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债危机只是导火索
《中国经营报》：华尔街或许到了1929年之后最大危机之中，贝尔斯登倒闭、两房被接管，雷曼申请破产、AIG苦苦求生、五大投行变故纷纷。次级债危机根源在哪里？
陈兴动：现在看来，次级债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索。我曾经对次级债危机的形成做过研究，次级债在美国不是新产品，次级债因为放开信贷评分，所以在美国很受欢迎，尤其中下层阶层、少数民族、移民等群体对此很热衷。 但是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呢？
事实上，次贷份额扩大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2000年占美国整个信贷的规模大概不到5%，2006年就上升到20%左右。为什么上升那么快呢？根源还是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日后有一天，我相信如果有人写格林斯潘的传记，他离任时候的评价会被改写很多，但事实上他在任的时候也把美国带入帝国的繁荣时期。随着美国2000年的网络泡沫破灭，迫使美联储随之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就出现大规模的负利率，这时买房子比较划算，同时次贷也随着做了很多创新和调整，获得了更多份额，但是隐患也开始酝酿。随着大量金融工具与对冲基金蓬勃出现，次贷资产被不断重新打包包装，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清算这种金融扩张的阶段。去年，我有个同事辞职去了一家全球很大的对冲基金，他和助手的交易量居然比我们整个银行还大，而他在对冲基金的同事一年挣的钱在其他行业几十年上百年也没法挣到，那时候欧美有钱买私人飞机的都是年纪轻轻的金融家。我感觉很不对劲，从去年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可能要爆掉，不过没多少人相信。
此外，我还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能相距太远，华尔街金融风暴更多源于金融创新的一种失控。目前大家公认如果仅是因为投资失误导致损失，那是很honest（诚实）的表现，事实上整个市场存在大量cheating（欺诈），投资次级房贷和投资CDS（违约信贷掉期）、CDO（抵押债务证券）之间相隔已经有十万八千里，可以说没什么关系了，不过是因为过去产品回报很高风险很低，没有一个人关心，也没有一个人在意，没有人愿意把这个车慢下来。可以说，当然，若不是布什当政的话，也许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境地。关于金融衍生品，巴菲特曾经说过，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风险有多大，如果金融创新到了最后，没有一个管理当局理解创新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肯定会出现。有个笑话这样说，投资银行告诉投资者，产品风险出现根据模型算出来一千年才有一次，很不幸，我们现在就遇上了。
《中国经营报》：目前状态是危机的结束还是另一个开始？
陈兴动：现在不能说开始，也不能说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相当动荡的阶段。一般来说，主宰市场的往往是两股破坏性力量，一个是贪婪，一个是恐惧。在市场蓬勃的时候是贪婪在起作用，钱永远挣不够；而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是恐惧在起作用，目前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恐惧的传递速度也比过去快了很多。
今后的状态取决于近期市场动态，如果近期再有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爆掉了，那么大家也心安了，反正坏也不能坏到哪里去了，可以说爆了是好事；但是，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允许这样，他们会逐渐变卖资产而不是彻底清算，这就是不愿面对最糟糕状态的人性。如果这样的话，市场可能会有更坏的预期，开始进入至少半年的低潮阶段，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过了这六个月，会开始有专家学者来研究华尔街金融制度，提出各种政策建议；再过一年多，美国将会重新立法管理来限制风险，所以我预计要等到2012年左右，华尔街才能步入正轨，那是第三阶段。不过，我认为那个时候华尔街已经不复今日的发达蓬勃，对金融创新的管制肯定很紧，机构也会如履薄冰，我更愿意称之为一个后华尔街时代。
《中国经营报》：回头来看，次级债危机有什么可以反思之处？
陈兴动：早在1998年，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破产之后，就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一家雇员人数只有230名的公司破产能够动摇美国金融体系？随着金融创新的活跃，风险不断加剧，金融产品往往有着太多太多的上下游，所有的机构都被前所未有地关联进来。
美国有两套模式，我觉得目前出问题不是在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模式，而在于分业管理方面。面对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与市场狂潮，没有一个统一的金融当局来进行监管，导致现在信息数目仍旧很不全面，这是金融创新过于宽松的后果。过去我也觉得美国的各种制度很好，华尔街也一直是我们学习的偶像，但是今天偶像坍塌了，我们很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不能完全照搬照套。比如我们中国的金融监管也缺乏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目前是一行三会并存，往往在很多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前后脱节，让企业与社会无所适从。
保守的后华尔街时代
《中国经营报》：著名金融学大师米什金目前也在美联储担任理事，他此前在他的新书中断言下一轮全球化主要是金融全球化的浪潮。这次美国危机中国也感受到了很多冲击，很多机构账面出现了投资亏损，这样拥抱金融全球化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后华尔街时代的世界与中国有什么变化？
陈兴动：后华尔街时代具体是什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但我认为conservative（保守）会成为主流，尽管会时不时在自由liberal（自由）和conservative（保守）之间谋求平衡。金融风暴的后果会很厉害，对美国财经收入以及金融和金融相关行业影响深远，广泛失业又会引起社会不满，这种情况和二战时有些类似，世界格局将会变得相当复杂，即使奥巴马上台也不会改写这个趋势。
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飞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也必然需要开放和全球化，可以说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得利者，更希望金融也全球化。但是中国也不需要急于一时，因为中国的机会仍旧还在，如果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还有25年才能完成，那么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还有三十年的增长机会。我预计全世界未来几年全球化步伐肯定会放慢 ，每个国家都会变得很保守，那个时候国家利益成为每个国家的首要诉求，我认为中国那时候也要先讲爱国主义，首先要学会自保，没人会听信国际主义的说法，国际间利益才是永恒。
《中国经营报》：目前日本金融机构大肆投资华尔街，三井入股大摩，野村收编雷曼亚洲，与此同时，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国际资产投资，以往无论买美元债券还是美元资产，中资机构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亏损。现在有一种声音，无论是从战略还是盈利上考虑，现在都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入驻华尔街的绝好时机。
陈兴动：目前很多人说次级债危机见底了，潜台词就是赶紧抄底啊。我一直反对无视国际风险的做法。抄底肯定是好事，但是现在是底吗？有人说华尔街的公司现在很便宜，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些便宜的判断标准都是华尔街的系统？什么PE（市盈率） 、PEG(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 ROE（净资产收益率）都一样来自华尔街，如今整个华尔街的参照系已经崩溃，怎么还能拿这个标准来评价次级债资产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变的时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实情来重新定义价值参照系。
关于投资海外，我认为我们有太多的经验教训，最典型的是日本。当时日本人一鼓作气买下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世界都惊呆了，说日本要买下美国。但是后来事情变得怎么样了？最后日本把洛克菲勒中心还给美国人，价格还打了六折。所以我觉得有钱不必要做这个。而且坦白地说，在七月份之前，国际社会为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受的损失比美国自身损失要大得多，这时候中国海外投资应该更谨慎。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中投公司海外运作时间已经比较长，那么我们遭受的损失肯定比眼下大得多，现在是万幸，但也应该要统计次级债危机中中国的损失到底是多少。我绝对同意海外投资是一项国家战略，肯定要坚决去做，但是关键是怎么做的问题。我建议中国应该多几家主权财富基金，一家中投是远远不够的，就是新加坡这样的经济规模，还有淡马锡和GIC两家呢。
改革需要专门机构推动
《中国经营报》：现在大家都在总结次级债危机的教训，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对金融创新监管过松，而相对应国内监管一直是过紧，放权的声音也喊了很多年。当中国一直学习的偶像发生这样的逆转，现在看来，监管“松”与“紧”的尺度如何把握？
陈兴动：在监管这个问题上，首先，我们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相反，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于管得太死，放松仍旧应该是大趋势。比如我们的债市，目前仍旧没有统一的债券市场，各种债券硬性分割在不同的部门批准发行；比如对于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一直有着莫名其妙的恐惧。其次，鉴于我们目前的整个金融系统并不够完善，加上目前美国经济破灭的外部环境，我们不能贸然进行资本项下的开放。
《中国经营报》：可以说，次级债危机是美国的，问题是世界的。中国今年国内形势也不乐观，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中国经济明年前景取决于哪些因素？
陈兴动：目前看来，次级债危机对于中国影响可以分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企业、个人直接投资次级债的损失，目前还没有统计；其次是美国虚拟经济破灭之后，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如何投资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第三，随着中国人民币升值，这直接导致了资产减值，加上对外投资也有损失，两种因素使得我们金融机构里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如何重新平衡将成为一个问题；第四，美国经济如果进入衰退，影响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增长，中国的出口可能会进一步下降；第五，美国经济衰退以后，下一步金融改革如何走仍旧是未知数。
如果美国经济真的陷入衰退，我认为对中国以及世界是祸不是福。目前中国经济并不能让我兴奋，比起通货膨胀，增长更成为问题。这段时期中国经济下降周期刚好与外部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周期同步，明年中国经济形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就是美国经济抵御次级债危机的能力，是否能在2009年消化这次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决策层是否能够形成共识，尽快出台一些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
《中国经营报》：上世纪80年代起，你就参与过中国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后来也一直对中国经济保持关注，算是改革的见证者。你刚谈到的部门分割根源还是在于利益分配，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议不少，不少人认为改革动力不足，阻力很大，有人则认为改革方面出了问题。
陈兴动：改革肯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不可否认改革三十年成绩巨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制度转型仍将需要更多动力。如果按照西方先改变规则再改变行为的模式，中国永远没有改革，在中国往往只能先改变行为再改变规则。改革曾经的火车头因为获得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那么改革就很难推行，利益集团肯定会影响继续改革。中国的制度有它现实的运行难点，我认为现在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发动机，也没有人去擦亮机器去点火。
我感觉这几年改革确实走得比较慢，尤其在华尔街偶像倒掉之后我们更需要反思改革。我认为当下还是需要组建上世纪80年代体改委那样一个机构来继续运作改革，一方面政策比较集中统一，另外一方面又能超然于部门利益。同时，我认为今后的改革之路会更艰难，坦白说我们过去推动的改革都是比较简单的，大家都是计划经济的思路，按照国家领导说的办，但是随着市场经济进行了这么多年，大家的观念也变得更加多元，不会是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办了。
《中国经营报》：目前中国面临多重转型，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等等交错，怎么来认识这种复杂性？
陈兴动：走到今天，不得不反思一些东西，我们的文化往往和市场经济存在一些冲突，教育内容也相当滞后。以前我们总笑话西方人虚伪，做什么坏事去教堂忏悔十分钟，回来继续做坏事，其实不是这样简单，心灵的东西不是那么回事情。在西方，社会的基石除了法律，还有宗教，法律管不了你的道德来规范你，宗教管不了你的还有法律在约束你。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那么多年，既没有建立真正的契约精神，也没有树立起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