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陈伯达

叶永烈打算采访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还没有出狱。监狱方面告诉叶永烈：陈伯达马上刑满释放，他被释之后你再采访会更方便一些。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10天之后，叶永烈赶到了北京。

陈伯达得知叶永烈要采访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本来就很少接受采访，何况经过多年监狱生活之后，他希望有个安静的晚年。

叶永烈采取了迂回战术。他在北京呆下来，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秘书、子女、警卫员……“那时候上海作协那些同行只知道我经常在北京，但是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坐在《中国周刊》记者对面，严肃地近乎拘谨的叶永烈，脸上露出有点狡黠的笑容。

叶永烈开始“出击”了。他要和陈伯达见面。

怎么称呼陈伯达？叶永烈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陈老”最合适。一来他确实够“老”，二来体现了自己对他尊重。

“我觉得，无论这个人过去如何？当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历史当事人，我必须对他保持尊重。”叶永烈说。

虽然事先打了招呼，陈家的大门依然紧闭。陈伯达的儿子知道是叶永烈，给他开了门。

叶永烈见到了陈伯达：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的带着帽子，衣服也总比别人多穿一倍，眉角的眉毛很长。

陈伯达谈兴并不高，礼貌性的和叶永烈打招呼，表示看过叶永烈的作品。

叶永烈需要打开僵局：“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兴致并不高。

叶永烈说起往事：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陈伯达到北大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陈伯达还带了一个“翻译”——把他的闽南话翻译成普通话。

“我那时是北大的学生，还是第一次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还要带翻译！”

陈伯达哈哈大笑。叶永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对他的采访。

越来越熟悉。陈伯达有时候也会和熟悉之后的叶永烈委婉地发些牢骚。

“比如对最高法庭的审判，有一次他反问我：审判时说我1966年6月1号《横扫一切牛跪射谁》那篇社论，是煽动内乱罪。你知道这句话是谁的话？”叶永烈平静地叙述着陈年往事。

有一次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去看叶永烈。这个人民日报记者的家离陈伯达家只有几百米。走得时候那个记者跟叶永烈说：“叶永烈，我来看看你的原因就是，我离陈伯达那么近，都没有采访他，但是你从一千公里之外的上海跑过去采访。你的勇气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那么近都没有去采访他，唉。”

叶永烈问他为什么。那个记者说：“怕啊。不敢去。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

 

采访王力关锋戚本禹

采访了陈伯达，像是打开了一扇窗，很多文革核心人物的门陆续地被叶永烈敲开。

“陈伯达之后是王力，王力又介绍我去采访关锋，关锋之后就是戚本禹。”叶永烈一点点回忆他采访的顺序。

王力自从被抓到秦城监狱出来之后，一直不对外面说话，叶永烈是第一个敲开王力门的人。叶永烈第一次找到王力，是1989年。第一次见面，王力知道叶永烈的名字，这让叶永烈觉得有戏。

叶永烈第二次找到王力的时候，王力已经给他在上海作协的老朋友打了电话，打听叶永烈。在老朋友那里，王力了解到叶永烈是个“很可靠的人”，“王力开始接受我的采访，而且是深谈。”

采访完王力，叶永烈写了一万多字的《王力答客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叶永烈的印象中，做过官的王力有些官架子，但是书生气也很浓，说着说着，就会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引经据典。

在采访过程中，叶永烈和王力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了，后来王力把他的手稿都交给叶永烈，王力的回忆录也是叶永烈帮忙编的。

王力是个很讲究礼节的人。有一次叶永烈去看他，带了爱人同去，后来无论是通信还是打电话，“他总要问我爱人好”。

后来叶永烈采访关锋，王力帮了我的大忙，他打电话给关锋，说：“叶永烈要采访你。”

否则，叶永烈可能见不到关锋。

一见面，关锋就说：“这次是我第一次对外人谈文革，也是最后一次。”叶永烈拿出采访机，但是关锋坚决不肯录音，这和王力很不一样，王力不排斥录音，“我是事不无可对人言。”叶永烈这样转述王力的话。

因为王力的关照，关锋对叶永烈存在基本的信任。在叶永烈的说服之下，最后关锋还是答应了。

“实际上，关锋那次的谈话极其重要。包括他自己的经历和文革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叶永烈如此评鉴他对关锋的那次采访。

在那次谈话中，关锋说了很多往事：有一次他参加毛泽东的宴会，毛说：“为全国人民，为全人类干杯！”这句话后来经常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引用，这就是从关锋那次谈话来的。

还有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林彪坐在关锋的前排。那时候开会，都是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就是“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那次开会，说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毛泽东就用肘碰了碰林彪，说：“下面就该到你了。”林彪很敏感，专门下了通知，让以后开会不要再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样的话。

“这个文件，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文件是怎么下达的，为什么要下达，原因就在这里了。”叶永烈说。

叶永烈如此评价关锋：“关锋人称“关夫子”，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整天埋头在他的孔子老子的研究中。即使在文革中也是如此。但是这样的人一个人，为什么如此深程度的被卷入政治，我觉得，有时候，人到了那个位置上，就会身不由己，无法摆脱。秀才做官，就摆脱不了做官的事情。”

 

没有采访到江青的遗憾

在别人眼中，叶永烈能够采访到如此之多的历史当事人，令人羡慕。但是叶永烈有自己的遗憾。

从做这个题目开始，叶永烈一直准备采访江青。叶永烈深知，以江青的性格，一但接触到江青本人，江青一定会滔滔不绝。那时江青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戒备森严，叶永烈跟没有接触的机会。

有一次，叶永烈正在北京采访，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有人告诉他江青因病住进了北京复兴医院，而北京复兴医院正是公安部所属的医院。这让叶永烈感到兴奋：采访江青的机会来了！

他立即通过在公安部的朋友帮忙联系，希望能够跟随公安部的车前去探望江青。

申请的时候，叶永烈用的是“研究文革”的名义。在朋友的帮助下，申请通过了。

就在叶永烈准备搭车前往的时候，对方问了一句：“你会不会写成文章报道？”

叶永烈想都没有想：“当然。”

对方犹豫了，说要请示一下再做答复。这一请示，就没有下文。

也有经过努力也没有采访到的，比如华国锋。

叶永烈一直想采访华国锋，以便了解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他专门跑到华国锋的住处，把自己写的《华国锋年谱》请秘书转交华国锋。

华国锋一直坚持说：采访他必须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批准，这是规定。一直到华国锋去世，叶永烈也没有采访到。

 

回到最初计划

接触了大量历史当事人的叶永烈，开始回过头来完成他最初的计划。

但不是简单的合并。一边合并，一边补充新材料，《中国周刊》记者在出版不久的《四人帮兴亡》中，甚至看到了2008年的材料。

其实，早在2002年，合并就已经初步完成。

合并完的《四人帮兴亡》不再是四个人的传记，而是一个“帮”形成、消亡的历史。如此一来，原来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

比如批判《海瑞罢官》，《江青传》要写，《张春桥传》要写，《姚文元传》还要写。谁都避不开。但是都写，就会彼此重复。

合并完成之后，这样的问题解决了。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江青如何一步步走上政坛、四个人如何结帮……一场完整的丑剧，被叶永烈拉开了序幕。

但是出版很不顺利——文革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

最初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想出。出版社的编辑告诉叶永烈，书稿用A4的纸打印了1500页。结果报题的时候被否了。

叶永烈想到了到北京来试试。结果在在北京辗转了5家出版社，结果都和上海一样，一看这个题目就给否掉。

一边找出版社，叶永烈一边补充。

2008年北京书市，叶永烈到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之前出过叶的文集。这次又找到叶永烈，想出这套书。

叶永烈很坦然地告诉他们：“前面有六家要过了，牌子比你们硬的也有，但都没有通过。”《人民日报》出版社表示尽力。

叶永烈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稿子交给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社的人到了叶永烈的家。三个人，而且拿着合同，章都盖了，只要叶永烈签字就生效。

出版社告诉叶永烈，书稿已经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而且领导部门已经批准出版了。

叶永烈开始还不相信。直到出版社的人把领导部门的批示文件拿给叶永烈。叶永烈看到文件上“批准出版”的字样。

叶永烈本来做好了准备，让这套写了二十多年的书“烂在电脑里”，如今终于出版了，“算是完成了我心愿”。

因为这套书，在叶永烈的心里，“很重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