩溥是促成将庚子赔款返回中国办教育的人，林语堂则不用介绍。他们都有很高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修养，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十分热爱。这三本书十分精彩，但我不同意他们的一个共同观点。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在热爱中国的同时都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中国只有用基督教精神来改造才可能拥有辉煌的未来。丁韪良在1901年就大胆预测中国会在一两个世纪之内用现代科技把自己武装起来，跻身于世界三四个强国之列，而西方各大学也会把中国文学做为必修课之一，但是，中国需要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林语堂在肯定中国历史成就的同时，感叹抑或只有上帝自身出场才能匡助中国，使之成为第一流民族。

一百年后的今天，丁韪良的预言成为了现实，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三四个强国之列，但肯定不是依靠基督教精神的改造和上帝的恩典。遗憾的是，我们自己还说不清楚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什么精神气质或者将走向什么样的精神家园。我们的企业家们在重要场合都穿着西装，但似乎不具有西方气质，好像也没有东方气质。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确发展起来了，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支撑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华人到世界各地都是经商的好手，尤其不能解释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发展与文化有关系的话，倒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精神气质了。

在写文章的同时，我随手翻了几本书，看到三段故事。

一是瞿秋白的故事。瞿秋白临终的最后一个夜晚睡得特别沉，应验了他平日所说的“睡觉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小休息小快乐，大休息大快乐”。那天早上他用韦应物、郎士元、杜甫的句子凑成一首七绝：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然后，独酌独饮、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瞿秋白在他人生36 岁的定格上演绎了儒家的入世理想、演绎了道家的豁达超然、演绎了唐诗的烂漫优雅，这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而不是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气质。我又想起周恩来说过的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但我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也是一位极具中国精神气质的政治家。我想我们现在有具有唐诗气质的企业家吗？

二是读到有一位担任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元老在上世纪90 年代时（说明这个时点很重要），对子女们说，“你们谁若经商，我就打断你们的腿。”解读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避免腐败，但其背后的逻辑是经商一定导致腐败，另一种解读是对商业和商人的深恶痛绝。这两种解释，都是中国当代商业和商人的悲哀。今天中国商人在民间和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什么？

三是有位中国高级将领感叹解放军中的女兵今不如昔。他说二十年前几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名女兵总有亮点。今天一百个女兵也看不到闪光。他由此感叹今天军人的质量，说今天已经不是最好的矿石都往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送了。我于是想，今天最好的矿石往哪里去了？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如果说有不少跑到商界去了，如果说他们在商场上百炼成钢了，那么仅仅赚钱是钢吗？他们能够满足于做没有精神气质的商人吗？

据说拿破仑说过，男人过四十岁以后就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那么，一个成熟的中国商人阶层也到了应该对自己相貌负责的阶段了。何况他们脚下踩着的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独特精神气质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