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末，吉林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打死人”事件发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一事件的核心是，资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工人的切身利益，最终造成严重的劳资冲突。8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今后“企业改制方案应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职工的裁减和安置方案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的不应实施；既未公开又未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视为无效……”。虽然《通知》没有明确提到“通钢事件”，但我认为，《通知》所指的现象也包括“通钢事件”在内。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通知》。
中国曾经采用一种西方理论，把工人和资本家当成天生的敌人。这种理论加上民主原则，工人由于数量多，因此，工人就成为天然正义的一方，少数资本家就成为反民主的邪恶。于是，打倒资本家，工人自己当家作主，就是民主的最佳体现。然而，这种方式经多年实践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因此，中国又转而接受西方的另一种理论：资本就是英雄，有钱就是老大。甚至还把资本描绘成引导文明和进步的唯一力量。这种180度的转变所造成的不良结果之一，就是劳资冲突加剧，“通钢事件”只是一个凸显的典型。经过时间积累和具体实践，中国应该认识到，把工人和资本家对立起来，投身性地保护任何一方，都不是可取的方式，中国需要另一种方式。
我还不十分清楚，中华全国总工会8月14日的《通知》是否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倡议。我希望《通知》具有法律效力，并且还能有具体实施和检查落实的方式，从而使这个《通知》能够成为保障工人权益、利益的有效依据。然而，我们同时也会产生另一种担心：工人由于知识的欠缺，是否能够在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其它重大问题上，真正理解企业经营的全貌？工人是否会因为有了法律的支持，过分注重自己的个人利益，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受到不利影响？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一情况很可能出现。于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中，政府应该是什么角色？
在工人当家作主、废除资本家权利的这种民主方式下，政府直接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资本家只能倒霉。当另一种理论反其道而行之，资本家成为创造利润的英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结果就是，政府站在资本家的一边，代表资本的利益。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两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资本主义理论认为，不同利益集团在制度下的冲突和妥协，能够达到平衡。这种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能够在制度中发言的，都是强势利益集团，像工人这样弱势的利益集团，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多少占据讲台发言的机会。因而，资本主义靠冲突和妥协达成的平衡，事实上只是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因而容易伤害弱势里团的利益。弱势集团的发言权，只在数年一次的投票时被利用一下。美国最近经济报表形式开始好转，但是，大众层面的消费和就业依然困难重重，就是一个例证：强势利益集团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达成他们之间的妥协，造成资本家所向往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好转。而大众消费能力、就业等指标，被排除在首要指标之外，沦为第二、第三重要的指标。
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政府应该超越所有利益方，扮演最公正的第三者，从而有效地调节双方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给政府一个清晰的定位：政府不代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单独利益，而是代表整体利益，政府的作用就是努力达到各利益集团，包括强势和弱势的利益平衡，并使这个整体拥有继续发展的潜力。我们应该承认，资本和劳动者组成经济实体在市场中获取利润，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但是，我们不应该像西方理论那样，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工人和资本家，谁也离不开谁。消灭了资本家，工人也难以生存；没有了高效、积极的工人，资本家也难以生存。西方理论总是让政府的角色在工人和资本家两者之间跳来跳去。而中国要超越西方，就应该从理论上摆脱西方的局限。政府不该完全代表工人，打倒资本家；政府也不应该完全代表资本家，欺压工人。
政府要扮演好这个公正的角色，要有前提和基础。最关键的是，政府自己不能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政府应该同所有利益集团保持安全的隔离和距离。只有这样，政府的公正才能获得应有的权威，并借助这一权威，使得公正得以实现。否则的话，政府常常受西方理论的不同影响，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摇摆，容易导致政策不稳定和权威性下降。就好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通知》，如果只是表面文章，或者总工会也影响不了事情的具体进程，结果必然是，想扮演公正，结果做不到，还可能给经济实体今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反而让人们以后不再重视它的意见。如果政府自身也处于利益集团中，公正的难度更大，权威也难以保证。
“独立性”这个词人们经常说，我认为，最需要保持独立性的，就是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政府“独立性”的关键就是从表面到本质，都摆脱利益集团的纠缠，从而获得真正的、持久的、有效的、公正的权威。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古代曾经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让很多西方理论家大跌眼镜，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懂，中国借助了源自于自身历史的这一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并没有完全彻底地贯彻，在很多方面，还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使政府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摇摆，或者在直接的利益争夺中占据优先地位。中国应该更加彻底地贯彻政府永远保持公正的传统，并将这个复兴的传统成为当今世界所有政府的借鉴。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理论上开始正本清源。
事实上，只要承认资本的合法性，资本就具有了比工人更强大的力量，因此，政府的公正性，从自然状态来说，只有偏向于弱势群体，才能得以真正体现。但是，还是必须指出，偏向弱势群体，并不等于政府自己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换句话说，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不应该直接上场比赛。希望“通钢事件”能使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获得更加清醒地认识，从而让政府的角色和形象更加清晰准确，真正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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